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 控制者的新闻梦想

（文 / 李鸿谷）

( 柴静和他们的“‘非典’小组”在采访现场 )

典型的云南人——云南人庄永志给出的描述是:黑黑的、壮壮的、很朴实、很执著，“张洁就是”。彝族人张洁很乐意听到这种评价，他补充说，“云南人还有一个特性:善良”。

混合了这两种描述的云南人张洁，解释自己:“所以我喜欢做纪录片，不冲突。在生活中，我特别不喜欢在冲突状态里工作。”1996年，领着一队人马去河北西古县村做节目，还秉持着自己的脾性，要求自己的同事，“尽量公允地对待每一个采访对象，尽量地听他们倾吐。结果，大家拍了几天，不知道我想干什么。这时制片人张步兵来了，很直截了当，你这样不行。我过去在《东方之子》，张步兵在《焦点访谈》，结果他改变了我”。

去做《新闻调查》第一个样片前三年，张洁决定从云南回到曾经读过大学的北京，加入《东方时空》团队。“那时我想把近视眼治一下，搞摄像，近视太麻烦了。结果大夫发现我转氨酶高，需要检查是否是乙肝，结果要等一个月。那时真紧张，每天小心又小心。最后到医院拿化验单，‘乙肝抗原:阴性’，我拿着化验单，站在那里，眼泪哗哗地流下来。你真的出来闯世界，才知道身体多么重要。”拿到那张化验单到现在，13年过去了。

“善良”的张洁，从做西古县村开始，必须要变得锋利，“与环境对峙，我特别痛苦。那时候，我的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当然，我也意识到我必须转型”。

回到北京10年后，《新闻调查》制片人赛纳与王志开始尝试他们的新栏目《面对面》，这时的张洁实际上承担了《新闻调查》的运作。看起来，栏目王牌记者王志的离开，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了。

( 张洁 )

2003年1月，王志走了;3月，董倩走了。“在有出镜记者的调查栏目里，记者就是品牌，他们的流失，意味着实际节目生产的困难。而且王志是用了7年时间形成的品牌。当然，他自己去做一个独立的栏目，对他个人确实有了更大的平台。”在电视行业一般定义里，品牌记者意味着相对稳定的观众，张洁真正成为《新闻调查》制片人时，稳定的观众，显然是需要他重建的工作。

“没有品牌记者，只能选择用选题来保证收视率，必须内容为王。”在张洁的推导下，这个时候，“调查性报道再次成为选择”。

( 2005年5月，记者敬一丹在《大营盘小学》的采访现场 )

在《新闻调查》开始创办时，“我们就设定了三性，即社会性、新闻性与调查性，其中最重要的是调查性。我们的节目，凡是调查性强的，评价都特别好。其实，栏目一直在往这个方向走。只是在2003年的环境下，调查性报道才变得可能”。张洁在推绎自己的新闻逻辑时，有条不紊，“在国内，我们一直将这类报道称为舆论监督报道，但这个概念似乎不能完全涵盖我们栏目。那时，我把我们过去做的节目一个个调出来看，只有《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一个比较符合调查性报道的要件。远华大案那个节目，很好看，但是跟着司法部门，不算记者独立调查。我们的调查性报道，不是你要我去调查，我才去调查的”。

2004年，张洁终于正式梳理出自己对调查性报道的要件:“调查性报道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记者独立展开的调查;第二，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第三，这种行为被掩盖。符合这三个要素就是真正的调查性报道。”

在必须“内容为王”的时期，张洁提出了更明朗的“调查性报道”的方向，“王志与董倩的离开，先前的出镜记者长江与杨春，以及非典时到来的柴静，在新方向下，其实是面临同一起跑线的竞争者。”

调查性报道在《新闻调查》进入全面实践之后，有一些节目遇到不同的部门来公关，我觉得我自己的腰杆很硬。”再接下来，就有点抒情成分了，“刘姝威那期节目通过后，那天下午，阳光很好，在中央电视台前面的十字路口，看着行人、公汽里的、小车里的人，我就站在那里，眼里含着泪，望着这一切，心想，我做的事情，跟你们每个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