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豪”，在这里“觉悟”

下雪了，路面变得有些湿滑。母亲弯腰帮女儿紧了紧衣领，又牵着她继续匆匆赶路。母女俩的衣衫都算不上厚实 ，行李也只有手提肩扛的几个包裹而已。

女孩圆圆的小脸被冻得有些发红，那双眼睛却灵动明亮。她一边走，一边好奇地打量着飞舞的雪花、吆喝的摊贩 和街道两侧异国风情十足的建筑。

此时是1910年底，女孩名叫邓玉爱。不同于那个年代大多数深锁闺门的女孩子，只有6岁的玉爱已经跟母亲“行万 里路”了——从家乡南宁，到繁华的广州、上海，再到北方的通商之埠天津。初至天津的玉爱还不知道，这座城 市将成为她的第二故乡，以及她一生革命事业的起点。也是在这里，她改名叫“邓颖超”。

2024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20周年。《环球人物》记者怀着对这位伟大女性的崇敬和缅怀，试图通过其身 边人的讲述和对其历史足迹的探寻，还原一位明亮又坚毅、温暖又智慧的“小超”……

与母亲走南闯北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居住在中南海西花厅。她的卧室床头常年挂着一张与母亲杨振德的合影。邓颖超秘书赵炜 先后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了37年，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邓颖超每晚就在这张照片的陪伴下入睡，直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邓颖超人生的前20年里，母亲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她刚出生时，重男轻女的父亲要把她送人，是一向温 和的母亲杨振德以命相搏，护了女儿周全。”赵炜说，思想开明、追求进步的杨振德是邓颖超最早的启蒙老师。 在她的教导下，邓颖超两三岁就开始识字背诗。故乡的庭院里有一株高大的木棉，春天时开得一片火红。聪慧的 邓颖超常在杨振德充满母爱的目光中绕树玩耍，奶声奶气地吟诵“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父亲在邓颖超3岁那年被流放至新疆，未待返乡便因病身故。从此，邓颖超与母亲相依为命。“除了伟大无私的母 爱，杨振德没有任何财富来供养邓大姐，只能带着她颠沛流离。1910年，杨振德带邓大姐前往天津谋生。一间育 婴堂需要医生，精通中医的杨振德在那里谋到了职位。育婴堂供给食宿，每月给10元零用钱，母女俩勉强可以维 持生活。”赵炜说。

母亲的自立自强，给邓颖超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的天津已开办了严氏女学、贞淑女学等女子学堂，邓颖超常 能看到背着书包上学的女孩子，很是羡慕。但她知道母亲负担不起学费，便坚持自学。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邓 颖超还在育婴堂办的编织所里织布、绣花，有时候一天工作10个小时，能挣六七个铜板。

动荡年代，机构常因经费短缺停办。杨振德换了许多工作，终于凑够学费，将邓颖超送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以 下简称女师）附小念书。据当时的同学回忆，邓颖超“口才好，脑子好，功课好，作文总在八九十分以上”。

1915年，杨振德再次失业，母女俩只能织布为生。眼看读了两年书又要失学，邓颖超很焦急。她听说女师预科不 要学费，但最小录取年龄为13岁，便虚报2岁去考试。她一考即中，以第三名被录取，一年后顺利升入女师本科继 续学习。因为用功过度，邓颖超得了肺病，身体一直虚弱，但想到母亲终于不用再为学费发愁，她仍感到欣慰。

在多年的漂泊中，邓颖超跟着母亲接触了不少教育界的爱国进步人士。他们的言传身教，推动邓颖超在小小年纪 就开始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1916年11月8日，发动“护国运动”、起兵讨伐袁世凯的蔡锷将军不幸逝世，女师 举办了一次杂文比赛，题目是《对于蔡松坡（蔡锷的字）先生逝世感言》。全校300多名学生的作品中，有4篇被 选为优秀作品，其中一篇就是邓颖超的。

在这篇仅有500多字的作文里，邓颖超概述了蔡锷从“反对帝制”到“遽尔病逝”的生平，其中有“揭彰正义，共 伐民毒”的讴歌，有“东望扶桑，薄海同哭”的伤怀，更有充满激情的救国宏愿：“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 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不仅如此，邓颖超还响亮地提出：“世事靡常，岂能一定，安知吾国异日不立于万国 之上哉！”少女的爱国壮志，初露锋芒。

在女师，邓颖超用的名字一直是杨振德起的学名“邓文淑”。毕业前，班主任白眉初因邓颖超年龄最小却聪慧超 群，取《论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之句，帮她改名为“颖彬”，又叫“颖斌”，希望她脱颖而出，早日成 为巾帼英雄。邓颖超认为“颖斌”念来有些拗口，考虑再三，将“斌”改为“超”字。后来家喻户晓的名字“小 超”，就这样诞生了。

“觉悟”于五四激流中

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内，陈列着一幅油画。画面中央的邓颖超站在高处，正挥舞着手臂进行讲演。头绑毛 巾的老农、背着麻袋的苦工、穿着背心的幼童、梳着发髻的妇女……数不清的民众簇拥在她周围。头顶的天空黑 云低沉，雨就要落下来了，可没人愿意离去。

画面上的这一年，邓颖超只有15岁，校园外的世界在剧烈震荡。五四运动爆发了，学潮以最快的速度蔓延到紧邻 北京的天津。过去长年被“遵守女德”“莫谈国事”束缚的女生们，提出“爱国不分男女”的响亮口号。1919年5 月25日，以女师学生为主要力量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邓颖超被选举为讲演队队长。

当时的讲演可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艺活动——国难当前，学生手无寸铁，讲演就等同于战斗。听众大多文化 水平不高，邓颖超要用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方式向他们宣传爱国道理。她还常常深入市民家中，将社会变化讲 给那些无法轻易出门的妇女听。一位叫李孟氏的妇女听后深受感动，典当了自己的衣服来印制爱国传单。

经过实践，邓颖超发现戏剧的教育效果更好，便组织同伴一起排演。剧本是女生们自己写的，分别是歌颂我国古 代女英雄的《花木兰》和描写朝鲜义士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安重根》。那时候男女不能同台演戏，邓颖超 便反串“安重根”一角。大家在广东会馆演出，门票收入竟得了七八百元，对运动经费是很大的补充。

转眼到了这一年秋天。9月16日，20位男女青年聚集在一处青砖院落，宣布成立爱国进步团体觉悟社。男女社交刚 刚放开，有的人不免拘束，邓颖超与所有社员都相识，便主动起身来一一介绍。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要“ 睁开眼看看是什么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样为人”；“先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中国”。社员们抓阄决定代号 ，邓颖超抽到了1号，化名“逸豪”。

社员中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抽到了5号的“伍豪”，就是周恩来。年少的邓颖超与周恩来并不陌生，早前排演话 剧时，有丰富经验的周恩来就指导过她。巧合的是，周恩来总是男扮女装，邓颖超则总是女扮男装。

“这种的团体可以说是天津的小明星……会员是天津学生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如今，走 进天津三戒里4号的觉悟社纪念馆，便能看到百年前北京《晨报》的这段报道。觉悟社之突出，可见一斑。

与多位优秀的哥哥姐姐同行，邓颖超的光芒并未被掩盖。她既学会了发动舆论、组织群众，又学着广交朋友，团 结各界共同进行救国斗争。

10月10日，天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4万多名学生、市民和各界人士在南开学校操场集合，举行天津历史上第一次 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觉悟社社员谌志笃被推为大会总指挥，周恩来、邓颖超等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邓颖超 带领女学生和童子军站在队伍最前列，手上拿着以竹竿串起的小旗——这是大家讨论后作出的精心安排，万一与 当局发生冲突，竹竿可作为武器。

会后，群众按计划举行示威游行，遭到数百个武装警察阻拦。邓颖超带领女生队伍冲锋在前，挥动竹竿奋力抵抗 。据当时的《益世报》报道，警察用枪托凶猛殴打，邓颖超“被伤吐血”。紧急关头，学联宣传队开来大卡车， 学生们里外夹攻，冲破了警察的包围圈。

学生运动的成果让邓颖超欢欣鼓舞，但一些消极面也令她忧虑。于是，她奋笔疾书，在1920年1月的第一期《觉悟 》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为什么……？》。

“……但是现在多数学生，觉得自己有点学问，装饰得新奇一点，觉得算是社会上特殊的人了。于是见了那无知 识的、贫穷的、乡下的同那劳动界一般苦同胞们，简直就不愿意理睬……我要问我们这些学生，受的是高等教育 ，唱的什么‘平等’、‘博爱’、‘互助’，难道连自己的责任同做人的意义，还不知道吗？大家想想究竟为什 么看不起人？”从“为什么看不起人”到“为什么要沾染恶习”“为什么要有华丽的装饰”“为什么不照着他的 话去实行”，邓颖超思考着、批判着，并在实践中不懈地改造着自己与社会。

这期杂志出版没多久，周恩来等人因请愿被捕。过了3个月，眼见当局企图用“拖”来消磨大家的斗志，被捕代表 秘密联络，决定发动绝食斗争。

爱国何罪，竟要遭此涂炭？邓颖超建议，要代替代表们绝食，向当局施加压力。建议被采纳了，连同邓颖超在内 的24名青年结伴来到警察厅大门前，当面同厅长杨以德理论。杨以德被逼得无话可说，只得安排被捕代表和邓颖 超他们见面。

回到学校后，邓颖超一边忙着为狱中战友聘请律师，一边还领导了一场争取爱国权利的斗争。

5月7日是日本强迫袁世凯政府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女师学生决定全体参加“国耻纪念大会”。 邓颖超代表全体同学和校长齐璧亭交涉，要求学校5月7日放假一天，但思想保守的齐璧亭就是不答应。第二天， 400多名女生干脆直接罢课，齐璧亭气得下令开除全体学生，要求她们当日就搬离学校。邓颖超一边为大家协调住 处，一边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寻求帮助。最终，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学校不得不收回成命。

在赵炜看来，邓颖超称得上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战士”。“邓大姐勇敢刚毅、自强自立的特质，令她在五四运动 的激流中脱颖而出。”她说。

“女星”冉冉升起

1920年，邓颖超毕业了。她到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回到天津，应女师前学监马千里之邀，到新创办的达仁女 校任教。

邓颖超承担一年级的教学工作。她深知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不仅仅传授其知识，更要培养其爱国情怀。“五一” 国际劳动节，她给孩子们讲工人如何反抗剥削压迫；五四运动纪念日，她给孩子们讲自己参加斗争的情景；“五 七”国耻纪念日，她告诉孩子们，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竟然与日本签订了旨在灭亡中国的 “二十一条”……

马千里的小女儿马翠官时年6岁，是邓颖超的学生。她回忆，邓颖超不是“按课本一个字一个字地教”，而是通过 简单有趣的小故事或图画引出教学内容。她常常引导大家复述，讲得好时给予鼓励，孩子们“学得很有兴趣”。

1922年，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府。黎元洪复任大总统，为了装点门面，宣布召开议会，制定宪法。各大城 市掀起妇女参政的热潮，天津妇女也在筹备成立参政请愿团。

邓颖超受邀参加筹备会。面对一些来宾的反对声，她抓住其中漏洞有力驳斥：“如果按照适才冯先生所说，女子 教育不普及，纵然争得参政权也无用。然而，我们现在若不争，后来姐妹也不争，从此无人去争，再过二千年， 此事也不能实现！我们现在不是为自己争，是为后来的千千万万姐妹争取平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