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中的“资本主义尾巴”

（文 / 邢海洋）

为穷人盖房还是为富人盖房？任志强说得明白，企业的目标就是盈利。再没文化的开发商也知道富人的钱好赚，穷人缺乏支付能力。若是一定要为此寻找经济学的解释，则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二八原理”，即20%的富人拥有80%的财富，有能力消费80%市场份额的商品。另一个推论则是，只要抓住这20%的客户，就能赚到80%的利润。

既然这是房产商的天然属性，好，就让我们用行政手段调整它。于是，“双70%”的规定出台了，在赚30%的富人的钱时，你先得向70%的普通人提供住房。

这真是全世界破天荒的创举，把盈利和公益打包出售，买一个还得搭一个。记得几十年前这样的销售行为很普遍，但进入买方市场后，再也没有什么商品能畅销到消费者要如此委曲求全的程度。唯一能有如此特权的是土地，开发商靠土地生存，居民们也靠这个安身立命，供地的一方又处于垄断地位，可以自由地改变规则。于是，一个命令出台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建70%的中低价房子。

问题是，这样“打包”是否真的能兼顾两方面的需求。在普通人，房型小了，总价低了，能买得起市中心的小户型了，不必再搬到远郊区县了。真是有百利无一害。当然，也许会有人觉得富人趾高气扬，带给小区纸醉金迷的不健康空气。但如果你的头顶上是几套小居室打通连在一起的豪宅，地面上铺了厚厚的地毯，墙壁上不惜重金做了隔音，和住着一个总是敲敲打打修理桌椅板凳的肯定不一样;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两居室的工人宿舍肯定也不一样。

在我居住的小区里，很多人家种花养草，富余出的树木就种在了公共区域，还有人在水池里放养了一大群金鱼。而邻近的一个房改的小区里，香椿芽还没长到一寸长，就被剃了光头。这里无意讨论不同社区里居民的生活习惯，只是想说，金钱的多寡的确影响着居民习性，富人唱卡拉OK要到钱柜，可如果住在不去歌厅唱歌的邻居中间，恐怕就不得不听免费的音乐了。金钱的多寡甚至还影响到房屋的公共空间设计，为了替大家省钱，这样混居的低层楼房可能没有电梯，楼道里总是沉重的脚步声和混杂的说话声。

如果说在公共区域的隔离是歧视，是政治不正确，至少普通人和富人会选择不同的楼盘。对此，各国和地区政府除了疏导，很少用围堵的办法。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在富人楼盘之间建公立学校，在公屋的楼盘间建超市，一个新区的建设，给有钱人提供的商品房比例不许超过40%，政府提供给低收入阶层的公屋比例超过60%。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融合控制在公共空间领域，而非邻里关系。

有一个说法，70%的城市居民无力购房，商品房全被30%的富人买了去。政策正是为满足70%的人的需求而压抑30%的需求。的确，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富人占有了80%的财富，如果按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则，他们同样可能占有了80%的土地，而占人口80%之众的普通人势必无立锥之地。有鉴于此，你会发现很多国家在房地产调控中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二八原理”，比如韩国在调控房价时就主要针对拥有第二套房子的，对居民拥有的第二套以上住宅征收重税，将转让第二套以上住宅的交易税从9%～36%的水平提高到50%，并且从明年起，对于非土地所有人自住的土地交易征收60%的交易税。新加坡政府甚至从一开始就自觉遵从“二八法则”，对占住户总数80%的中低收入者供应由政府控制户型和房价的组屋，对占3%的富人高价批地。

即便如此，硬性压抑富人需求的措施还是很少见，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也曾说过，“让购买大面积豪宅的富人多交税，不是要打击、限制他们的消费，而是为了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彰显社会公平”。为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没有提问的意义。经济发展了，居民自然会有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若是这个资本主义尾巴也割了，不如回到朱熹的时代。韩国政府就充分意识到，房价之所以飞涨，除了投机，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收入的提高，韩国人对于住宅的多样化和高档化需求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希望居住在更大面积，更舒适，配套更完善的住宅，而目前市场供给不能满足这类需要。而满足这种需求的唯一办法是加快住宅建设。

富人掌握着80%的财富，有着80%的购买力，与其消灭他们的购买欲望，不如差异化对待。这样，既能劫富济贫，又满足了所有阶层住房的需求。■ 房子资本主义尾巴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