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知凡太太”，病房里的译电员

周秉德在中南海西花厅和伯伯周恩来、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0余年。在她的记忆里，伯母极少提及那些“过五 关斩六将的往事”。

“只有一次。在西花厅那间小客厅里，一家人家常闲聊，说到伯伯1931年在上海编制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电报密码 ‘豪密’时，旁边的伯母说了一句：‘我还做过译电员呢，你伯伯当时的很多电报都是我译的！’语气中带着自 豪。”

长大后，周秉德慢慢了解到，看上去始终沉稳平静的伯母，曾经历过那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她是十里洋场中 的“伍美”，是日本轮船上的古董商太太，也是长征途中躺在担架上咯血的病患、西山疗养院的“李知凡太太” 、华北农村土地改革中的“肖超”……

一名坚定刚毅的战士是什么模样？邓颖超提供了一种答案。

上海，一桌麻将

1927年春天，在国共合作中加入了国民党并出任其湖北省党部执委兼妇女部长的中共党员李文宜，在武汉第一次 见到邓颖超。一见面，李文宜脱口而出：“我一听到邓颖超的名字，还以为是位高大身材的人呢。”

邓颖超立刻笑着说：“我也以为李哲时（李文宜的原名）是个高大身材的人呢。”

两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朋友。

日后回忆起这次相见，李文宜十分感慨：“从对话中可以看出，她是那样的机灵聪慧。虽然当时她才23岁，但她 早已在五四运动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之一了。”

其实，邓颖超当时正处在巨大的痛苦和艰辛的逃奔中。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接连在上海、广州发生，身在 广州的邓颖超经历了难产和丧子之痛，“我因难产尚未出院，党的机关和我的住处被抄了，有的同志被捕第二天 就被杀害了，我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我想只要我还活着就要坚持斗争下去”。她和母亲杨振德设法乘坐德国领 事馆的船先逃到香港，再到武汉。和李文宜匆匆一见后，邓颖超没在武汉停留太久，于5月1日抵达上海。

上海的马路上到处是巡警，气氛很紧张。邓颖超和母亲找到一个旅馆住下，此时国民党还不知道周恩来有“伍豪 ”这个代号，杨振德去《申报》登了寻人启事：“伍豪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 报后速到某某旅馆来，岳母振德。”大约两个星期后，邓颖超与周恩来久别重逢。

和李文宜也很快再次见面。当年9月，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李文宜也在10月到了上海，任 职于中央组织局。邓颖超则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恢复中央妇委组织就是其中之一。 书记由她担任，委员有杨之华、蔡畅、李文宜、庄东晓等7人。

“此时，我们遭遇的困难首先是缺乏地下工作经验，党员又减少到1万多人。”1981年，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接 受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采访时回忆这段岁月说，但这些人是非常坚定的，他们始终坚持入党时的信念，准备 牺牲个人的一切以至生命。正像毛泽东主席说的那样，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 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邓颖超主持召开第一次妇委会，大家围着一张方桌坐下来，把一副麻将牌摊到桌上。如果发生意外，被盘查起来 ，可以说是“干姊妹团聚，玩玩小牌的”。8名委员按年龄排列，以姐妹相称：杨之华大姐、蔡畅二姐、李文宜三 姐、邓颖超五妹，八妹庄东晓最小。邓颖超便用谐音“伍美”作了笔名，周恩来也就成了“五妹夫”或“五姐夫 ”。

邓颖超扮的是家庭主妇，穿一身缎子旗袍，每天除了学习和工作，还要做扫楼道、拖地板等家务。其他委员有的 扮作阔太太，有的扮作少奶奶，都装成比较富有的样子。大家还故意把值钱的东西——比如大皮箱，摆在显眼的 地方，其实箱内空空如也。就连各人化装所需的服装有时也需要换着穿。

当时党在上海的工作重点是工人群众，妇委会的工作重点自然是女工。邓颖超有时穿上工人服装，有时扮成小商 贩，在篮子里装上烧饼、油条、香烟之类的小商品，站在工厂附近售卖，好同工人接近。

这样特殊的环境里，邓颖超和战友们发展出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

租房子，附近有敌人住的不能租，有自己同志住的也不便租，而且必须要有后门，方便随时撤离。少则几月，多 则一年就要搬家，搬一次家，换一次姓名，重编一套能掩护自己身份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和秘书赵炜 说，那段在上海的斗争岁月，找房子是最难的。

“八妹”庄东晓后来回忆过邓颖超夫妇的一处居所：“邓大姐带领我们看了看她布置的新居和卧室，并笑着问我 们像不像样。实际上新居的布置很简单，家具都是租来的，半新不旧的。经过邓大姐的精心摆设，粗一看，还像 个小康之家。”

那时党中央只在三个地方开会：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家，罗亦农、李文宜夫妇家。三处 轮流，因此三家彼此不能多来往。去时走后门，敲门先敲几下，再敲三下作为暗号，知道是自己人，很快开门， 否则不着急开门，以便留点时间对付来人。

保持警惕成了习惯。邓颖超去蔡畅家里开会，蔡畅的女儿李特特负责放哨。一旦有生人从门口经过或是往这个方 向来，李特特就唱起儿歌《麻雀与小孩》：“小麻雀呀/小麻雀呀/你的母亲/哪儿去啦/我的母亲/打食了……”

上海电车很多，但电车上遇到敌人无法躲避，所以邓颖超从来不坐，外出都是步行，借助夜色掩护，“出去，必 定是清早，深夜十一二点回来”。

党的经费十分紧张，邓颖超每月只有8元生活费，周恩来每月有12元，此外两人分别还有3元和5元交通费。“邓大 姐还得叫邻居都知道她家是做生意的，她的穿着还得像个样。可是她哪有钱？所以非常难。”赵炜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翻译电报的技能也是这一时期练就的。邓颖超协助周恩来开展机要工作，不但会译电，还是研究密码的行家里手 。1936年她在陕北担任中央机要科科长时，译电报的速度仍比做了三四年的专职译电员还要快许多。

邓颖超隐蔽得坚毅。“那个时候的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对党员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教育特别重视，抓得很紧 。”晚年的她曾感慨道：“至今印象还很深刻。”

莫斯科，一把好枪

1927年到1932年，邓颖超在上海从事了5年党的地下工作，其间数次遇险，使她愈斗愈坚。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当选为代表，邓颖超列席大会。四五月间， 他们化装成一对古董商夫妇，从上海登上一艘驶往大连的日本轮船，计划经哈尔滨赴苏。

组织安排他们夫妇坐头等舱，每餐都可以到餐厅去吃饭。但由于经费紧张，在船上的两天，邓颖超和周恩来都很 少更换衣服，也很少同其他乘客交谈。

李文宜与杨之华是另一批。她们穿着旗袍，梳了假发髻。每天早晨梳头时，她们要把舱门关得严严实实，费很大 劲才能把发髻系在原本的短发上。

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是可见可感的。铁路搬运工人所穿背心的背部有一个大大的“荷”字，意指搬运工。旅客 用的是木制饭盒、筷子和茶具，吃的是一块黄色的萝卜干和米饭。“令人感到如同到了日本，而不是还在中国的 领土上了。”李文宜在回忆录中写道。

邓颖超夫妇上船那天，把上海所有的报纸各买了一份，准备带到船上翻阅。后来轮船在青岛又有短暂停留，两人 下船买了各种当地报纸带回船上。结果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邓颖超夫妇正准备上岸，就遭到了驻大连日本水上 警察厅来人的盘问。

“你们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冷静回答，做古玩生意的。其实两人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做生意的为 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周恩来又答，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

“你不是做古玩生意的，你是当兵的。”

周恩来伸出手：“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几人问来问去问不出破绽，便让周恩来到水上警察厅接受审讯，邓颖超则到旅馆等待。虽然如坐针毡、度秒如年 ，但邓颖超表面上还是泰然无事的样子。约两小时后，周恩来平安归来。邓颖超马上找出两人的参会证件，撕碎 ，投入马桶，冲走，然后和周恩来有说有笑地到楼下餐厅用餐。当天下午，他们改乘火车，由长春转吉林再到哈 尔滨，最后成功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邓颖超见到了世界革命和妇女运动领袖蔡特金。“在她的眉宇举动之间，在她的内心和生命之中，充 满着斗争经验、革命热情和伟大的力量，这些交流着使她成长为一个巨人。”多年后回忆起那个场景，邓颖超依 旧难掩心中澎湃：“当她指出无产阶级及被压迫者，特别是妇女们的斗争和解放的道路时，她的兴奋，她的英明 指示，她的必胜的信心和大道理，立刻使得大家感到光明照耀在眼前，知道如何走向解放的道路，原先沉默严肃 的空气，一变而为活跃起来，增加着大家斗争的勇气、必胜的信心。”

六大闭幕后，参会人员留下参加一个月的军事训练，邓颖超和李文宜被编在一个班，教官全是苏联人。学员每天 除了练习射击和各种队列步法、基本动作外，还要练习拆卸、擦洗各种类型的步枪和手枪。因为在游击战中，武 器一般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复杂多样，如果夜间作战时枪支发生故障，必须及时排除，否则就面临被敌人射杀 的危险。

邓颖超学得非常认真。她把枪支机件按顺序卸下，排列整齐，一一擦洗干净后逐一装上，动作总是又快又好。

邓颖超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1928年年底，随着中共中央机关逐渐完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支部成立。邓颖超任 直支书记。考虑到党内刊物很少，与恽代英等直支成员商量后，邓颖超创办了《支部生活》，每月出版一至两期 ，32开本、毛边纸、线装，封面被伪装成“志夫新话”，里面的内容是重要文件和工作纪要，还介绍上海的工人 运动和学生运动开展情况。

1931年4月下旬，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过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由于此前党中央会议地点常选在 顾顺章家，所以就连他的家属、亲戚甚至佣人，都认得不少中共党员甚至中央负责同志。万幸的是，早已打入国 民党特务机关的中共党员钱壮飞及时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告知了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聂荣臻。聂荣臻急忙赶往周 恩来处。不巧，周恩来刚好外出，邓颖超当即与聂荣臻商定，由她带上顾顺章的妻子，马上进入一家日本人开设 的旅馆暂避，并借机从顾妻嘴里获取更多关于顾顺章的信息，探清底细。

紧接着，6月下旬的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邓颖超迅速通知向忠发所知道的几个租住地点的同志转移 。还有一处中央机关所在地，那是向忠发唯一知道的机关地点，邓颖超与机关里的3人约了当天共进晚餐。下午4 点多钟，她前往机关，到了后门附近，看到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警报信号，她没有再前进，立刻 转移到另一位中共党员家里。很快，邓颖超得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并且向忠发已带人到机关里逮捕了那3名中共 党员。好在由于邓颖超通知的速度足够快，当向忠发又带着特务到周恩来、邓颖超以及瞿秋白、杨之华等人的住 处时，已是人去楼空。

长征，一副担架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主力退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此时，30岁的邓颖超被确诊患上 肺结核，低烧不退，痰中还带着血丝。她被编入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休养连。由于病得很重，不能骑马，许多时候 邓颖超只能躺在担架上被抬着行军。她对此常感到不安、内疚，遗憾自己生病不能工作。旁人安慰她：“你的工 作能力强，等你的病养好了，还不是一样工作。到了根据地就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