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的西服

( 伍迪·艾伦的调侃法庭片《香蕉》剧照 )

法庭上，萨达姆经常掀开外套，掏出别在内兜的钢笔，这时镜头总会来个特写:内兜上的标签是——CESUR。自从土耳其裁缝雷杰普·杰苏尔的西服跟着萨达姆上了电视，他的生意就越来越好，原本一件手工缝制的CESUR西服卖200美元，现在涨到400美元;原本一年能卖12000件，现在销售额增长了3倍。雷杰普·杰苏尔非常熟悉萨达姆的尺寸，在他伊斯坦布尔的店里存着装有数十张A4纸的文件夹，首页那张是:萨达姆，总统，裤子54，夹克56，腿长112厘米，高1.86米，衬衣XL，鞋号45。在过去近十年里，杰苏尔是萨达姆的御用裁缝，他为萨达姆制作深色的西服，白色棉制衬衣，白色丝制手绢和黑皮鞋。对政治人物的打扮他有自己的看法:“布什总统着装很时尚。我们的总理埃尔多安也穿得不错。而萨达姆对服装非常挑剔，就像是一个模特。”他已经卖给萨达姆近80套西服，每套500美元，他认为萨达姆是很不错的顾客:“他从不问价格，从不讲价。就审判而言，我们希望他每天换不同式样的西服出庭。所以给他送过一套米色西服。可我们从未见过他穿，可能是他们不让穿。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他，他穿着我做的西服，这很好，但衬衣不平整，衬衣应当熨烫一下。”

从去年10月出现在法庭上，萨达姆基本上穿着CESUR深色西服，《华盛顿邮报》分析说，萨达姆选择西服而非阿拉伯长袍，是为了表明他仍为世界领袖而非地域枭雄。而这种西服挺括，胡须不整，衬衫翻开的造型也引领了阿拉伯的时尚潮流。但在今年2月的庭审里，萨达姆没穿西服，改穿了蓝色的caftan长袖罩衫（实际上这款式非常时髦，绣上大花配以亮片是2005年GUCCI男装的主打），这让“衣着暗示论”有些摇摆:如果萨达姆改变策略，打算以传统造型激发伊斯兰教徒的反西方情绪，显然传统长袍和头巾比caftan衫效果要好。不过萨达姆始终坚持的一条是:不打领带。

原因有诸多猜测:一、作为囚犯的萨达姆不允许打领带。被抓前，他非常喜爱棕色丝绸大花领带，被抓后再没戴过。美军监狱的规矩是囚犯不能拥有领带，以防自缢。虽然审判时会发一条，但萨达姆拒绝佩戴，用空荡荡的脖领子向美军示威。二、严守伊斯兰教传统。在最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看来，领带酷似基督教的十字架;另一些想象力不那么丰富的人也认为领带是西方的标志。上世纪2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凯末尔曾倡导过西服领带，影响了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可伊拉克人虽然接受了西服，依旧不喜欢领带。萨达姆是依传统而为。三、挽救形象。虽然不打领带，可他并不放弃西服，并保证整洁、有形。“Slate”上一文章说，萨达姆的形象危机只能仰仗西服来拯救，2003年被抓时是流浪汉形象，去年狱中内裤照曝光，被指责没品位，他必须在庭审时打个翻身仗。四、根本是美军操控的产物。但这一猜测被裁缝雷杰普·杰苏尔击破，萨达姆经常抱怨狱中洗澡水不够，不提供熨衣服务，但衣橱内的事情他没一句怨言，裁缝还说萨达姆捎去口信，西服定要认真缝制，一针一线都要让伊拉克人的坚韧与忠诚清晰可见。五、蔑视法庭。认为不值得为它打上一条领带……

法庭着装，定会招致联想，这在杰克逊受审时也发生过。歌星把几个月的庭审当成服装秀，西服忽黑忽白，领带领结轮番戴，似乎没规律可循。但有两次十分引人瞩目:一次佩戴了白色臂章，意为:铭记这地球上所有孩子所遭受的痛苦与死难。一次穿睡衣出庭，当时正值歌星背部受伤，睡衣下的他面色苍白，这让原告方很有压力，音量越来越弱。最终的胜诉与杰克逊的穿着策略有多少关系，并不好说，但要经受陪审团的审视，庭审着装确有学问。美国有个叫芬克尔斯坦的学者特意写文章论述:“当我们遇到一个显得神秘而难以接近的陌生人时，在没有任何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我们总是倾向于以衣着和仪表作为判断他的身份的可靠标志。衣着常常被视为个体的社会地位与道德品格的象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人为的。”说白了就是以貌取人。《绝望的主妇》第二季，美少妇伊娃·朗格里亚为将丈夫保释出狱费尽周折，开庭头天律师特意嘱咐她，一定要扮演思念丈夫而日渐憔悴的怨妇，不穿低胸装。电视剧里的伊娃不肯放过众人瞩目的机会，穿着让人得眼下垂症的小裙子婀娜到庭，现实里的伊娃却因为以貌取人叫苦不迭。前几天她摇曳多姿地谈着对美国移民政策的看法，以及移民农场的工人状况时，有小报拿她23岁的NBA男友打岔，伊娃怒了:“我尊重有些记者，尊重有些媒体，他们只不过因为太关心谣言和狗仔照片瞎了眼睛。”又一个号召人们关注她的头脑的莎朗·斯通。

美国一律师在《审判》杂志上写了篇文章叫《说服的工具》，每节用名流名言引领，给同行列了许多法律之外的小窍门，比如“情势无法改变时，你就要拥抱之，并找机会利用之（比尔·盖茨）”。这些窍门对被告本人的着装和道具也适用。比如“家政女皇”玛莎·斯图尔特。2004年3月她出庭受审，黑色套装衬得脸色分外低沉，又在门口遭遇大批“粉丝”，玛莎索性挥手示意，招来欢呼:“玛莎，我们爱你！”正是比尔·盖茨的“利用之”。可惜她还是被判有罪，在监狱里建议厨房开发一些新菜，教其他犯人练瑜伽，坚守她品位妇女的形象，套用莎士比亚的名言:“你可以把我和咆哮的怒熊锁在一起;或者在夜间把我关在堆积尸骨的地窟里……无论什么使我听了战栗的事，只要可以让我活着对我的爱人做一个纯洁无瑕的妻子，我都愿意毫不迟疑地去做。”其实法庭上的造型并不能对法律定性起决定作用，只要与身份相符，与目的一致便是要诀。在伍迪·艾伦的调侃法庭片《香蕉》里，喜剧大师为了表现“一间审判庭与一座热带雨林没有区别”，出庭的梅利士愣是穿着多兜的牛仔衬衫，活像一个昆虫学家。最不卑不亢的法庭形象是电影《我要活》里的芭芭拉，她被错判为死刑，仍淡妆薄粉，戴着首饰走进毒气室。一名狱卒说:“当你听到药剂落下来时，深吸一口气，这样会死得舒服一些。”芭芭拉反问:“你怎么会知道？”■

( 迈克尔·杰克逊将“娈童案”审判当成了服装秀 )

( 萨达姆在庭审中穿着CESUR西服，不打领带 )

( “家政女皇” 玛莎·斯图尔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