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解救那些孩子

1938年，武汉。上海妇女救国会理事陆慧年找到邓颖超，诉说心中的苦闷——她的党组织关系莫名其妙中断，没有 人找她参加党小组会，也没有人传达给她党的文件。

邓颖超找到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弄清了事情原委。原来，陆慧年妹妹的男朋友曾在国民党一个机关工作，妹 妹所在学校的老师因此怀疑陆慧年有问题，通知湖北省委停止了她的组织关系。

邓颖超深知这种怀疑毫无根据，反而会削弱党的力量。她很快联系到陆慧年，说：“你的工作关系转到长江局， 以后我直接联系你。”

陆慧年悬着的心终于落地，她感受到了“小超大姐的信任和理解”。

“小超大姐”，陆慧年不是唯一一位这样称呼邓颖超的人。尽管当时邓颖超才34岁，但人们已经习惯了亲昵地唤 她一声“小超大姐”“邓大姐”。因为“大姐”一词，最能代表她在同志们、朋友们甚至党外人士心目中的温暖 形象。

其实，她的温暖不仅仅是一种品格，更是一种智慧，能将党内外的力量神奇地团结在一起；还是一种相知，在彼 此牵念中形成深邃而绵长的友谊；也是一种关怀和担当，与广大女性一起顶起了半边天。

“为了保护儿童而走到一起来的”

珞珈山南，东湖之北，一片红瓦绿砖的小洋楼依山而建。全民族抗战前，这里有大名鼎鼎的教授李四光、王世杰 、皮宗石等人的家。1938年春，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教授们的家就腾了出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8年夏，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和时任长江局妇委委员的邓颖超，根据安排搬到了这里。

“有这样的湖景，有这样的好邻居，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被郭沫若如此描 述的环境，却一点也不能叫邓颖超安心。珞珈山外，到处是从上海、南京逃亡来的难民，尤其是一些失去了家和 父母的孩子，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有的甚至因伤病倒毙在路旁。邓颖超看得难过。

她焦急地想要找出一个法子来，救这些孩子。经费、房间、衣物、工作人员……这些都从哪儿来？

邓颖超找到了一位邻居——国民党爱国将领黄琪翔的夫人郭秀仪。“邓大姐告诉我，准备联系妇女界人士商量并 发起成立一个团体来办这件事。我向大姐表示，我很愿意参加和做一些具体工作。”

邓颖超还联系上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并建议她邀请宋美龄出面，来主持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以下简称保育 会）的成立大会，同时说明保育会可作为由宋美龄当会长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的直属单位。

“邓颖超这样做，是因为武汉是国民党统治区，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人员刚刚到达，人数很少，从各地到 达武汉的中共秘密党员也很少，而抢救难童的任务非常迫切，需要大量经费、房子、工作人员。邀请宋美龄等人 参加，可以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历史室主任范红霞解释道。

果然，宋美龄的出面，让原本准备在保育会成立大会上捣乱的特务、流氓们安静下来。

1938年3月10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宋美龄见到邓颖超，执礼甚恭，始终称她为“邓先生”。但也有人故意排挤 邓颖超。当天，在讨论理事会设立的各组织机构人选时，组织委员会主任的候选人原是邓颖超，副主任是国民党 社会部妇女科负责人陈逸云。陈逸云不买账，宣称她有“几十年组织工作经验”，竭力要国民党独占组织、宣传 、保育三个委员会的主任职务。

邓颖超看穿了陈逸云的意图，坦然表示：“我们是为抗日救国，为了保护儿童而走到一起来的，我不要任何名义 。只要工作需要，我一定努力去做。”

邓颖超的真诚，让宋美龄不得不出面，鼓励在场人士畅所欲言、充分讨论。最后，会上通过，史良任设计委员会 主任，她是1936年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的“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沈兹九任宣传委员会主任，她是上海妇女救 国会理事、《妇女生活》杂志主编，也是一位进步人士；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则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李德 全任经济委员会主任，郭秀仪任副主任……邓颖超虽只担任设计委员会委员，却争取到进步力量在委员会领导中 占多数，陈逸云的打算彻底落空。

1938年5月，战火向武汉蔓延，邓颖超亲自布置南方局地下党员罗叔章，以南洋商人为公开身份，赶赴湖北、河南 交界的均县，抢救五六百名难童。临行前，邓颖超交给她一封宋美龄亲笔写的委任状和介绍信，嘱托她：“叔章 ，总会派你去解救那些孩子，他们是民族的未来，革命的后代。我们知道，这是一件谁也不愿意去干的事，但责 任心不强的人，我们又不敢让她去……我们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选定了你！”

穿过200公里的无人区，经历被土匪抢劫等艰难险阻，罗叔章赶到已是战场前线的均县，接着又辗转两千多里，带 着男女老幼600多人从均县溯汉水到汉中，再沿嘉陵江到重庆。其间，邓颖超连发三封电报给沿途的中共党组织， 请做好协助。保育会先后在各地建立了53个分会，共抢救、教育了3万名难童，保育会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同时，保育会又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通过它把全国各方面的力量集合起来，形成全国妇女大团结。共产党人 可以借助这一合法组织开展工作，开展一些私人交往，取得相互信任和支持，有利于争取国民党阵营中的抗日民 主力量，团结更多爱国人士，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容。”范红霞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邓颖超曾这样自述：“我们开始到武汉时（1937年底），人们由于受国民党多年的封锁和造谣宣传，说共产党是 绿头发、红眼睛，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杀人放火，可怕得不得了。哪晓得，我们一到那里，人们看我们这些人 跟国民党不同，说共产党是非常讲信义讲道理的，对人态度诚恳，办事认真，也有礼貌，既不贪污，又不为做官 ，而是为人民服务，从而使人们的印象逐渐改变了。”

在武汉，邓颖超经常参加《妇女生活》组织的活动，撰写文章，出席各界妇女的座谈会。一次，《妇女生活》组 织读者座谈会，到会人员二三十人，全是中学、大学的女学生。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座谈会，沈兹九会前邀请了 邓颖超，但也没有强求她一定来。没想到邓颖超突然就来了！

邓颖超的风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沈兹九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向邓颖超倾吐了她 的入党向往。一年后，邓颖超在重庆亲自介绍她入党。上海妇女救国会的发起人之一罗琼，多年后还感动于邓颖 超在大热天应诺来到家里，鼓励她和武汉妇女界多接触。她猜测自己当年的入党赞成票里肯定有邓大姐的一票。

邓颖超也和一些进步民主女性有了深入的交往。比如，史良的女儿史小红称邓颖超为母亲的“挚友”：“在我家 的客厅里长期摆放着周恩来送给她的周恩来夫妇的合影。国共重庆谈判时，邓颖超引领母亲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 ，并做了深入的交谈。”又比如，1946年10月，因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刻意拖延、阻挠，邓颖超无法应邀参加在 美国举行的国际妇女会议，便委托即将出国的李德全代表她出席会议。李德全在会上揭露了中国内战的真相，表 达了停止内战、争取和平的愿望。

邓颖超和郭秀仪这个珞珈山的邻居，交情更是不一般。他们两家人，曾将家人照片互赠对方，互作留念。其中有 一张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合影，周恩来还在照片上题字：“琪翔兄、秀仪妹惠存！”落款是“弟恩来、颖超敬 赠”。后来，1946年10月，国共谈判全面破裂，中共代表团准备从上海撤退，周恩来要举办一个酒会，与民主人 士告别，邓颖超就把办酒会的事委托给了郭秀仪。

在上海靖江路（今桃江路）35号的黄琪翔、郭秀仪寓所内，郭秀仪忙进忙出。她拿出家中仅有的一瓶三星白兰地 酒，这瓶酒是美国窦恩将军赠送给她的礼物，珍藏了几年都没舍得喝，从云南带到重庆，又带到上海，这次终于 派上了用场。至于做自助餐的西式菜点厨师，则是专门从上海西餐店里请来的，郭秀仪一直在厨房现场指挥，吃 饭的时候才出来。

“当时在我家周围，已有国民党特务监视，但当天还是到了几十位客人，其中有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 等人。邓大姐委托我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招待客人……对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的离去，又感到十分难过、惜 别……”郭秀仪回忆。临行时，邓颖超拿出20元钱，作为代办费用给她。郭秀仪不接受，推之再三，才收下了。

这次临别，心思细致的邓颖超还一一登门拜访了很多好友。她首先拜访了宋庆龄，和她交换了对时局的意见；接 着拜访了鲁迅夫人许广平，在许广平陪同下到万国公墓祭扫了鲁迅墓；又拜访了和平请愿代表雷洁琼，向她表示 慰问；还去看了史良、曹孟君、罗叔章、胡子婴、沈粹缜、倪斐君等，勉励她们在上海坚持战斗的同时，千万注 意安全。

不过，邓颖超也请朋友们放心，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邓亲往劝驾必成”

邓颖超的预判是准确的。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6日，邓颖超与何香凝、蔡畅等在致宋庆龄电中说：“我 们曾被迫分隔两地，共同为自由民主奋斗，我们对你的钦佩与怀念，无时或已……”之后不久，邓颖超就来到了 上海。

此行，邓颖超肩负重任——迎请宋庆龄去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但北平是宋庆龄的伤心之地，1925年，孙中山就是病逝于此的。1949年1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给宋庆龄写 信，请其与会，宋庆龄婉拒。5月29日，李济深致电宋庆龄。6月2日，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 等电邀宋庆龄北上，宋庆龄的复电仍是“只以病躯急需疗养，暂缓北上”。

中共中央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宋庆龄的情况和真实想法。周恩来从史良处得知，宋庆龄曾经和她讨论过新政协会议 的事情。史良判断：“邓亲往劝驾必成。”史良说的“邓”，就是指邓颖超。

“邓颖超和宋庆龄相识已久，在政治信仰和理念上有很多共同点，并且在为国家的独立富强和妇女解放事业中， 长期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情谊。”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原常务副主任、宋庆龄故居原主任何大章说。

早在1924年冬，宋庆龄和孙中山北上路过天津时，邓颖超就在欢迎群众中。1925年，宋庆龄为孙中山先生送葬， 邓颖超看到她“没有哭泣，没有流泪，而是更加坚强”。1926年，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宋庆龄在主席台上“ 勇敢地谴责了国民党内反对革命的右派分子”，而邓颖超也在会上，是14名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的 共产党员中唯一的女性。她们一起向大会提交了《妇女运动决议案》，这是二人正式合作的开端，开启了中国妇 女运动新的一页。

1927年大革命失败，邓颖超和宋庆龄在武汉匆匆别过。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 ，邓颖超在武汉、重庆从事妇女统战工作，只偶有见面，但常有书信往来，互通情报信息。“宋庆龄对邓颖超的 评价非常高。她1942年在纽约《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文章概述了中国的妇女运 动，从花木兰、梁红玉、蔡文姬、李清照等古人说起，讲到现代的时候，就举了秋瑾、何香凝、邓颖超、史良、 蔡畅这几个人的例子。”何大章说，宋庆龄在文章中多处提到邓颖超，说她是“内战时期被迫转入地下、遭到通 缉的极能干的妇女”。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1949年6月25日，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抵达上海。当晚，邓颖超就见到了 宋庆龄。老友相见，宋庆龄很是欢喜，却还是表示“因病体不克长途旅行”。隔了一日，邓颖超又派曾任宋庆龄 秘书的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去见宋庆龄，宋庆龄虽表示“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但“谈话间颇感盛情难却”。 之后，邓颖超又多次登门拜访，表达中共中央恳切的期望，宋庆龄终于“果断地、高兴地”同意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