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话本三国

（文 / 苗炜）

( 《三国演义》很早就流传到日本。由葛饰戴斗所绘浮世绘风格的《绘本通俗三国志》堪称精美 )

一个叫大卫·丹比的专栏作家，回到大学校园重新念书，写了本书叫《伟大的书》，从荷马一直讲到伍尔芙。哈罗德·布鲁姆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他写了本书叫《西方正典》，讲解了26位西方文学大家。前一个人的职业是编辑、记者或畅销书作家;后一个人的职业也好说，是大学教授、学者。按照《人:学术者》中的说法，编辑、记者从骨子里来说是反学术，大卫·丹比那本书最大的价值并不是他对西方文学有什么发现，而是他像个写调查性报道的记者那样，重新回到了课堂上。重新回大学上课，这是好多人的梦想，有个人替你干了这事儿，然后写了本书。但你如果真回学校了，想去听什么呢？还是哈罗德·布鲁姆。

如果我重回大学，想上的课是《史记》，当年《史记》是选修课，2个学分，教授姓韩，手拿一本中华书局的《史记》，从下午1点半讲到4点半，中间不休息，那一大段《刺客列传》讲的实在是激荡人心。

如果易中天教授在我的大学里开一门选修课讲《三国》，估计我听一堂课就回宿舍睡觉了。张中行老先生呢，我看他那本讲诗词的著作，假设他要在大学开讲诗词，听课人数会比较少。如果叶嘉滢教授在另一个教室讲课，估计听叶教授的能有100多人，听张教授的不超过10个人。叶嘉滢教授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大概就是“百家讲坛”，看了那节目，只能感叹当年上学时没碰上这样讲解唐宋词的。上学的时候，启功爷爷是个国宝，我同学的妈妈听过启爷爷讲诗词，可惜我们没机会听他讲课。不过现在买一本《启功讲书法》，还是能想象得出这老头儿的音容笑貌。三联书店出了一套“大学讲坛丛书”，陈平原教授讲明清散文，吴晓东教授讲西方现代小说，你只能说，这北大的教授还是比厦门大学的教授厉害一些。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教授，普利斯顿大学的哲学教授哈里·法兰克福，他写了本书叫《论屁话》，他说，“我们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屁话(bullshit)太多。谁都明白，人人有份儿。不过我们可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很多人自以为有火眼金睛能识别屁话避免上当。因而人们并不在乎这个现象，也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调查。所以我们对什么是屁话，为什么有这么多屁话，屁话有什么作用等并不很清楚。”法兰克福教授既然明察屁话之多，自然也知道“屁话本”，也就是各种垃圾书，也不在少数，所以他这本书很薄。他也会上电视推销自己的作品，他参加的节目是约翰·斯图瓦特的每日脱口秀。

当年余秋雨教授喜欢上电视，被人讥讽为“电视学者”，我怀疑发明这个词儿的大概是个报纸记者。“新闻工作者们往往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界定学术界，也就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生产和解释能力来界定学术界”。记者既然可以投票来决定谁是世界杯最佳球员，哪部电影能获得什么“传媒大奖”，自然也想染指学术界。但是“由于他们并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价值尺度，他们便通过显示对学术人士中最带新闻倾向的人的偏爱，来确认他们作为更大的学术领域的成员的身份”。电视上推出余秋雨，搞报纸的人认为自己比搞电视的要有知识，于是发点儿文章批评余教授，显示自己在知识领域的地位。

( 《三国演义》很早就流传到日本。由葛饰戴斗所绘浮世绘风格的《绘本通俗三国志》堪称精美 )

上一段引号中的话来自《人:学术者》一书，该书中还提到一位记者，以采访萨特和列维·施特劳斯来显示自己记者兼学者的身份，我们这里也有很多人这样干，结果就是，文化的短期生产和长期生产被混合了。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因为大家都要交换，有学问的人想在公众领域获得更高的权威性，干传媒的人也想贴上知识分子的标签，大家都有好处。

当年对余教授最恶毒的攻击是一个民间笑话，说在一个三陪小姐的手袋里发现了避孕套、口红和一本《文化苦旅》，这笑话大概是某大学里某个无聊的副教授想出来的，充满了对劳动群众的蔑视。后来这笑话不断演绎，你对哪本书不乐意，就给替换上去，结果从三陪小姐的手袋里你还翻出了《小王子》和《岁月随想》。

( 《三国演义》很早就流传到日本。由葛饰戴斗所绘浮世绘风格的《绘本通俗三国志》堪称精美 )

其实，一本书如果想畅销，就应该形成“跨领域阅读”，2004年最火的小说是《狼图腾》，搞足球搞体育的人都看，姚明都看。石涛先生当年有言论:《狼图腾》那不是小说，是励志读物，小说的语言你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这书虽然是打着文学旗号出来的，但形成跨领域影响，大家都拿它来激励自己。其实中国人已经挺像狼的了，都狠叨叨的，还要向狼学习。事后证明，大家不仅要向狼学习，还要学《藏獒》。

非常遗憾的是，《品三国》一书出版，修改掉了原来“百家讲坛”上那种评书口吻，增加了不少史料，也就是增加了一点学术味道。这样的修改可能更顾及了作者的教授头衔，但减少了很多阅读快感。■

( 《三国演义》很早就流传到日本。由葛饰戴斗所绘浮世绘风格的《绘本通俗三国志》堪称精美 ) 三国屁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