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金、盗猎与可可西里

（文 / 王家耀）

那些淘金的日子

遇见穆萨时候，他正在格尔木河西清真寺门前摆地摊，“现在就靠卖些旧机械工具为生”。48岁的穆萨看起来远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满脸皱纹。听说我们想采访淘金的故事，穆萨双手捂住眼睛，“不想说，一说就想哭”。

“淘金不是很容易发财吗？”之前记者采访的一些例子表明，很多淘金者一夜暴富。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科长王周太曾告诉记者，格尔木一些楼房，就是金农或者“金把头”赚钱后建的，称为“黄金楼”。“发财的只是‘金把头’和极少数金农，大部分金农都赔了钱。”那都是15年前的事了，穆萨说已经很难回忆很多细节，但所经受的苦难，无论过多少年都不会忘记。

化隆县群科镇群科村——穆萨的家乡。这是一个只有500多人的村庄，位于黄河边。人均不足0.5亩地，穆萨一家5口人只有两亩地。在穆萨记忆里，一年一季种小麦，凑合维持生存，“可可西里、阿尔金山遍地都是黄金”。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这个消息在青海海东八县扩散的速率相当快。“谁最早发现了可可西里有黄金？”没人能确切回答这个问题。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党组书记才达个人的解释是，当年马步芳统治青海时期，控制了青海的黄金开采，强征了很多民工。民工清楚金矿的大体位置，活下来的出售金矿信息，获取高额利润。一传十，十传百，认识、不认识的见面谈论的都是可可西里的黄金。

“一年一季的小麦，整个春天是农闲，又有发财的机会，当然要去淘金了。”1989年4月，31岁的穆萨和村里其他人合伙花7000多元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就这样，十五六个村民、三辆手扶拖拉机一起上路了。

之所以选择4月份进可可西里，穆萨解释说，可可西里的夏天冻土化开，泥土松软，适合挖掘。“很多金把头前一年11月份就带足够的物资进可可西里，护住金场子，直到4月底5月初春暖时开挖。”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书记才达说，这些“金把头”往往配备武器，整个冬天，他们自带的食物只有面粉，可以蒸馒头、做面片，但没有蔬菜和肉，所以这些人经常盗猎。

只是听说可可西里有黄金，具体什么地方不清楚。穆萨说，当时每人只带了六七十斤面，一个月的口粮，加上一些简单淘金工具，铁锹、水桶、筛金的床子。每辆车加上几桶油，东西多了也放不下。从化隆出发，走走停停，4天后，到达五道梁。那是手扶拖拉机的速度。1000多公里的路程，从五道梁到西宁，记者乘坐的桑塔纳出租车11个小时即可到达。与十几年前不同的是，从格尔木到五道梁，路上有一些停车住宿的旅馆，很简陋，像极了内地80年代墙上喷着广告语的旅舍。这全是随着青藏铁路修建而出现的。一到五道梁，高原反应开始显现，头疼欲裂。没敢停留，穆萨和同伴向可可西里腹地行进了200多公里。“哪个地方平，路好走，就往哪个地方开。”

十几天后，穆萨和同伴来到马兰山附近，搭起了帐篷，算是安营扎寨。在没有雪的地方挖一个坑，挖上来的沙子放到盛满水的盆里，如果看到有小金粒就接着挖。如果挖到长宽深各1米，仍然没有发现金粒，就放弃。穆萨笑称，“下面是冻土，想挖也挖不动了”。一般情况是一个人做饭，另外4个人挖。在海拔5000多米的空气稀薄区域，动一动就要喘粗气，加上工具落后，因此进度非常慢，4个人，每天也就是挖一个坑。太阳一落山，就赶快吃饭，然后进帐篷。“帐篷里的温度比外面稍微高一些。很冷。”穆萨说，帐篷里下面是一层塑料纸，上面是一块羊毛毡子。金农们浑身上下全是泥巴，只脱掉外面最脏的衣服，然后穿着棉衣、棉裤直接睡，狭小的帐篷，四五个人人挨人挤在一起。现在好多了，都是军用帐篷，很厚，抗风，帐篷里还可以用煤生火。可可西里白天经常下雪，多的时候一天下四五次，突然袭击，每次十几分钟，帐篷有时候都被压塌了。生活的艰苦或许还可以忍受，让穆萨这些金农觉得别扭的是，他们信奉伊斯兰教，由于不能净身（洗脸、手、耳朵、脚等），因此长时间不能做礼拜。

“有没有挖到金子？”穆萨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每天都是偷偷挖，好坏都不敢声张。”穆萨解释说，金场里有人来回巡视，都是“金把头”或者大帮派头目派的人，看到你挖的坑里有金子，就过来抢。这些巡视者都很有经验，看到金农休息时间少，劳动时间多，就估计可能是挖到金子了。金农们都是晚上回到帐篷里，再偷偷洗沙子，“那时候，人与人之间是没有信任的”。抢金场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经常会打死人。死了人，一般就是两帮带头者私了，支付一两万元，打个条子，然后挖个坑就地埋掉。等出来时，再把人运出去。至于轻伤，根本没人理会。因此，遇到抢场子的，观察对方人多，就赶紧让出来，“老老实实地走，骂一句都不敢”。穆萨的理解是，那地方是没有法律的，人多一方说了算。成千上万的人进可可西里淘金，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淘到了金子。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党组书记才达笑称，“不管挖多少金子都说是一碗面片”。

( 穆萨，在小面馆里讲述他在可可西里的悲惨淘金史——挖不到金子，吃不饱肚子，做不了礼拜，冻得难以入睡，同伴或病死或在群殴中被打死 )

“反正是没赚到钱。”“连续几年都没赚到吗？”穆萨的回答很模糊，或许是他刻意回避这一问题。1989年是第一次进可可西里，没经验，还没挖到金子，格尔木政府的二三十名工作人员就开着吉普车追了过来，“非法采金，挖的金子全部没收，还要交5克金子作为罚款”。几个人没顾上收拾东西，开着手扶拖拉机跑了出来，那趟赔了1000多元。

1990年5月份，刚到马兰山附近，还没开始挖，同村一名20多岁的小伙子感冒了。刚开始以为是高原反应，可是服用了“安乃近”不管用，一直发烧，昏迷不醒，后来就不能讲话了。作为带头人，穆萨称，他有责任及时把小伙子送回去，晚了肯定没救了。马上返程，跑了不到一天，小伙子死掉了。穆萨把小伙子尸体运到格尔木清真寺，然后运回化隆，这一次又赔了钱。

( 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相伴而行 )

穆萨被格尔木政府工作人员围追的第二年，国家相关部门下达了严禁个人采金的通知。在一份1990年2月14日的文件上，当时的地质矿产部和国家黄金管理局《关于对青海省零星分散的黄金资源组织集体开采的复函》中，严禁个体采金，组织集体采金必须按开办乡镇集体金矿企业的条件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集体企业采金仅限于探明的零星分散资源，不能和国营矿山争夺资源。

1991年春天，穆萨和村民冒险再次进入可可西里。“这次淘到了一些沙金，每人分了几千元。”穆萨不肯透露具体数字，说也就是弥补了前两年的损失。3年下来，淘金基本没有收入。长期在外，又没有收入，穆萨与妻子最终离婚，3岁的儿子留给了妻子。穆萨一个人留在了格尔木，一开始蹬平板车拉货，勉强温饱，后来与人合伙卖羊肉，攒了一点钱，1995年再婚，婚后有了一对儿女，羊肉生意却赔了钱，无奈开始摆地摊卖零配件。地摊的生意，穆萨说一天能赚一二十元。“如果有可能我还想去淘金。”穆萨毫不隐瞒自己的想法，淘金确实有很大危险性，随时可能死亡，但也可能一夜暴富。摆地摊是永远富不起来的。

( 反偷猎巡山队行进在可可西里的冰面上 )

采访那天下午，整整3小时，穆萨没卖出一个零件。格尔木河西清真寺门前，只有穆萨一个卖旧机械零件的摊位。这样的生意，让穆萨甚至没有资金去淘金。“现在淘金成本高了。”他解释说，各种原材料都涨价了，尤其是油，其他零碎工具也都涨了，15年前，进一次山几百元就足够了。穆萨当年的那些淘金伙伴，绝大多数仍在化隆老家农村种地为生，生活甚至还不如穆萨。

金农、政府的拉锯战

( 在金农们发现一些野生动物的巨大经济价值后，本来附属于淘金的盗猎至此独立出来 )

穆萨只是可可西里淘金大军中的普通一员。

可可西里的淘金狂潮甚至延伸到了西北方向新疆的阿尔金山。

刘山福是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设立前沿哨卡后，守在依协克帕提哨卡的第一人。在他的记忆里，1988年之前，他的任务很简单，每天骑马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转悠，从望远镜里长久地观看:一只狼怎样追捕一只野驴，咬住后腿将它撂倒，撕成块状，直到变成地下的一堆骨架，一摊血迹。实在寂寞了，他还会拿起望远镜，站到屋顶或者爬到山坡上，看看有没有保护区的人进山，给他送菜或面粉，哪怕是个不认识的人，也好说说话。那时候他盼着山上的人能多一点。

1989年初夏，阿尔金山突然就冒出了上万人。那年5月27日，离哨卡约1公里，4辆东风车出现在刘山福的望远镜里。随后，人越来越多，大小拖拉机不断，下午，80多辆车，八九百人，占满了山谷。刘山福急了，瞒着媳妇，背上他的小口径步枪，来到采金营地。他坐进一辆东风车的驾驶室，壮着胆子，硬气地说:“走，到保护区，把手续办了。”金农很快围了上来，刘山福当场被打得嘴巴开了个口子，鼻子流了血。

金农几乎全是青海海东八县的农民。青海省原副省长马元彪提供的数据是，青海东部农业区每年约有七八万剩余劳力前往西部采金。采金在青海解放前后没间断过。资料显示，青海有史书记载的淘金史最早出现在唐代。《甘肃通志稿》记载，“廓州宁塞郡土贡麸金六两”。廓州即指现在的循化、化隆一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西宁地方官吏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招商开采扎马图金场，雇矿工500余人。1888年，清政府在西宁至玉树大道分段驻兵，监督采运。1936年，马步芳代理省政府主席，逐步控制了全省各主要金场开采权。规模较大的有科治沟、野牛沟、玛沁雪山、星宿海以及青海甘肃交界处的金羌滩等地。

“藏民没有采金的习惯。”原格尔木黄金公司员工藏民阿要解释说，藏民认为金子是土地中珍贵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动。“青海东部农业区没有什么工业、副业可搞。”在原青海重工业厅副厅长周超的记忆里，土地承包后更多的剩余劳力从事采金，青海的采金就成为一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金把头”也应运而生。每年春末夏初，公路上走的人一般都是金农。原青海省黄金管理局秘书邱勇说，当时从省重工厅黄金管理局到市、县黄金管理局，有相关政策，没有采金证不允许采金。给金农划分区域、派管理干部。当时的想法是，“管理必须跟上去！”但政策到了下面很难真正贯彻执行。按照政策规定，金子由人民银行统一收购。但很多金农或“金把头”都在格尔木通过黑市销售，黑市价格高出国家收购价一两倍，那时候格尔木的很多地方都有专人负责联通黑市。这样的“群众运动”在1989年达到极致，上万金农被困可可西里，死伤众多。最终政府出动飞机救援，格尔木政府诸要人因此次黄金案件锒铛入狱。

金农被困事件后，政府官员都不敢轻易碰黄金。怕有受贿嫌疑。“你若大胆管理，行政单位上下都在猜测你受贿没受贿;‘金把头’不在乎你是否受贿，就怪你一个人挡道。”领导们如避瘟疫一般躲有关采金的事务，说是重工业厅的一个部门在管。重工业厅黄金管理局的态度是:“我们就是把政策宣传到。采区你们可以去！没危险的分散地你们可以去！别乱采！文件发到村里就算是政策宣传到。金农再喊出了这事那事，那就是你们不讲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采金又回到了原来的无政府状态。原青海省黄金管理局秘书邱勇解释说，面对丰富的黄金资源，青海地质工作投入少，已发现的有一定规模，可供工业利用的金矿太少，黄金工业规模较小。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单纯靠政府监管很难。甚至很多地质队利用自己的先天技术优势，发现金矿后，与当地政府部门签订合作开采协议，双方分成，即开始开采，根本不经过省黄金主管部门。

这样的无政府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达回忆说，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成立后，起初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清理保护区内的金农。“点帐篷成了一项重要工作”，在才达的印象里，可可西里腹地马兰山附近最多的时候有2000多个帐篷，一个帐篷4～5人，同时有上万人在采金。这是缩小后的数字，“金把头”只会缩报人数。一边统计帐篷数量，一边通知到每个帐篷，“立即撤出可可西里”。当时国家相关部门牵头，青海、西藏、新疆三省联合行动，清山。

“清山说起来容易。金农们进山都耗了很多钱，怎么会轻易走。”“金把头”一声号令，上千人拿着工具从不同的方向赶来，把武警战士团团包围。战士们只好背靠背围成圆圈。“金把头”拿出一个袋子，里面装有10公斤黄金，说白送给武警就算扯平了。后来，武警战士与黄金老板周旋，出其不意地将“金把头”拿下，向空中鸣枪，使金农不敢进攻，才避免了一次冲突。武警新疆总队一位参战领导回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参与的清山经历或许可见其艰难。1995年，原野牦牛队队员谢周曾与治多县林业派出所执法人员一起在五道梁设卡堵截金农。“白天金农不敢冲卡，到晚上，几百辆手扶拖拉机，大灯全部亮开，四五名执法人员根本挡不住。”这是11年前的现状。现在的五道梁安静多了，淘金者再也不会开手扶拖拉机，都是越野车或者吉普。

2000年10月3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的通告》，其中第三条规定:自2000年10月1日起，对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禁采封育。对在保护区所辖湖泊内非法捕捞卤虫、采金、采盐的单位和人员，要坚决予以清理，并对有关单位和主要责任人依法严肃处理。随后，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会同大批武警进行了清山。至2001年，金农基本被清出了可可西里。

盗猎:淘金的副产品

淘金已经延续了上百年。现有资料表明，自明清时期，大批金农骑着牦牛，赶上木轮大车，前往祁连山下的野牛沟一带淘金。他们的食物只有自带的青稞、豆面、玉麦炒面、杂和面干粮以及冻坏了的土豆。为了改善生活、补充肉食，金农开始打猎，猎获的多是黄羊和藏羚羊。食物短缺时，“金把头”和金农就以猎取野生动物为主食。

自1985年始，青海、甘肃的大批农民进入可可西里采金，藏羚羊就成为了他们就地取材的主要肉食品。常见的景象是:黄昏，金农在河边埋伏好，当藏羚羊来喝水进入射程后，他们突然开火，藏羚羊猝不及防，纷纷倒下。除食用，藏羚羊的头角可以带回去做标本，藏羚羊角历来被中医藏传理论认为具有清热、解毒、消肿的功能，藏羚羊的血有止泻功效。这段时期，打猎更多是为了食用。

盗猎的开始是在金农们发现藏羚羊皮和羊绒的巨大经济价值后。藏羚羊羊绒被用作高档时尚品“沙图什”披肩的原料。这些用藏羚羊绒织成的披肩可以从一枚小小的戒指中间穿过，在世界顶级时装店以每条上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而一条披肩的原料，需要猎杀3到5只藏羚羊。才达解释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张藏羚羊皮在可可西里或格尔木的售价是300～500元，到了印度、尼泊尔边界，价格可以涨到2000～3000元。

本附属于淘金的盗猎，至此独立出来。多次深入可可西里拍摄野生动物的摄影师奚志农这样形容他见到的偷猎惨状:“藏羚羊都成了惊车之羊，只要一听见有汽车的声音就开始没命地逃跑，你根本没法接近它们。有一次进山，老远就看见天上一大群秃鹫在盘旋，我们觉得不对劲，就开车过去。天啊!上百只母藏羚羊的尸体，皮都被扒了，有几只奄奄一息的小羊羔，‘咩’叫着找妈妈的奶头，血流成河……后来，秃鹫都养成了习惯，只要跟着进山的车，准可以饱餐一顿。”

藏羚羊有个致命习性，晚上车灯一照，它们绝不跑出车灯照射的范围。盗猎者就从开动的车上向羊群射击，一次射死一二百只是很平常的。原野牦牛队队员，多次进入可可西里巡山的靳炎祖解释说，盗猎分子的武器装备很先进，步枪、五四、七七式手枪都有，藏羚羊很难逃脱。盗猎者一般只要皮子，有时也要几个羊角。更高效的捕猎方法是在车头前绑两根长木棍，然后冲进羊群……

盗猎者、羊皮收购商、贩运者和加工者明确分工，配合紧密而隐蔽。所有这一切都是高度专业化的。盗猎者把剥下的藏羚羊皮5张至10张一起装入麻袋，用卡车从偷猎地运到格尔木或拉萨的黑市，卖给羊皮收购商。后者雇人手工把羊绒从羊皮上一点点摘下。在才达的记忆里，最早的出境方法是牧民用牦牛驮着藏羚羊绒运过喜马拉雅山偏远的山口。后来为了躲避检查，商人想出了许多新方法，他们将轻小的藏羚羊绒装在汽油桶、睡袋、床垫或棉衣里，用卡车拉过尼泊尔和印度的公路口岸。拉萨成了藏羚绒和藏羚皮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1991年，盗猎达到高潮。可可西里行政上的管辖地，治多县在次年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杰桑·索南达杰出任西部工委书记。曾担任索南达杰秘书的靳炎祖坦称，当时西部工委的成立并不是为了反盗猎，而是为了开发可可西里的矿产。谁也没有想到，发展到后来，这个机构乃至后来的野牦牛队，核心任务竟是反盗猎，索南达杰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1995年，可可西里成立省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成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盗猎与反盗猎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接受记者采访时，才达称，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正在西宁制作画册，为明年10周年纪念活动做准备。“10年了，可可西里建立了5个保护站，但反盗猎任务自始至终没有轻松过。”

尾声:“动物王国”的真实危机

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国内名列前茅，动物种类繁多，可可西里享有“动物王国”的称誉。然而这个“动物王国”正陷入空前危机。

1903年，英国探险家罗林来到青藏高原腹地羌塘地区考察。他的笔记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几乎从我脚下一直延伸到我双眼可及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母藏羚羊和她们的小羊羔，在极远的天际还可以看到很大的羊群像潮水一样不断地、缓缓涌过来，其数量不会少于1.5万到两万只……”据估计，那时候青藏高原上有不少于100万只藏羚羊。这样的描述吸引了美国动物学家，著名动物保护者夏勒博士来到青藏高原。1998年，夏勒在青藏高原看到的却不是成群的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只有遍地的尸体，藏羚羊已难见踪影。

据西藏林业勘探设计院1993年的调查，青藏高原那时藏羚羊种群数量约存有14万只，加上阿尔金山一带的2万多只，总共也就是16万多只。中科院高原生物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显示，原来在青海湖周围随处可见的藏羚羊小群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绝迹。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的藏羚羊已在20世纪中期全部消失，青藏高原成了藏羚羊最后的藏身地。

动物种类的减少，盗猎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天灾也给动物生存带来了毁灭性打击。1962年，青海全省大旱，1977～1979年，江河源区连续3年春夏连旱，许多多年生植物，尽管耐干旱，可长时间没有水分，不能生长。这几次大旱，对依赖草原为生的藏羚羊群体是一场大劫难。与干旱接踵而来的是带给高原动物更大灾难的暴风雪。1964年和1982年春天，1985～1986年青海连续遭严重雪灾，1985年唐古拉山地区出现零下44.2摄氏度的低温，成群的藏羚羊冻饿而死。2001年11月14日，昆仑山口以西发生了8.1级的强地震，大地震造成山体滑坡、雪峰崩塌及泥流肆虐，这场灾难让许多动物死亡。

“藏羚羊已经很难看到了。”正在筹建野牦牛队高原生态文化促进会的原野牦牛队队员宫保扎西总是不经意说起10年前藏羚羊过青藏公路的景象。■

可可西里反盗猎时代

索南达杰时代

（1992年7月～1994年1月18日）

盗猎高潮，反盗猎队伍处于绝对劣势。可可西里、阿尔金山面临同样困境。抓到盗猎者和淘金者，大多是罚款和放行，一旦发生冲突，执法人员常有生命危险。索南达杰本人就在反盗猎中牺牲。

扎巴多杰时代

（1995～1998年）

野牦牛队组建，共60多人，由退役军人和社会人员组成。与索南达杰时期相比，由于杨欣等环保人士的呼吁，反盗猎队伍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支持，但缺乏政府资金支持。这支队伍在反盗猎的同时，也面临各种考验，无法做到规范管理，力量薄弱。

梁银权时代

（1998～2000年）

更多志愿者来到可可西里，政府开始重视青藏高原、可可西里的生态保护。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野牦牛队继续工作，社会各界的捐赠和资助给予了野牦牛队巨大支持。2000年获得中国环保奖金最高的“福特汽车环保长城奖”。

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时代

（1997～）

野牦牛队2000年底被撤并，部分野牦牛队员加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目前大多退出。至2006年，在多方多年努力下，可可西里的淘金和盗猎得到有效遏制。 盗猎可可西里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