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和他们的《80年代》

（文 / 苗炜）

( 阿城——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已经消失了半个世纪了，原因是产生并且保持中国文化的土壤已经被铲除了。中国文化的事情是中国农业中产阶级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地主、富农、上中农，这些人有财力，就供自己的孩子念书，科举，中了就经济和政治大翻身。他们也可能紧紧巴巴的，但还是有余力。艺术啊文化啊什么的是奢侈的事情，不是阿Q那种人能够承担的。结果狂风暴雨式的土地改革是什么意思？就是扫清这种土壤，扫清了之后，怎么长庄稼？谁有能力产生并且继承中国文化？不可能了嘛。 )

查建英，作家，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Pop》，中文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等。2005年4月，她的新书《80年代》由三联书店出版，在《80年代》一书中，她选择了11位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具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访谈。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查建英说:“我一直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随着岁月流逝，当年发生的那一切会不会逐渐被人淡忘？中国人的生活这十几年来一直处在令人晕眩的急速变化中，大家对‘现在’尚且应对不暇，又能有多少精力去认真清理‘过去’？再说，‘历史’作为消遣、娱乐是一回事，如果真正直面反省，可能马上就显得沉重起来，甚至成为烦人的包袱。经历了太多动荡、挫折，中国人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告别过去、瞄准未来、轻装前进。”

近日，查建英接受了《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

记者:“80年代”是一个文化名词吗？

查建英:80年代也说不上是一个文化名词，可以从很多事情很多角度去谈。这本书的缘起是我参加《乐》杂志的策划会，谈到80年代文化中的一些人，他们后来分化了，各走各的路，我访问了那些跟潮流不那么紧的人，一聊起来觉得话题很多，就做成了一本书。我熟悉的就是文化上的这帮人，我不能说这本书能谈清楚80年代，而是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讲观点。

记者:您说“跟潮流不那么紧的人”，也就是说您对访问对象做了一些取舍？

( 崔健——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东西:利益加压力，或者叫胡萝卜加大棒。现在胡萝卜多一点，大棒是很清楚地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现在胡萝卜已经被拿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胡萝卜是放在大棒旁边，你要不拿这些就没的可拿了，但你要不解决大棒的问题，你就别想拿到它。或者换句话说:你只有拿到这些胡萝卜才能真正解决一些基础问题。 )

查建英:是主动放弃了一些现在主流的人物，起初有过这样的想法，与时俱进的人也找，坚持自己80年代姿态的也找，但80年代好像已经符号化了，我们希望从访问对象身上还能看到80年代的影子。

记者:那么80年代的符号是什么呢？理想的？不那么消费的？

( 刘索拉—— 其实想想，80年代的中国有点儿像欧洲的十八九世纪——信息不发达，哪个国家发生点儿什么艺术上的事也就进入史册了，是吧？那么在中国，“文革”咣啷一下把信息全斩断了，“文革”一完，马上出了第一批各类文化潮流人物，马上就成了事儿，因为国门其实还是关着的。就像以前欧洲，每个国门都关着，他们觉得就这么几个人，也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西方在20世纪前也一直以为就他们有音乐。80年代的中国现代派，其实就是靠着进来的那一点儿信息，加上胆儿大，敢把那点儿信息叮里咣啷地攒吧出来一点儿东西，其实也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家从来没发生过，于是乎大家就觉得:哇！整个国家就冲着这几个人去了，把他们的成果夸大、夸张了多少多少倍，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这些人一不小心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纪少有的天才，因为被这么大一个国家给夸张到这般地步了，不是人物是什么呢。 )

查建英:阿城第一次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概念——前消费时代，我可以有另一个说法，那是中国比较短暂的浪漫时代，“前消费”比较明显，因为那时候消费的确没有起来，但你不能说现在的人就不浪漫了。那10年会让我和美国的60年代联想起来，这种横向的比较永远是比较粗略的，但我们的80年代和美国60年代的确有点相像。实际上中国80年代比较活跃的那批人是美国60年代的同代人，但他们碰到了“文革”。这批人在20年后依旧浪漫和饥渴——不管是对知识，对历史，对外部世界，对丢掉的时光，长期饥渴的人就有许多幻想。而现在资讯发达，我们的幻想就不那么多，比较务实，也比较容易厌倦。

记者:您在那时候是什么样子？

( 田壮壮—— 我觉得我是挺纯粹的一个人，不是拿电影挣钱的人，我是跟电影一起生存的;我喜欢电影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有它的叙述语言，让你着迷;把你的生命，把你的东西注入在你的电影里，他带着你的生命在社会上飘荡着流传着。挺像我这个人的，飘飘荡荡的这么一个人。而且，若干年后你不在了，也许你并不一定希望再来这个世界了，但是你的好多东西还在飘荡着。我当时就觉得中国电影好不到哪儿去，起码在我有生之年好不到哪儿去。拍《盗马贼》当中有两次差点死掉;遇到像泥石流啊什么的，拍摄地点都是在海拔3000多米，4000多米进行的，回来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心脏病特别厉害。这些都没有什么，我觉得做电影的人，这些付出太正常了，是不应该说的。你喜欢它，你就要这么去做，要尽你的全部去做。我没有想让别人夸赞我，但是我希望能让我这点心思保留下来。但是当时连这点都做不到。所以拍完了《盗马贼》以后，大概是80年代末的时候，我觉得就做一个职业导演算了，谁给我钱，我就给谁拍戏。 )

查建英:我是1977级的大学生，当时是我们班里最小的，同班同学基本都是老三届，都比我大很多。我后来交往的这些人也都比较大。我是1981年底就去了美国，我80年代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当时，我的同学在申请去美国留学，她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得知可以申请去美国的奖学金，我们就去北京图书馆查美国大学的地址。我的英语很破，当时中文系还看不起学外语的呢，干吗要学外语呢？我写了好多申请信，向各大学胡寄了一通，从哈佛到不知名的大学，最后美国南卡罗莱纳的州立大学，他们的英语系里大概从来没见过中国人——给我拍了电报，说我们给你奖学金。我走了之后几个月，托福考试才在中国设立。当时我去美国使馆，签证官要求你说两分钟的英语，我准备了半天到那里还结巴，签证官看我拿的是英语系的奖学金，但那几句英语真破，他说:我认为他们犯了个错误，你去试试吧，祝你好运。

记者:那时候美国对您意味着什么？

查建英: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外国文学阅读室排队借书的人最多，大家看19世纪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我到了美国之后才系统地读美国文学。美国，那是一个非常浪漫但又模糊的印象，我在上学时候对外面的世界非常好奇。我特想一个人去一个特别远的地方，倒不是想去那里读一个具体的学科，或对未来有什么设计。当时就知道美国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高楼林立，可我去的那个大学是偏僻小城，但真是到了一个很美国的地方，过几年之后我到哥伦比亚大学，那是纽约。

记者:您的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是后来才写的？

查建英:那是1987年回中国写的，那小说是在《文汇月刊》发的。那时候中国大陆的出国热好多年了，我回到北京，发现可以有私人书店了，当时大家没那么多钱的想法，有什么作品出来能引起大家的争论，没有那么多谋生的压力和焦虑，文化圈还是很兴奋的。

记者:我看您和阿城访谈里经常出现“焦虑”这个词。

查建英:阿城那篇访谈有两个主题，一个是知识构成，因为知识构成的转变，造成中国面对西方的种种问题，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和欧洲年轻人辩论“文革”，他们认为那是非常浪漫的，但我知道那是苍白的年代。另一个词是焦虑，自我动摇了，不知道该怎么变化来应对时代的挑战。因为我们在1949年之后经历了文化上的关闭，一个大的断裂之后再出来面对世界，当时的焦虑比较天真——长时间缺乏信息和知识。倒没有经济与生存上的焦虑，而现在的焦虑有增无减。

记者:现在和80年代相比有什么变化？

查建英:每天都会有人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的时代，特别浅薄的人特别愿意强调这一点，实际上从古到今，人性的变化没有那么大——爱恨情仇。浮在表面上的东西是最容易看到的。80年代是个脆弱的时代，谈的都是很虚幻的东西。谈文学谈美学在当时是时尚时髦，或许，那时候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真的理想主义者，只不过在赶那时候的时髦，而现在时尚变了，文化和理想不时髦了。他们赶现在的时髦。 阿城80年代查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