规划局长们眼中的唐山重建

（文 / 贾冬婷）

( 唐山抗震纪念馆 )

城觞

30年前的那个夜晚，在承德的赵振中被大地震强烈的晃动惊醒，匆忙跑出宾馆。原唐山市规划局副局长赵振中当年是唐山市城建局规划科副科长，当时正出差在承德参加全省规划工作会议。天一亮，他和惊魂未定的各地参会者急忙打电话询问家里情况，天津的电话通了，秦皇岛的电话通了……唐山的怎么也拨不通。挨到傍晚，一辆东北医疗队路过，说是紧急救灾的，“震中在唐山！”

车走了将近一天，离唐山越近，赵振中的心中的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跟他们同方向进城的车都是工程车，救灾车，而出城的车上黑压压摞着的都是尸体，路边的残垣断壁越来越多，情状凄惨的死伤者也越来越多。赵振中一路的焦灼慢慢变成冰凉，跟身边的同事说，“我们回去准备后事吧。没希望了”。

一进新华道，“唐山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斜插在地上，旁边就应该是他家所在的市政府干部宿舍平房了。在一片废墟中，赵振中找到了妻子和两个孩子，坐在路边，还是睡觉时的裤衩、背心，披着件邻居从废墟里扒出来的衬衣，一家人抱头痛哭。从家中废墟里，赵振中挖出了一块表，在大地剧烈震动的瞬间，它的指针永远定格在了1976年7月28日灾难发生的那一刻:3点42分。

整个城市大的建筑物都倒了，立着的，除了树就是电线杆。据统计，唐山市的地面建筑和各种设施几乎全部被摧毁，一般民用建筑震毁94%，工业建筑倒塌和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的达90%。“路北区唯有凤凰山顶的凉亭茕茕孑立，俯视着遍布全城的断壁残垣。没倒塌的建筑寥寥无几，体育场的一栋楼，展览馆，都是刚建不久的，摇摇欲坠。在废墟中太突兀了。”地震前，唐山市1965～1975版规划正面临着调整。这份由赵振中亲自绘制的图至今已有些泛黄，比照上一版规划，两条虚线引人注目，赵振中说，这是计划作为运输通道的两条运河，一条从唐山到天津，一条水利部拟备建的京秦运河，“是为了对‘大跃进’时期中央的某些提法——‘20年后，国际友人参观北京大庆，要从海上来’——在规划中做出回应。”无论这种雄心壮志是否切合实际，这些对城市的设想都被地震彻底改变了。

( 郑先生地震时在唐山砂石局工作，如今生活在福乐园——唐山最大的生活区 )

飞机场上的日子

地震刚发生时，唐山市政府无暇顾及城市重建，大地震中死去24万人，各单位都忙着清点死伤人数，抗震救灾。赵振中也在回到唐山的第二天匆匆赶到单位，和同事们在城建局办公楼废墟里挖出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支在路边开始“办公”。几天后，华国锋来唐山慰问，提出重建新城，“唐山不用上缴利税了，全部用来重建”。市里成立了建设指挥部，赵振中任规划组组长，他记得:“当时建设指挥部就在市中心一辆公交车上，公交公司幸存的一辆。”

( 唐山地震后，华北一带进入防震状态。图为北京街头搭起的“防震棚” )

这时候，时任上海城市规划局规划办主任的孙平接到国家建委命令，要上海方面派一个规划小组，会合各地规划专家，支援唐山重建，要求“人员配备要全面，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孙平记得，最终上海派了七八个人，其中规划局四五个，还从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抽调了两三个，规划、设计、工程等各专业人才齐备，由孙平带队赶赴唐山。

8月10日左右到唐山，迎接他们的正是“老赵”赵振中，孙平印象里当时他“黑黑瘦瘦的，很精干”。“老赵”将他们迎接到飞机场住下，唐山建委的周干峙，沈阳、河北等地规划局已经来人了，又过了几天，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带着他一班毕业班的学生也来了。各地规划专家总共60多人，“会诊”唐山。

“他们是在唐山最困难的时候来的。”赵振中回忆起那段日子，“为了不给唐山增加负担，他们都自带着行李床，生活用具，上海院的带上了暖水瓶，沈阳院的连钳子、榔头都带上了。”

“机场上放眼望去，是一片绿色军用帐篷的海洋，一个挨一个。”孙平说，当时地震刚过去十几天，机场上“空投”食物和救援物资基本结束了，设在这里的“前指”（河北省抗震前线指挥部）忙碌而有序，不仅有规划组，还有医疗组，工程组，河北省领导，中央领导也落脚在此。“各组在一起办公，加快了规划进度。包括组里有同事发高烧，打吊针也方便。”赵振中说，将“前指”设在机场，是为了外地支援者坐飞机前来方便，而且这个军用机场是当时唐山最大的空地，其他地方都满是废墟。

规划专家办公室就在他们住的地方——军用机场的帐篷里。孙平记得，那时仍有小的余震，有一次睡觉时，暖瓶被震倒了，水洒了一地。白天，行军床成了椅子，帐篷中央的桌子成了会议桌，各地专家在各自小帐篷里分组讨论，中间还有一顶大帐篷用作全体讨论会和绘图。孙平说，因为上海去的人比较多，市区就交给上海规划局规划，古冶矿区分给沈阳规划局，丰润新区给周干峙，其他研究工作则交给吴良镛和他的毕业班学生们，每天骑自行车去调研，去厂矿企业与职工座谈。

一开始，就唐山“整体搬迁”和“就地重建”两种方案，专家们有所争议。“有人觉得，不能保证唐山不再发生大地震。而且这么多建筑废墟，光清理还不知要清理多久。”赵振中说，这一争论并未扩大化，中央很快就做出了“在废墟上崛起”的决定，一是因为唐山的煤炭、钢铁、陶瓷等资源丰富;二是针对“唐山从地球上抹去了”的国际舆论，“拼性命也不失骨气”。

机场外面，是城市的一片废墟，没有任何城市的震前资料，专家们一度茫然。他们的“联络员”赵振中是其中最了解唐山的人，他跑回城建局，在机关办公室废墟里翻找了半天，发现一张唐山市地形图，1∶25000的，被大家当成宝贝——新唐山就在这张破损的图纸上铺展开来。

放弃市中心

震后，京山铁路铁轨因地震而一段段错位，孤零零伸向远方。老唐山正以这条铁路为界，分为路南区和路北区。地震过后，路南区的损毁明显更为惨重。遍地瓦砾中，原来并不多见的树木却突出了。“别说建筑，连垃圾堆、鸡窝都倒了。”住在路南区原荷花坑市场附近的张立新回忆说，“路面上，两条大的裂缝横贯路南区，一米多宽，看得人心惊胆战。过了好久才填平了。”震后测定，路南区正踏在两条地壳活动断裂带上，房屋毁坏殆尽，人员死亡率高达28%，为全市平均死亡率的两倍。其中，新华道和火车站居民区面积约47平方公里，都是烈度为11度的极震区。

震中的路南区也是老唐山的市中心小山所在地。赵振中说，当时唐山的电影院、剧院、饭馆、商店，还有说评书的、演杂技的，莫不汇聚于此，“小山之于老唐山，就像前门大街之于老北京，老城厢之于老天津”。但此时对地震的恐惧压倒了一切。由于路南区断裂带可能再次引发地震，而且路南区下面还压着开滦煤矿的煤，因此专家组决定放弃这片昔日的市中心，新中心移至路北区。

市中心路南区曾集中了各大企业、煤矿、铁路等，工业区和生活区混杂。赵振中说，重建也是一次机会，比如京山铁路穿城而过，对城市交通分割严重，地下还有丰富的煤矿资源，都可以借迁出而规整了。路南区的机械、纺织等八大企业迁出，如机床厂铸钢车间人口就有十万人，迁走后市区面积缩小了。而在西北部的丰润县，形成一个新工业区——丰润新区。赵振中说，丰润新区也有一个西北、东南方向的小断裂带，为了防震，还专门在断裂带上做了80米的绿化带，直到现在。这样，市区面积缩小，唐山由地震前的市区、东矿区变为三个区:市区，古冶矿区和丰润新区。赵振中说，这也符合毛主席当时提出的“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多发展小城市”和“大分散，小集中”原则。

“城市的几何中心就是新中心。”负责中心区规划的上海规划局孙平说，“震后唐山的路网结构还在，新中心就确立为两条主干道——新华道和建设路的交点。中心的标志，当时就曾想到建地震纪念碑。”赵振中说，围绕在这一原点周围，路北区开始发展成为新的市中心:商业中心，聚集在新华道。这个取代了小山的商业区，风格也由原来的传统商业、手工艺变得更现代化，以新建的百货大楼为标志。行政中心，在离新华道不远但更安静的西山道上，而且，将城市的主要行政机构全部安置在一起，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中心是其他城市当时没有的，体育中心，建了一座可以容纳3万人的体育场馆。

1976年9月底，两个月的规划编制基本完成，孙平将方案汇总，他和各地规划专家陆续离开唐山。1977年5月14日，中央批准了唐山的恢复建设规划，从这一天起，唐山的重建正式开始。

10年，3座城

1986年7月28日，在刚揭幕的唐山抗震纪念碑前，万里宣布新唐山正式建成。回望大地震，正好一个10年过去。重建之初，谷牧曾提出“五年建设一个新唐山”目标:“一年准备，初步展开，三年大干，一年扫尾。”赵振中说，5年，只是“文革”末期大跃进冲动下的想象。

“当时唐山恢复生产很快，财政收入仍保持了震前水平，一年5个亿，认为5年用25亿就建成了。实际上花了50亿，国家后来又补贴了一半资金。从5年变为10年也就是正常的事。”赵振中说，在当时特殊条件下，实现了五个“统一”:规划、设计、投资、分配、管理，都“统一”在重建指挥部那里，房子建哪儿，建多大，什么样，花多少钱，各单位都无法左右。

“可以说，震后的唐山经历了3座城市。”河北省建设厅办公室主任程才实形容，“一座是震后短期出现的‘窝棚城市’，一座是再后来的‘简易城市’，一座是恢复重建的新城市。”程才实80年代中后期担任唐山市建委办公室副主任，一直对唐山市重建感兴趣。他记忆，1976年冬天，市区简易房增加到42万间，随之又出现了简易工厂、简易机关、简易学校……

“简易城市”之上，唐山很快就成了一个“大工地”，到处都是塔吊，上百万的建设者吃住在学校，各种援助物资纷纷驶向唐山……赵振中形容，“就像奔赴战场，辽沈战役投入兵力10万人，唐山救灾投入也是10万人。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三人的活两人干，抽出一人搞基建”。

“唐山重建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程才实说，市中心的废墟来不及清理，就先在郊区空地上建起来，“搬迁倒面”——建起一片小区，就拆除一片简易房。1979年，河北一号小区在一片农田中伫立起来，这是新唐山的第一个小区。为加快建设速度，专家提出“不能一栋一栋设计”，面向全国七家设计院征集了十套“标准设计”作模板，每个小区拿一个来用，就这样，渐渐地，简易房越来越少，规规矩矩、四平八稳的“单元房”一片片在唐山冒出来了。

实际上，规划之初，飞机场上的讨论就遇到了难题——什么是“现代化城市”。孙平说，当时全国还没有“现代化的城市”，后来讨论确立的标准就是专家们想象中的最高水平了:比如“城市干道搞立交”，而当时只有北京二环路出现了立交;基础设施要达到“家家点火，处处冒烟”;“街坊”多样;住宅单元式，也即“家家独立的厨房、厕所”，而“当时北京最好的单元房也只能达到两户共用”。

而在老百姓心中，“现代化”的最显著体验就是震后住上“小区”。赵振中说，事实上，“小区”的概念是在唐山第一次提出的，以前都按照苏联的称呼叫“街坊”。“小区”标准规定，医院、学校、商店等配套设施要一应俱全。而且，专门为应对地震规定了一点，“八度设防”。地震前唐山地区建筑的防震标准是“六度设防”，地震基本全倒了，可以说是“基本不设防”。“八度设防是什么标准呢？”赵振中说，“再来七八级地震，可能会有损坏，但绝对不会倒塌。”全国只有一栋房子是九度设防的——毛主席纪念堂。

“唐山市的发展实际上和全国其他城市的发展有一个错位。”唐山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王旭春认为，“在别人发展的时候，我们还在打基础。”这种“错位”也在老百姓心里留下影子，短暂的骄傲过后，他们开始体会到尴尬——现在，那些建于80年代的大片五六层“火柴盒”，排列规则，样式单一，仍是城市中心的标志性图景。■ 局长唐山眼中规划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