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路聚散:一个上海异类社群的规则

（文 / 王恺）

( 襄阳路市场关闭前夕，不少顾客“疯狂淘宝” )

上海规则的落伍: 被淹没的华亭路商人

7月7日到14日，兴盛了5年整的襄阳路市场在一周时间内变成了瓦砾场，只有东南角落里的市场管理办公室还在办理退租手续，管理方新上海商城发展有限公司属于一年利润近亿元的公司，但由于襄阳路市场的临时性质，“建的那天就不知道何时要拆”，所以一直在临时用房里办公。

办公室门口，挤满了前来闹事的上海小商人，留守的副总经理薛勇满脸疲倦地说:“现在来提条件的都是最早来襄阳市场的华亭路商人，要求给他们安排一个好去处，最低要保障他们一个月3000元的收入。”而襄阳路市场的后来者，浙江、江西和安徽商人早已经去考察寻找新地点。按照薛勇的说法，这批最早的上海个体户多年来被舒适环境宠坏了，“他们一直就靠租金过着舒服日子，最低的年收入都有几万元，现在市场一拆，当然接受不了了”。

襄阳路市场的拆掉，失去工作的不止这些小商户，管理者大部分都已经下岗，自寻出路。薛勇可以回到原单位，可原单位的状况已经很陌生了，他的心情也很糟糕。

章易也是华亭路商人之一，但她并没有闹事，在忙着找新地点。她也是少数一直坚持在襄阳市场里做生意的商家，“主要是和厂家关系好，怕断了后再接就难了”。

( 摊位业主纷纷挂出打折广告 )

她并不是地道的上海人，1998年，华亭路市场的鼎盛时代，她从大连嫁到了上海，婆婆在华亭路有一个铺面——作为上海最早的个体户集中之地，华亭路商铺就是日进斗金的代名词。

婆婆只是从亲戚那里租来的房子，亲戚是真正商铺的注册者，他是个50多岁的上海人，章易觉得他看着也很温和，但后来知道，他曾经是上海某条街道的老大，专门带领小兄弟打群架。婆婆那时候的租金，章易记得很清楚，是每年10万元。而到了两年后的2000年，已经涨价到了几十万。“生意就像涌进来一样，自然租金就涨价了”。

( 外国游客来襄阳路购物，更多是体验讨价还价的乐趣 )

但是这钱对于华亭路的商户而言，是很容易挣到的。当时章易往江苏、浙江两地的外贸加工厂跑，那里有大量的外贸原单剩余货，“我们是10块钱一件拿回来的，最少能卖到50元，当时也不够讲究，华亭路很多店把衣服拿回来后，挂都不挂，就堆在那里卖，全部被一抢而光”。华亭路因靠近领馆区，最早是外国人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他们发现这里可以花很少价钱买到名牌产品。而华亭路的鼎盛期一直持续了将近10年。

章易觉得自己的房东脾气也越来越温和，“其实到了90年代，最早的华亭路商户基本都像他的生活一样，很悠闲，只是办下执照来，然后就把铺子租给别人，自己坐收租金就可以了”。她还记得这批老华亭商户的一些聚会，一般就是在一起赌博，她家的房东赌起来，往往一场会输掉几千块钱。

( 6月30日，上海襄阳路市场正式关闭，商户在收拾东西，撤离市场 )

而自己干的小老板就更红火了，印象最深的就是隔壁商铺卖包的杨飞，“他的习惯是，在华亭路卖完东西后，然后到不远的美美百货去买东西——美美东西的价格是华亭路的100倍。”杨飞后来也不干了，又买下了几个商铺，过上了收租金的日子，“后来和老婆离婚了，他开始赌球，听说把手中的几个商铺赌得只剩下一个”。

华亭路的富裕安逸日子到了2000年，终于面临着结束。“整天说要拆，说是影响了居民生活，据说有一回救护车抢救一个老人，结果因为路都被堵住了，所以耽误了抢救。”2000年襄阳路市场刚修建成功时，留恋华亭路的老顾客却没有离开，他们喜欢老洋房下的小摊，加上卖的又基本上是外贸原单货，相比之下，襄阳路什么优势都没有。

可是政府的一纸命令，华亭路的商铺按规定整体搬迁到襄阳路市场，优惠的是可以无偿获得新市场商铺的使用权，结果大批华亭路的商铺业主成为襄阳路的新业主。“11月1日，就那么一天时间，襄阳路市场就划了分界线，以前的清淡场面一扫而空，逛华亭路的全部涌到这里来了。”

几个在此前把襄阳路市场商铺退掉的小商家后悔莫及，因为只有1个月时间，这里的商铺就涨价了无数倍——几乎一天涨1万元。章易记得华亭路的商家继承了过去的经营方法，成为业主后将房子租出去。随着市场繁荣，租金也水涨船高，从一年几万到几十万，到了最后，最好的地段是一年上百万。市场所收的租金永远赶不上他们租金上涨的力度。

正是这样的收租金的安乐生活，使老华亭的商户失去了很多机会。他们赚的租金在后来财富汹涌的襄阳路里，已经不算什么了。薛勇说:“一个机会是炒商铺的机会，商铺不能出售，但是可以转让，就和炒楼一样，有的人从炒商铺上赚到了上千万。”另一个就是A货的销售了，老华亭的商铺卖惯了服装，很少有人敢于投入到卖皮包和手表的生意中，而正是后两项使得襄阳路的新商人发了财。章易说:“看着那些人发财，自己心里也着急，但是做那种生意到底怕工商部门来查，上海人还是胆子小。”最后的风头人物中，“襄阳路成为外地人的天下，老华亭的人已经数不着了”。

如果襄阳路市场不拆，那么老华亭的商家还可以享受房租带来的好处，可是现在他们的好处全消失了，当然要闹了。“可是能闹什么呢？”章易说，大部分华亭路的商户觉得，再给几间好铺面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情况了。

这次闹的人中，没有章易的房东。“他身体不好，得了半身不遂。”当年威风凛凛的人物已经老迈不堪了。

金宝、“老李”和襄阳路新商业规则

金宝是纯然不按照老华亭规则玩游戏的新一代，尽管他也是上海人。“但是他比华亭路那代要年轻10多岁。他是十几岁就开始在华亭路玩大的一代。”章易还记得黑皮肤的金宝当年在华亭口摆小摊卖彩票的场景。

金宝是最先看见襄阳路市场的发展前景的人之一。“还在襄阳路市场生意清淡的时候，我就买了两家，一家只花了3000元的转让费用。”眼前的金宝，熟练地点着洋酒，不复当年摆地摊的模样。襄阳路市场靠近地铁，又在市中心区域，实在是黄金地段。

当年的创办人之一薛勇说:“论理这块地方本来是不会成为市场的。”当年薛勇所在的徐汇区房地产集团和某香港房地产公司合作，在这块地方做房产项目，可是香港地产商因资金不足而去向不明，只能由“徐房”收拾僵局，光动迁费用他们就花了5亿元，所以上级政府才同意将这么好的地块作为小商品市场而存在。

金宝在这里几年时间，成为炒楼大王，几年中他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我还记得华亭路过来的一位女的，一开始在这里吃了两家商铺，当时人流不多，每天只有100多人，结果她跑到市场管理处送烟，好不容易把商铺退掉了。退的时候请我们邻近的商铺吃糖。”他还记得她眼中幸灾乐祸的表情，大概觉得自己好不容易逃掉了一劫。

“我劝她，只要再坚持一段，这里肯定会好的。”结果她说什么都不听，结果一个月后，华亭路搬迁过来后，襄阳路商铺的价格就成了3万元，随着人流越来越多，金宝成为既不靠租金，也不靠出售商品赚钱的新商人，纯粹靠炒铺位为生。“开始时，我把周围不太好的地段的商铺也吃下来了。”“一段时间后，3万元买进来，10万元倒出去，20万元买进来，40万元倒出去。”金宝始终在运转着手中的资金，最多的时候，手中同时买卖的有10家商铺，市场管理处负责登记的人都和他熟悉得不得了。

在此次襄阳路拆之前很久，他就已经把手中的商铺全处理掉了，并且已经寻找到下一个战场，上海的七浦路。“老华亭的人还是老一套，要政府给特殊政策，或者说什么自己是最早的个体户，因此要受照顾，这些都不是理由。”从襄阳路市场发了家的金宝的理论水平不比一般政府工作人员差。和金宝一样炒商铺的人，据他说至少还有几百个，“一共800个铺位，没有换过主人的不多”。不过按照他的观察，“浙江人居多，他们特别能抱团，远比上海人强，几十万元的商铺几家人合起来拿下来，然后一转手就能拿几十万。”

炒铺的人成为襄阳路市场最先发财的一批，另外一批则是A货的市场掌握者了。其中就有神秘的“老李”。

人人都知道他叫“老李”，但是具体叫什么，就没人知道了，从襄阳市场兴旺的2001年到即将关闭的2005年，“老李”无疑是襄阳市场名声最大的商人，这个名声建立在他用襄阳路积攒的财富购买了一艘游艇的传奇故事。

市场登记处并没有他的名字，“他是用别人名字登记的。”薛勇说。他和老李这号人物并不熟悉，事实上，浙江台州人老李只是在市场里有一个小铺面，“工商在市场打假后，他是最早把襄阳路周围的民房租下来当仓库的人之一。”老李也是最早雇用“黄牛”的人之一。“浙江人还是能干。”时过境迁，薛勇的口气里有对其生意才能的肯定。

25岁的上海人张帆是老李的手表供货商，高中毕业后，英俊的张帆在宾馆当过门童，后来觉得不自由，通过亲戚找到了襄阳路的手表供应大王，“在他手下跑腿”。每天跑各家商铺，帮他们送新货，手表大王也是浙江人，他对浙江人老李佩服不已，觉得他能干，讲义气，“谁家的货被工商抄了，他也会帮忙想办法”。

张帆和老李初见，只觉得他是个普通的中年人，胖胖的，一点都没有所谓江湖气，“甚至你觉得他有点傻。”可是老李每次要张帆他们的货最多，“我们的A货手表从广东那边运来，分高、中、低三档，老李很有魄力，几个档次的都要，不像一般小贩，只要最低档的”。他还佩服老李对表的精通，“什么好的款式新出来，他就要什么货色，不像一般老板只会跟风”。而且，老李还很时尚，知道新款运动型表的各个针的作用。“没有想到他长得那么憨厚，玩起来很熟练。”

做A货生意，永远不能明目张胆地在市场里出售，当时老李把自己的家乡的一些亲戚带出来当“黄牛”，而大量的假货放在周围的民房仓库里出售。慢慢地，张帆由衷地赞美老李的聪明:“他是脑筋一转就一个主意。”最后阶段，他的3个亲戚分别各看一个门面，老李则在附近最高档的楼盘东方巴黎里面买了两套房子，“像董事长”，“他有时间也会去市场转转，看看流行的方向，要不就是和他那些旅游团的导游朋友打招呼”。

是襄阳路的管理方最早引进了旅游团购物的模式，那还是2001年，为了帮助襄阳路生意更上层楼，最开始仅仅是国内旅游团，后来50%是国外的旅游团，他们的购买量达整个市场的70%，所有外国导游手册上都会写着襄阳路的介绍。薛勇给出的解释是:“这里就像是一个民俗市场，可以讨价还价，可以低价购买各种物品。”他没有加上一句，低价购买的是各种仿冒品。

老李这样的商人迅速抓住机会，只做旅游团的生意，而且瞄准了日本、韩国的旅游团，“那些日本游客要的是最高档的，500多元一块的瑞士机芯表，外观也非常逼真”。而老李自己，则慢慢成为市场里的大老。“据说他跟工商一些人很熟悉，反正有消息来冲市场，他绝对知道。”他会和一些熟悉朋友共享内幕消息，很会做人，“工商来的前一天，他们的店总会早早关门盘点。”大家都争相讨好老李，就是为了内幕消息。

张帆还记得老李的一件事情，就没那么像大哥了，“他有几个最厉害的竞争对手，其中也有一个是他们台州的，老李平时和他也会笑嘻嘻的”。可是有回突击检查，把那个台州商人的仓库清空了，张帆至今不知道是老李没有通报消息，还是就像有些人说的，是老李自己揭发的，“事情过后，他还是满脸憨厚的样子，去慰问那个老乡”。

可是老李最终还是毁坏在他自己的 “黄牛”手上，“那是2005年，几个‘黄牛’把一个韩国人带到他的店里，韩国人和‘黄牛’争执起来，被推搡的韩国人出来后就报告了公安”。结果老李这次的消息没那么灵通，公安和工商联合执法，将他的3家店全部抄掉了，“老李看见我的时候，还是那样的憨厚表情，说他要休息一段时间，不进货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出了事情。”张帆庆幸的是，老李把尾款结给了他，“不像一些安徽人，店被工商冲了后，货款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因为风险大，张帆他们一般是出货即结款，“否则谁知道他们哪天会关门？”

事后知道的消息是，老李卖掉了房子和游艇，回台州老家投资地产去了。不少浙江老板确实是瞬间去来的，他们没有把襄阳路当根。张帆的老板也早就脱离了这行，“他太出名了，人一出名，大家就盯住你，在襄阳路，举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老板赚到1000万元的时候，就急流勇退，在上海参加了炒房团。

张帆觉得自己再做两年，也不太会继续做这个，他摇摇头说：“还是找个正经拿工资的事情，少赚点，但是不用整天讨好工商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人。”

多种合力制造的新秩序

“黄牛”是怎么出来的？是工商打假打出来的。”薛勇自问自答。5年来，作为最早的基层创办人之一，他最清楚各个阶段出现的现象。被人诟病最深的“黄牛”现象出现在2003年“非典”之后。“市场刚创办的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有人卖A货了，但是生意那么冷清，你再去没收，不就没有人做生意啦？”襄阳路的A货慢慢成了气候。

最厉害的阶段，是旅行团大举进入的阶段，日本、韩国，还有欧美的游客每天坐着大巴来到这里，“最多时候一天有几万人”。他们直奔仿造的皮包和手表而去。结果许多商户放弃了服装生意，专做这两项。北京秀水街拆掉时候，襄阳路涌来了安徽客商，“他们让襄阳路的商户知道什么叫抢生意”。安徽商人的到来，把商铺的转让价格炒上了百万元的台阶，“可他们也敢要”。要下来之后，襄阳路的老商家发现这些安徽人都会流利的英语和日语。也敢要价，敢于把几十块的手表要几千块。“这时候我们也去检查，但是相对不那么频繁”。

2003年“非典”中，因为生意冷清，从前断断续续的工商执法告一段落，“也就是为这些小商家生意着想，那个阶段就完全放了”。可是放了之后再收就没那么容易了，襄阳路市场于是成为假货集散地，“其实老外也不是那么想买假货，只是讨价还价很有趣，基本上是最原始的买卖方式，再说他们也奇怪中国人怎么造得出这么便宜的玩意儿”。

最猖獗的时候，引来国家七大部委联合来襄阳路打假，襄阳路市场内部一片冷清。但与此同时，市场周围的楼房成为新的大市场。由“黄牛”带领游客穿街走巷，专门登门去搜罗各种A货。

不知道是谁想出来“黄牛”的点子。老板们开始把周围租下的民居改造一新，摆上精致的货物，张帆还记得老李的一家所谓仓库，是将一幢石库门的上、中、下三层楼都租下来，一楼是手表，二、三楼是皮包和皮鞋，“那些东西放在专门设计的橱柜里，一点不比专卖店效果差”。一群群穿着破旧的农民开始出现在襄阳路市场周围，老李所用的“黄牛”全部是自己的老乡和亲戚，据说他把他们一个村的人都改造成了“黄牛”，“都说浙江话，把老李看成恩人。‘黄牛’的提成非常高，是老板利润的一半，有的‘黄牛’一天能赚到几千块”。老李的一个“黄牛”告诉张帆，他在这里一天赚的等于在乡下一年赚的。

乡下来的“黄牛”很能吃苦，一整天都站在那里，不会轻易放过每一个行人。上海本地的“黄牛”很快被排挤出了市场，“他们都很懒散，做一天休息两天。又都是些五大三粗的男的，而乡下来的很多是小女孩，让人有安全感”。

“黄牛”制造了襄阳路的新购买方式，结果市场里面的生意越来越不好，“散客越来越少，只有旅游团的生意了，大家都烦‘黄牛’”。一般商户也被迫向外围迁移，或者干脆在外租个门面，也因为市场里面经常检查，他们就把贵的东西放在市场外，差东西放在市场里面，“收掉也不值钱”。

章易自己的服装店不用“黄牛”拉客，她烦“黄牛”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经常为钱殴斗，我就看见一个‘黄牛’被另外几个‘黄牛’打成一个血葫芦，他的老乡赶着把他往旁边的医院送。”要不就是“黄牛”打翻译——翻译常常劝老外不要买那么贵的东西——一群群的人在市场里外追打狂奔，成为襄阳路的景致。张帆说:“除非有像老李那么厉害的大头家带着，‘黄牛’才不会打架，否则他们一天到晚为拉客起争执。”

也有完全不用“黄牛”的，22岁的“服装大王”崔连给自己制造了另外的规则，他的服装店本来是襄阳路最鼎盛的一家，在散客人流逐渐稀少的时候，他在附近的写字楼租了房间，称之为自己的办公室。几年做下来结识的几百个老客户会找上门去。“大多是台湾人和香港人。”还有很多明星，崔连说出一串大家熟悉的名字。虽然穿着很成年化，脖子上也挂了粗大的金项链，但是他脸上还是有种稚气的神态。

初中毕业后，“成绩很差”的崔连就选择了襄阳路市场做生意：“我那时候算术算不清楚，老师就拎着耳朵问，怎么你帮父母发货一清二楚？”父母都是上海最早做羊毛衫生意的那批人，他从10岁起就能帮父母在家中发货。崔连开始自己做生意时，家里在资金上没给他帮助，但是后来崔连发现，其实父母给他的帮助非常大。他开始做外贸服装生意，后来干脆自己从日本杂志找名牌的样子，直接发给工厂加工。“这时候爸爸的老关系就帮了大忙了，每次市场检查，我总能提前知道信息。”

尽管生意很好，但“过两年就不准备做了”。崔连说，主要原因是，想把自己洗白，要是结婚生孩子后，孩子问起来爸爸你做什么？“总不能说自己做假名牌吧。”他最羡慕做老李，做了几年“黑生意”后，回老家去做房地产把自己洗白了。

襄阳路市场在“黄牛”猖獗时大量雇用保安，但是80个保安还是难以对付上千个“黄牛”，而更难管束的是散落在民房里的假货据点。“我们只能做到市场内部没有假货。”薛勇说，“黄牛”脸上也没写字，你没抓到现行，就不能罚款。“办公室里常设法制教育室，抓到了之后让他们受几小时教育，然后再放出去。”可是大家都明白，这是没有用处的，唯一的狠招是关闭市场。

“其实早就说要关了。”薛勇说，从“黄牛”猖獗的2003年开始，一直流传着要关闭市场的传说。“我们就听见了很多次。”但是作为具体的管理公司，他们又是矛盾的，上上下下几乎没有人愿意关门。最简单的原因是，这里的福利太好了，“每年利润上亿元”。流传最广的传说是，市场里扫垃圾的工人都可以出国。“其实是组织他们去香港旅游。”薛勇纠正。这里的清洁工人全部是招的下岗职工，每月工资1500元，一年拿15个月。而现在市场关闭后，他们再次下岗。

“2004年，明确了要关门的方针。可是政府拿不出钱来关——要动迁商户，要给商户找新市场，据说怎么估算也要几个亿，结果筹集资金，商量对策，一直拖到了2006年。”他还记得自己在明确要关门的2005年春节总结时，说了句“晚霞更灿烂”。被心情不好的同事们一顿猛批。

政府为了关闭襄阳路市场，据说投资近亿元，还不算为市场里面的商户迁居制造的几个新市场。不过新市场究竟在哪里，尚未完全确定。■ 社群上海规则张帆异类聚散襄阳房产薛勇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