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工来了

（文 / 鲁花）

第一次叫清洁工，来了俩阿姨。为了降低羞愧感，我躲在床上闭目养神，还友善地对二位阿姨说:“你们随便打扫，随便聊，不影响我。”说完就昏睡过去，直到听到“姑娘！姑娘！”的呼唤才醒过来。朋友都批评我马虎大意，所以，第二次阿姨来的时候，我决定醒着。

要说明一下我的家居风格，跟小说《阿姆斯特丹》的女主角一模一样:“地板上总有潮湿的毛巾，内衣像瀑布一般从永远不关上的抽屉里坠落下来，一个大的熨衣板从来不折叠起来，而在一个塞得过满的衣橱里，一件件衣服挤压在一起，就像地铁里使用月票的乘客一样。杂志、化妆品、银行结算单、珠子项链、鲜花、短衬裤、烟缸、请柬、机票、高跟鞋——地板上没有一块地方不是被什么东西给覆盖上的。”不过我是乱而有序，总能准确无误地从角落里翻出那本杂志，以及杂志下边的指甲刀。但这种风格有悖阿姨的职业准则，她开始行动了！我像影子一样跟在她身后，一边担忧打破那乱中的序，一边阻止她将书架上的书和DVD分开，把她从杂物桶里掏出的巧克力又一股脑扔回去，将被水浸烂的旧报纸从垃圾桶捞回马桶盖……阿姨终于严峻地说:“你歇着吧，我干就行。”

我的两次清洁工经历都犯了管理学上的错误:蒙头大睡是过分信任雇工;共同劳动则是对雇工的干涉，损害了人家的职业尊严。这是我事后从《金融时报》的露西·凯拉韦专栏上读到的，不过按照她的说法，即使不走极端，保持既不漠视也不颐指气使的观望态度，依然会陷入到恼怒、难堪、内疚交织的感情之中无法自拔:如果指东指西，有失平等;为示友善请喝茶吃点心，又是不礼貌地打断别人工作;干脆解雇合同工转包给清洁公司，那工人们将会受到二次盘剥……总之中产阶级的内疚让人坐立不安。以前英国人可不这么内疚。贵族都有一大群仆人，动辄大喊“把有我家钥匙的一半运过来”。仆人严守“不可见”原则，只从后门出入，如果不小心被主人看见了，还要面壁站立，表示不存在。这些都能在电影《高斯福庄园》里见到，不过那个扮演第二膳食仆人的家伙后来说:“演完电影后，我开始对那些演上等人的演员表示不满，他们整天坐着什么都不干，我开始在头脑中想象阶级斗争，想象在伺候他们用餐后用左轮手枪把他们一个个给崩掉。”历史教育了中产阶级，内疚是时刻不忘阶级斗争。

好在我身在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中国，既不中产也不内疚，就是个一根筋的家居风格维护者。我顽固地坚持与阿姨共同劳动，送走脸色很不好看的她后，回身望望我的家:以往我从这个邋遢的壳里爬出来，精神饱满光彩照人;现在这个家精神饱满光彩照人，我却蓬头垢面，邋遢极了。 清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