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绝代的中国标本

（文 / 苌苌）

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富有才情，在艺术领域内——写作或者绘画，各有造诣，受人尊敬。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挣钱方式离自己的兴趣爱好不太远，但积累财富不是生活的主题。他们的生活在外人看来很体面，但那种体面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模式化要求:开豪华车，住高档社区，穿名牌衣服，他们避开这股洪流，每人都选择了自己能承担的最富个性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生活细节上有所讲究，但品位不是按商业社会的品牌标准建立。知识结构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观，几十年来国家变革与传统文化的割裂，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是另一种痕迹——他们传衍着中国传统文化，生存在主流的空隙间，游离于体制外，有点清高，有些不拘，博古通今，兴趣广泛，过着清人张潮所说的“闲世人之所忙，忙世人之所闲”的日子。

他们进入我们的视野，更多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精神气质，接近古代名士精神。“名士的精神实质体现在四个方面。”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宁稼雨说，“第一，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他们看重个体，忽略社会。第二，在个人和政权关系上，往往把自己看作真理的化身，不把权势放在眼里。第三，从思想方法上，是道和器的关系，重形而上，轻视形而下，认为无限胜过有限，喜欢琢磨玄妙和虚无的东西，忽略有限的东西。第四，从人生态度上，注重的是审美，而抛弃功利和实用的人生态度。”古时所谓名士，一言一行都能成为世人的谈资，这和你经常从娱乐新闻上看到的名人干的事儿性质不一样。名士和名人的最大区别，就是名士的言行举止蕴涵着一种生活哲学，恰是值得这个社会思考的。

如果在定义上妥协，把名士称号落在几位采访对象头上，他们都不太乐意。他们并不安贫乐道，生计当头，都觉得自己生活得还不够洒脱。所有人都有他们相对独立又统一的对名士的看法，比较共通的是，名士绝对是不功利的，而这只有在一定的生活背景中才能做到。宁稼雨从事古代文学和文化史关系研究，是《魏晋风度》和《魏晋士人人格精神》等书的作者，在他看来，名士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出身门阀贵族，有垂手可得的金钱和政治地位，却又视其为粪土，这样才能催生所谓的风度。照这个标准，现在唯一拥有成为名士硬件条件的应该是高干子弟。但问题是，世风变了，以上精神状态在如今社会的价值判断中，不再是一种上层的境界，无法给他们提供潇洒行世的满足感。

小宝说:“名士要几个世代的积累，我们几百年的文化传统到‘文革’，刀子下得特别狠。我们这一代中，以及比我们小一点的IT新贵，能让大家都服气的名士不大可能有，因为都有贫困记忆，这是一辈子逃不掉的。没有那种什么都不在乎的态度，觉得钱很重要，就不可能造就名士这种稀有动物。”这么说，我们已经失去培育名士的土壤很多年。“名士”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有名词，与其说表达一种期望，不如仅拿来作为一个参照框架。

阿城:知识结构决定人生

在查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中，阿城谈到他知识架构的建立:60年代还在上初中，因家人的成分问题，有了很多悠闲时光，大部分时间都在书店度过。站着读完一本本外国小说、历史古籍，要么就是逛琉璃厂的画店、古玩店，和老师傅们学到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就这样有了异于正统的知识结构，阿城说:“知识结构决定你。”

有个有趣现象。问到查建英对阿城的印象，她反问记者:“你去过他们家么，他家什么样呀？”采访小宝时，他问:“阿城是在织布呢吗？”阿城就是这样一个令他的朋友永远保持着好奇心的人。他的传奇，你总是从别人口中听说。查建英说她在美国那几年，人们还传说阿城在教钢琴，“你永远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

“我不是名士，就是一寒士。”这个寒士坐在自己设计的房子里如是说。这个下午，北京一转连续数日的苍白天色，碧空如洗，光线透过客厅落地窗洒进来。窗外是四面房子围成的天井，花草葳蕤，一棵一人高的小枫树刚长出漂亮的叶子。

阿城的家位于北京以北的一处村庄，之前他在城东的房子也是自己找人盖的，但因性质有问题，现在已经成了瓦砾。提起这事儿，阿城一句带过，我只是从小宝口中知道那房子给他带来不少麻烦。“现在这房子，地面以上算我的，地面以下是国家的。”阿城说，“人们还没安身立命，你们谈什么名士？等到土地私有制了，可以安身，再说立命的话题吧。”

阿城说他没有职业，但他总是很忙，最近一段日子，每天连觉都睡不够。这几年，他很少接受媒体访问，国内也鲜见他的文字发表。有时看央视十套的“人物”栏目，会看到他一闪而过的名字出现在总策划名下。作为写作者扬名立腕的阿城，早就知道写作养活不了自己。“在国外啊，你说自己是作家，跟说自己是个要饭的差不多。只有咱们国家特殊，人们经常在名片上写自己是个作家。”

策划、编剧，是阿城这些年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不愿详细讲这方面的事情，问工作是否让他乐在其中，他说:“最好把工作和兴趣分开，否则一天到晚在工作中，不得休息。我有兴趣的事儿，不一定是费力的，工作是比较费力的，因为要做到合乎标准。”

1986年，阿城初到美国，陆续呆了近20年。“在美国，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朴素。”坐在北京的家里，重新审视美国生活经历所赋予的，阿城说，“再有钱人也会开辆皮卡自得其乐，可在我们这儿，汽车成了财富的象征。电视机、手机这样的消费品，美国人通常用到坏为止，国人忙不迭地更新换代，成了显示财富的工具。社会鼓励消费，还不能做到安身立命的人，却模仿着已经安身立命的国家人的生活，学到的全是皮毛。物尽其用，这样的品质50年前的中国人有，现在没有了。你要是穿着几十年前的旧衣裳，人们会笑话你。”

3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棋王》，几篇小说震动海内外文坛，查建英这样评价阿城的小说:他的写作比同时代人高出一筹，是因为他的基本姿态是“逸出”，“他的小说有一种冷静而温和的调子，既不是反抗，也不是控诉，是写他的主人公如何从精神上飘逸出去，沉浸在另外的世界中，比如棋道”。阿城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再写小说，一个原因是没有兴趣给不认识的人写作。“以前是要写给朋友看，写给比自己高的人看。这道理跟京剧似的，为什么没落了？因为比你唱戏的还懂戏的那票观众没有了。”这些年文字在国内发表得很少，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的出版环境不尽人意，“《闲话闲说》有两个版本，国内的那个，我几乎不看。以前的编辑，还知道把删的地方留几个方格出来。现在的做法，是删得不留痕迹，上句和下句连着，读着还挺通顺，但意思全变了”。

洪晃对第一次见到阿城的情景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他特不待见我。那是在姜文家里，当时我刚看完《威尼斯日记》，特别崇拜阿城。我到的时候，看到他正跟别人聊天，侃非洲雪山草原什么的。我跟一旁犯怯，看着他们聊，插不上话。过了好半天，我看他还不理我，就问他:‘阿城哥哥你为什么那么不喜欢我呀？’他反问我:‘不跟你说话，就是不喜欢你啊？’他没承认也没否认，让人一下没了脾气。”洪晃说阿城有他那代人的执著，特别不容易受诱惑，觉得他活得特别明白。

看那些导演、作家和艺术家谈与阿城的交往，让人很容易产生错觉，以为他过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生活。而阿城说，“我喜欢和不读书的人来往，他们身上没有读书人的那股习气”。平时来往的朋友来自三教九流，他交友的准则是，对方有信用。

无论是美国还是北京，都被阿城称为他的“集散地”，他并没有定居的意念。“我从十几岁离家出走，已经习惯了游走的生活。”阿城说，因为这几年北京的事情多起来，所以就暂居北京。阿城说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说自己太懒，极少有不高兴的时候——“当知青的时候，差点死掉，我这是从黑暗走向光明，这样一天天活着，不挺好么。”

小宝:曾经的上海文青

小宝住的麦琪公寓在上海市中心，俯瞰领馆区，这是解放前的老公寓，他买下来不久，就被列为文化遗产保护建筑。小宝说他喜欢老房子的设计，不像后来的板楼那般紧凑，只强调功能性。老公寓的空间稍微有些铺张:层高，卧室、卫生间比较大。对于家的概念，他说:“家应该是能让人像动物一样生活的地方。”

小宝生于上海，父母是北方移民过来的干部，80年代，一度是个意气风发的上进青年，那时他在军事院校教“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前几年热起来的‘新左派’，我早就研究过了。”小宝说，“我看现在的几个所谓‘新左派’写的东西，净是玩弄概念，而且字里行间透着人品很差。”80年代结束，他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

后来的小宝写过电视剧，办过报纸。陈村说:“他那份小报，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八卦报纸，他自己写专栏，没事就把谁给编一个段子。他要是诽谤人，看起来非常有意思，要是夸谁，那就有问题了。”现在和他来往密切的几个好朋友，孙甘露、陈村等，都是那个年代认识的。小宝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季风书园的老板，偶尔被请去参加电视脱口秀，或者在杂志上开专栏写书评。

这也是让近些年才认识小宝的毛尖，觉得并不了解他的缘故，尽管俩人经常取乐对方:“如果要评‘上海三宝’，那小宝绝对是逃不掉的。他蛮海派的，那种好的海派——灵活，幽默。说话很逗，喜欢装光棍的样子，怎么调侃他，他都无所谓，你找不到他的死穴在哪儿。但我看到的小宝是有舞台表演性质的，并不知道真实的小宝什么样，他把自己藏得很深。我听说过他在80年代的一些事情，比如那时别人都觉得他会做大学问，可现在他根本不愿意你说他学问好。我听来的小宝和眼中的小宝不一样，我不知道哪个更接近真实的他。”

“这个社会上很多人生活很辛苦，你看小宝，不辛苦，平时生活状态是放松的。”陈村说，“不用上班，书店生意不错，想干嘛干嘛。他人很聪明，做事情认真，不蒙人，不偷懒。他没有很大的发财理想，过自己愿意的生活，与自己愿意交往的人交往。”他很欣赏小宝的为人，不惊不乍，讲义气，很认同他的文笔，“他不算这行中的明星，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他的眼光与众不同，文笔毒辣，可能因为他一直游离在主体之外。他知道很多事情，有自己的趣味。他不是不激愤，但他的激愤比较有个人色彩，他会把一些严肃的问题化解成黑色幽默”。

孙甘露说:“小宝就是个自由主义者，从没有放弃社会批判的立场，思考很冷静。你看他现在写的书评，虽然嬉笑怒骂，但根是严肃的。早年间，他系统研究过金庸和毛泽东思想，让他的思维体系有很大不同。”

为人风趣，喜欢呼朋唤友，聚会上总是抢着买单，但你看不见他的时候，八成是在家里读书，这是小宝的朋友对他的一致印象。孙甘露评价小宝“里里外外很干净，很有分寸感”。

“我从来没想过当作家，年轻时倒是想走思想救国的路线。后来发现国家也不需要我们救，自救吧。自己过好了，国家也好了。而且那时的学术圈里，都是些说大话的人，看着很讨厌，就想离得越远越好。”小宝很愿意和你谈谈马克思分析错了的一处地方，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意识是怎么落后，讲讲为什么辜鸿铭和袁克文是他心目中的名士，但如果让他谈自己的生活态度，歇吧。不说，也是一种态度吧。

叶放:江南雅士生活

“不出城廓，能获灵泉之隐。”叶放引老庄的话形容自己现在的生活。

苏州的画家叶放住在自己设计的园林中。站在客厅前的亭廊下，你能感到作为居住环境的园林，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公园带来的不同气息，前者满是精心的细节，正值江南初夏，池塘里的荷叶在暖阳酥风中微微摇曳，锦鲤很活泼，池水也很通透。叶放用的是天然生态链，池中放水后，他放了100斤螺蛳，螺蛳可以吃水里的脏东西，又放养了吃螺蛳的乌龟。假山是他在浙江找人开采了一整座山头，从中挑选出700吨假山石堆砌的。山洞壁上，镶嵌着古代的碑文小品，小桥上刻着回文诗句，山石层叠间，桂花树和石榴树正枝繁叶茂。

从前苏州有文养的人，挣了钱就会想到造园子。叶放的外曾祖父毕诒策在浙江做知府，告老还乡后造了毕园。叶放小时候住的毕园，在他七八岁时，陆续搬进很多人，渐渐破落，风光不再。几年前，叶放和几个亲戚朋友合手买下五栋联排二层小楼，有了楼前这片500平方米的院子。由他来主持设计，这样经过3年的建造，叶放又回到园林中。

叶放画的主题一直是园林，园子造好后，他过上了临窗作画的生活。对园林，叶放有圆梦情结，园子周回曲折，弄得很是漂亮。造园时他预留了展示空间，只是没想到这个园林比他的画还要出名。有次邻居问他家是不是要做法会，因为门口站着40多个和尚，等着进门参观。采访时，正赶上不认识的设计师从远方来，叶放陪着喝茶。“叶放人很憨厚，他就不知道怎么说NO。”叶放多年的老友祝伟中说。叶放笑说把画画的时间都挤没了，有一点无奈，但似乎又没真往心里去。

叶放是个爱玩的人，但玩的和别人不太一样。儿时的叶放记得梅花初绽的早春，外公叫小孩们去折梅枝，谁折的梅枝最好看，就让他上楼插到书房的花瓶里。他从书房窗户往外看，看见另一家园子，重峦叠嶂，心中很是感慨。还有一些晚上，他听到嗯嗯呀呀的声音从厅堂传来，起床偷窥，看到的是大人们穿着红红绿绿的衣服唱戏。

与叶放聊天，你会发现这个画家饱读诗书，有惊人的记忆力;吃饭，你发现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他所流露出的闲情意趣——喜欢昆曲，古琴，吟诗，会票评弹，画国画，有古韵犹存的风雅。叶放的朋友说他就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古人，还因为他的雅集。

菊花古剑和酒，早已被咖啡泡进喧嚣的庭院，古时候没人说party，文化人搞聚会就叫雅集。叶放办过琴会，诗会，曲会，花事雅集……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他在家里做的雅集主题叫“物有所诗”，讲古人如何将诗情画意寄托在器物上。

叶放的雅集办了有10年，让他结交了不少同有此好的朋友。晚上19点多钟，客人陆续到来，有教育工作者、医生、商人和作家等，寒暄后，大家围着客厅里的长桌坐下，交流诗作，把玩古董——写有诗句的笔筒、扇子、竹本和绣本的对联，欣赏古琴吟唱。叶放熟练地控制着聚会的节奏，渐渐你发觉来得都是“腕儿”:医生在古琴伴奏中，幽幽唱起“林外雨潺潺，春意阑珊……”他邀学芭蕾的儿子伴舞，小伙子光着脚，凝神跳起云门舞集式的自由舞蹈;两位台湾老先生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原来他们70年代初在加州伯克利念书，入校先被强制学习文化大革命和“老三篇”。这天是母亲节，有人想起他们故去的母亲，声情并茂讲起母亲的故事……

茶不醉人人自醉，诗物雅集后来成了歌舞晚会。每次雅集叶放都会写一个活动计划，这晚到后来，早就偏离了他原来策划的内容（抚琴诵诗，即兴赋诗），不过他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玩得尽兴是最好。■ 读书文学名士阿城叶放查建英中国标本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