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二药事件调查:二甘醇与强势资本

（文 / 王恺）

( 5月15日，在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医护人员为受假药伤害的患者治疗 )

五桶“定时炸弹”的入库

在众多同事的印象中，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的采购员钮忠仁是个忠厚老实的人，50多岁的他团头大脸，从前在动修车间做钳工，可是在忠厚之外，他也有着他的上升阶梯——尽管这阶梯可能建立很晚，在车间工作多年以后，他做了厂门卫，不久后，又被提拔为厂采购员，在一般工人看来，能够坐办公室，是很幸运的事情。有人说，他肯定给上面使了不少劲。他做采购员不过几年时间，并非如媒体所报道有多年采购员经验。也有职工说，他做采购员，也是因为他的听话，虽然采购员是个肥缺，但是在齐二药，采购的决定权，最终还是在科长、厂长的手中。

和钮忠仁联系的江苏人王桂平只是齐二药众多供货商之一，但显然是祸害最大的一个，在央视“每周质量报告”中露面的他有着典型的南方人面孔，口齿不清，但是对他的所作所为却出奇地记忆清晰，他伪造和准备了一系列的文件，从药品许可证到正规的增值税发票，当时，钮忠仁和厂方所需要的一切文件他都能迅速地传真到齐齐哈尔。钮的同事说:“我记得最晚传来的是药品生产许可证，上面盖着政府公章，现在知道都是他弄的假文件。”

周涛说:“钮忠仁的错误就是没去出厂地验货，其实，他即使去了也没本事分辨出来。两种药一定要靠光谱才能区分。”钮忠仁这样的老工人出身的采购员似乎没这本事。

2005年2月，在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还没有改制的时候，钮忠仁收到了从江苏发来的第一批一吨辅料丙二醇。“其实第一批就是工业用丙二醇了，但毕竟还不是致命的二甘醇。”这批工业用丙二醇作为辅料很顺利地应用于各种药品中，相比起国外进口的丙二醇，王桂平所销售的国内生产的药用辅料要便宜一点，“每吨便宜1000元左右，这也许是购买他的产品的理由之一”。

( 5月15日，重庆市药监局查处了一批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生产的假药 )

2005年9月，第二批挂着丙二醇牌子的五大桶药用辅料进入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此时只有王桂平知道，里面装的是冒充丙二醇的二甘醇——他这次挣钱挣大了，工业二甘醇每吨只要6000元，他却还是以每吨1.45万元的价格冒名销售给了齐二药。电视上的他说:“我就想赚多点，就把所有的伪造材料照旧传过去。”钮忠仁照旧没去发货地验货——如果去江苏出差，差旅费将是原料价的十分之一，用国产货节省下来的1000元就会打水漂。

而此时的第二制药厂和2月时候的气氛已大不相同——二药转制的消息虽然没有传到工人耳朵里，但是中层干部基本上都已经知道了厂子要卖掉的消息，其中包括化验室主任陈桂芬，几天后，就是她在那份辅料检验单上签字，证明那是“丙二醇”。她同事说:“我们工人都不知道要改制的情况，但是那阵子总看见那些主任、干部围在一起开小会，窃窃私语的，其实他们也在担心自己的位置能不能保住。”按照逻辑，私企老板总归要采取减员增效的方式改革，中层干部能否保住位置要看运气了。

( 5月14日，厦门市药监局对发现的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生产的药品进行现场查封 )

同样50多岁的陈桂芬是药厂化验室唯一有化验师资格的人，尽管只是中专学历，但是因为当主任，必须有证书，她同事说:“我记得那时候她都三十好几了，学了好几年才学到证书。”所以，她就是化验室的绝对权威，一切化验单最终需要她的签字。

“她那段时间情绪不好，在所有的车间主任中，她年龄偏大，那时候就谣传着年龄大的都要下岗的消息。而且，中层干部里，中专生也不多。她也担心这个。”熟悉陈桂芬的工人还记得“陈姐”9月的某天早上还发了脾气，教训了一个工人几句，“平时大家都嘻嘻哈哈惯了，所以她那天发脾气大家都奇怪”。

不过，第二制药厂还弥漫着平时的祥和空气，与齐齐哈尔的众多不景气医药企业相比，二药算是能开出工资的、过得去的企业，出事后，老职工们津津乐道回忆的，是改制前的每年的福利政策，“光工作服每年就发三套，月工资有500元”。在齐齐哈尔，这样的企业无疑是比下有余的。所以，工人普遍的情绪也不坏。30多年的工厂依靠着惯性，在平滑的轨道上运转着。

那批货来到仓库，由化验员做化验再把报告交给“陈姐”签字。由于陈桂芬和钮忠仁都已经被警方控制，所以无法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周涛说:“尽管两者图谱也极其相似，但是如果对照药品图谱，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从结果上来看，这道关口很轻易地过去了。这原料一旦入库后，就可以凭借那张她签过字的化验单畅通无阻了——因为以后的取用都只需要原始单据。

而制成药品成品后，就更加化验不出来——目前相关法律和规定上，尚没有要求化验成品辅料的条文，一系列的关口，也就在陈桂芬关口通过的那刻，就预示日后会轻易地被攻破。

于是，首起因辅料错误而引发“假药案”的事件就在2005年9月埋下了根源。

2005年10月，北京东盛园投资公司的老板向东和齐齐哈尔齐泰药房的老板桑红霞共同收购了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厂里的全部原材料也向他们转交，包括这五桶冒名顶替的丙二醇。桑红霞的爱人刘劲涛叹气说:“我哪里能想到，当时把这五颗定时炸弹也接收进来了啊。”

受到阻拦的惯性:“病号”和“叛徒”

在向东和桑红霞来到之前，工厂的绝对权威是厂长尹家德，包括在他们到来之后的一段时间也如此。

牛素珊在厂里有老病号的称呼，原因是她总爱请病假。面容消瘦的她胃有毛病，“疼起来就站不住”。也就是因为她的病，在厂里的工种不断地更换，2001年被换到“擦药班”。所谓擦药班，是厂长尹家德为了让药品销售更好而采用的办法，组织了7人小组，专门把从前的生产批号擦掉，再打上新的批号，和某些牛奶厂的做法一样，“总归是新鲜的好卖”。

因为总生病，她的病假越请越多，而工资也被扣了不少，倔强的爱人找到厂里，和厂长谈判，说不应该扣这么多工资，尹家德没有见他。并且说，这工厂就是他说了算。牛的爱人扬言还要上告，结果2005年初，牛素珊和另外几名工人被安排提前退休了。

牛素珊觉得，这样的安排也行，总比请病假扣工资好。可是好日子没有几个月就结束了，11月，比别人晚一个月，牛素珊得到了下岗通知，爱人再次找到尹家德，他看见，被留任的尹家德此时还是那么神气，还在那间大办公室里，工人们的说法是，私人老板不仅留任了尹，还给他每月1万元的高薪。尹家德这次打发他更彻底，说现在是私人老板了，他不能做主，老板不用那么多工人，他怎么办？

此时，向东和桑红霞确实已经介入工厂管理，刘劲涛说，留用尹厂长，主要还是因为他有十几年的厂长经验，当时，他们手中也并没有合适的人选，何况要进行大规模的人员调整，由尹来做这件事情非常合适，他熟悉厂里的所有职工。

按照大家的说法，尹家德此时成为“叛徒”，证据就是让200多名老工人下岗。其中就包括了他本来已经让退休的病号牛素珊。虽然是老病号，但牛素珊的屋子比起别的工人家还算齐整，她的公公是齐齐哈尔市政府的退休干部。但那些上世纪80年代的木家具，和门上装饰的一些年画，显示这药厂职工离开这个时代的主流生活有多么远。“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找谁要工资去，以后更不知道了。”

而在桑红霞看来，下岗是必然逻辑，厂里的用人情况非常糟糕:“有300多名老工人，300多名临时工，而基本情况就是老工人看着，临时工忙着，临时工的收入还更低。”

执行桑红霞命令的尹家德实行的是竞聘上岗，并且给各个科室和岗位实行岗位工资，大批老工人因为无人问津而下岗，在中层干部中，下岗的只有少数，其中就包括陈桂芬——她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50多岁的陈的姐姐说，我们那时候都劝她，想开点，反正也快要退休了，何况现在下岗的人那么多。

但是，陈桂芬很气愤，和那些老工人们一起，骂着尹家德，更多的矛头指向了新来的桑红霞和向东。说什么的都有，最严重的指责，说桑红霞是齐齐哈尔的黑社会，跟着她来厂的人是她的保镖。

30多年来的惯性终于被打破，在刘劲涛心目中，这个厂还是有希望的，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是东北地区较大的针剂工厂，质量不错，“每针要比别的厂还贵两分”。厂的硬件也是不错的，这就是他们投资3000万元收购此厂的原因。“厂值是1400万元，外面还欠了贷款1700万元，并不是大家传说中的贱卖给我们了。”

尽管尹家德大量地削减了工人总数，但是，那五桶致命的工业二甘醇并没有从原材料仓库里清理出来，还在那里安然地等待被用进几万支针剂里。

强势的资本没挡住的“爆炸”

被工人们骂不绝口的这两位“私人老板”，并不是大家完全的陌生人，在某种程度上，不少齐齐哈尔人甚至都曾经感谢过这两位本乡本土的私人老板，起因也是因为药——他们属下的齐泰药房曾经是整个齐齐哈尔最著名的低价药房之一。

齐齐哈尔的连锁药店非常之多，即使是这样，齐泰连锁店也是其中最突出的，有着小城市药店难得的整齐和明亮，服务员一律穿着娇嫩的粉红色制服，走进去，恍如置身于大城市的某个连锁小超市。服务员干练地笑着说:“桑姐要求最严，检查我们的时候，着装要单独算分的——粉红色也是她喜欢的颜色，说，看着飒亮。”她口中的桑姐，也就是齐泰药房的股东之一:桑红霞。

巧合的是，曾经陪同桑红霞去北京领取“五一劳动奖章”的市总工会的一个干部的印象中，桑红霞也是个“飒亮”的女人，他说:“那是2003年，桑红霞那时候还是齐齐哈尔的百年老厂鼎恒升药业的销售员，一年的销售额有几百万，他们厂就把她推荐上来了，我们一看，事迹是不错。”所谓飒亮，东北话里的大意就是利落和爽快。也是在2003年，桑红霞接手了父亲传给她们姐妹俩的齐泰药店，成为了私营业主。事到如今，鼎恒升的销售员提起“桑姐”，还是念念不忘她的销售业绩——“那就是我们的销售大王。”而在桑的爱人刘劲涛的回忆中，妻子那几年很辛苦，成年累月在外地跑销售。

尽管桑红霞喜欢粉红色，但是她自己打扮很朴素，在和她们夫妻俩都熟悉的迟夙生律师的印象里，桑红霞甚至是那群有钱的医药老板中少有的素静和得体的。“东北的女企业家，穿得乱糟糟的大有人在，又爱开跑车，都很张扬，她正好相反。”

事件发生后，迟夙生给桑红霞的爱人刘劲涛打了几个电话，想安慰他们。因为在齐齐哈尔这个著名的女律师心目中，“他们俩都是特规矩的生意人，比一般商家要强”。

当年的齐泰药房开张之时，低价政策曾经风靡齐齐哈尔。“那时候门面还不多，我们律师事务所总有几个人请假去那儿排队买药，我就奇怪了，药店还要排队？”后来才知道，桑红霞和父亲都很擅长销售策略，他们每周一的特价日把那些原本在医院拿药的顾客全吸引来了，在医院看病，在齐泰药店拿药成为惯例。

桑的家族可以算是医药家族，父亲和她、妹妹早年都是药厂职工，大概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她们在医药销售上才成绩非常好，不几年，连锁店已经开到附近各乡镇和内蒙古，正是那时候，他们来找迟夙生帮他们起草加盟店合同。“来的是刘劲涛，很忠厚的一个年轻人，别人谈起合同来总是想方设法占对方便宜，他和桑要的合同很简单，就是要求加盟店不进假货，单一渠道进货。”

桑红霞的另一件事也让迟印象深刻，齐齐哈尔有个出名杨姓的女药商，也因为起草合同的事情和迟相识，“整天开着辆红色跑车，穿着也是花得很”。前年冬天被抢劫杀害，人被塞进冰洞里，一时间找不到下落。公安部门发现尸体那天，桑红霞正和迟律师在一起，消息突然传来，“桑红霞一下子就萎了，难过得不得了，说杨姨家就一个母亲了，马上放下合同要去看老人。事实上，她们并没有那么熟悉”。

这么一对精明而不失温和的夫妇控制的齐泰大药房迅速成为齐齐哈尔最著名的药品销售终端，再加上桑红霞在全国销售市场上成功的经验，使夫妇俩幻想着进入医药产业的上游行业，这也是他们参与收购齐二药的原因。

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向东登场了，向东的朋友周涛这样介绍他，向东是个很成功的投资者，总是“谋定而后动”。从前在农业领域的投资运作非常得心应手，向东在帮助齐二药的老东家黑龙集团做上市时了解了齐二药准备出售的情况，正想寻找新项目的他开始转投医药行业，“正是这个行业使他重重跌倒”。

周涛曾经任职于好几家药厂，和向东关系一直不错，原因是周涛比较关心投资行业，喜欢和向东交流。可是向东在收购齐二药的时候并没有向他咨询，“他当时觉得是个很划算的投资行为，来不及请我来参谋了”。直到向东觉得有问题的2005年12月份，周涛才来参观齐二药，一看就觉得买亏了，用同样的投资，还不如建一个新厂。

刘劲涛对齐二药也有“买亏了”之感，直接参与管理的他，最大的困扰是，这个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规范企业。虽然通过了国家医药行业规范企业认证，“但是软件完全不行”。一向自己做买卖的刘劲涛让尹家德使出民营企业的那套来对付药厂职工，职工岗位实行竞聘上岗，“化验室我只给它8000元总额，他们自己爱聘请几个人就几个人”。结果人员一下子由5人精简到3人。而锅炉房从前的3个人被减到1个人，这个人工资增加了2倍，工作非常卖力。其他的人纷纷按照工龄买断下岗——发生于2005年11月的这幕和东北无数国企改制的场面一样。

也就是这样大规模的精简，使药厂的老职工非常痛恨这些私营老板，他们整天围攻来办公的桑红霞，以至于脾气还算温和的桑也开始翻脸不认人，说，你们要告就告去吧。

资本介入的企业至少在外表上开始欣欣向荣，而留任的尹家德厂长也卖力地完成了转制中的职工下岗工作。

可是向东和刘劲涛都不觉得尹的管理行之有效，向东开始寻找朋友来帮助他重新制定管理计划，有着药厂管理经验的周涛来到这里出谋划策，周涛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专业的药厂管理者，他来看了这药厂之后，立刻发现老药厂的难题:从管理人员到工人，职业素质都有欠缺，“很多化验员是中专生，都看不懂图谱，这次出事情，很大程度就出在这些管理者身上”。他开的方子是，与其生产老药，不如生产新药，与此同时，培训那些年轻的临时工，“他们干活比老职工卖力多了”。这样分析下来，买这个药厂的3000多万元投资并不便宜。

在向东和刘劲涛的请求下，周涛准备在2006年5月后来当厂长，刘劲涛说，尹家德虽然也尽力，“但和周涛比起来，差几个档次”。2006年3月开始，工厂就逐渐停产，准备转产生产新药。

可是，周涛还没有报到，晴天霹雳一样的齐二药假药事件爆发，他觉得真是命运给他的玩笑。

即使是资本和技术力量的双重介入，也没能让阻止五桶定时炸弹一样的“二甘醇”定时爆炸。“刚刚开始调整好人员，准备大干一场的。”刘劲涛把一切都归结为命运的戏弄。

刘劲涛最近常干的事情是看电视，关心这场动乱之下各人的命运，二药厂的生产执照即将被吊销，厂门口每天聚集的是辱骂他们的工人，他唯一庆幸的是，因为是用另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去参股购买的二药，所以，白手起家的齐泰药房不会受到连累。■

（文中部分人物使用化名） 甘醇齐二药强势事件调查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