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超女与单曲时代
作者：王小峰（文 / 王小峰）
无论如何，去年超女比赛的胜出者都是幸运的，她们和过去的明星相比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膜拜，然后，在相当长时间里，她们开始体现之前比赛过程中一夜成名带来的价值，有人做了形象代言人，有人参与各种影视剧的拍摄，有人走穴，有人出写真集，忙得不亦乐乎。这几个胜出者当初排队报名的时候，想象自己的未来可能仅仅是成为一个歌手，但是她们得到了更多，在过去的半年，她们仅仅是明星，而不是歌手。
张亚东说，“我更愿意做张靓颖这样的歌手”，结果他成了李宇春的制作人。这似乎是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从情理上讲，冠军李宇春签给内地最大的唱片公司，找个最好的制作人是门当户对，所谓强强联手。但是1+1+1结果没有大于3，而是小于3。连那些别无选择的最铁杆的“玉米”们都对她们家春春唱的《冬天快乐》感到不满，可见这歌做得有多差。《Give Me Five》显然是按照李宇春的口味创作的，基本上这是最普通的加勒比萨尔萨风格的歌曲，大概听过里奇·马丁的歌曲的人都会有这么一个印象，拉丁音乐就是这么回事，所以照猫画虎弄出这么一首，听上去就是一首拉丁口水歌。
现在已经不是讨论李宇春会不会唱歌的时候了，而是李宇春适合唱什么歌。如果做不出来，那只能说，电视欺骗了做唱片的人。
同样，另一个被看好的张靓颖，匆匆忙忙做出的3首歌也没有展现她的海豚风范。在美国，如果我们从埃拉·菲茨杰拉德到阿雷莎·富兰克林，再到惠特尼·休斯顿、玛丽亚·凯里，能看出所谓卖弄声线是一个循序发展的过程，那就是黑人从传统布鲁斯音乐往更通俗的流行歌曲演变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结果，这种卖弄和60年代摩城唱片公司以及美国街头黑人Doo-Wop的风格有些渊源，但是到了张靓颖这里，就成了拙劣的模仿。那些音乐人在去年都看好张靓颖，认为她的条件是去年超女中最好的，但是《Jane爱》中的3首歌听起来是如此的乏味。
不管李宇春还是张靓颖，都还是有特点的歌手，只是制作的时候完全没有找到她们的特点在哪里，基本上被电视迷惑了。而且，出于商业和人气的考虑，匆忙录了几首歌拿出来对付望眼欲穿的“粉丝”。
超女比赛是通过唱卡拉OK的形式成名的，这无法避免她们翻唱的痕迹，所以，当这些人去唱自己的歌曲时，实际上是把自己逼上了一条绝路，你一定要唱出比翻唱歌曲更好的歌曲，否则这种对比带来的市场风险就极大。唱片公司只是看到了她们的人气，借此可以捞一把，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些超女已经给人制造了一个假象——她们站在被翻唱的歌曲的水平上，这个起点已经很高了。而且，那些排山倒海的“粉丝”在超女转换成歌手之后究竟靠得住么？
周笔畅在经过了艰苦的解约历程后，终于逃出了天娱公司，很快，她也推出了一首单曲《天鹅》，为了炒作这首歌，制作公司还借势牵扯进“抄袭”的质疑中。就算这首歌不是抄袭的，写得也不怎么样。反正不管唱得怎么样，都先出来占个地方，告诉人们，我开唱了，先把人气顶住再说。
随后是纪敏佳，这个两次在超女比赛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歌手如今终于可以和那些人气最旺的歌手平起平坐了，和先前的几位超女一样，她也是先推出了3首歌的短专辑，日本人菊地圭介担任制作人，这3首歌听起来是典型的流行歌曲，大概日本人不了解中国超女的背景，纪敏佳在这几个出类拔萃的超女中显得太没个性，所以在歌曲上没那么矫情，不折不扣的口水歌，听起来也不让人烦。甚至《我爱你》听起来还有点像张韶涵和飞儿的综合体。
如今流行音乐进入了单曲时代，但是这个单曲时代和50年前的单曲时代不同，它纯粹是为数字化音乐“量身定做”的，50年前，没有专辑概念，人们习惯买一张只有一两首歌的单曲，而且也不会比较。当专辑时代进入单曲时代，它更符合网络和新技术平台，但人们的欣赏还需一个适应过程。一首歌究竟好不好，除了歌曲本身之外，也要跟其他歌曲比较。单曲是无法比较的，所以就要求做得更出色才行。的确，商业化的结果就是靠单曲打天下，但是单曲和专辑之间就是个辩证法。美国50年前的单曲时代，基本上都是翻唱为主。而今天，超女选择了单曲，仅仅是出于围住人气的动机。虽然在制作投入上节省了不少钱，但是对一个歌手的发展却存在更大风险。
从这几位超女歌手的单曲看，基本上都属于平庸之作。现在单曲经济貌似成形了，但是从唱片公司到制作人再到歌手都准备好了吗？从目前看，还没有准备好。今天的单曲时代改变了哪些规则？它对歌手本身有什么影响？它对歌曲本身又有什么要求？并没有人去思考这些问题。
而从制作的角度看，除了张靓颖之外，其他人都放弃了翻唱。超女就是靠翻唱成名的，放弃翻唱，非要强调原创，而目前流行音乐的原创水平已经越来越差，处处都在发扬自己的短处。像李宇春这样的人，适合她唱的歌本来就不多，能写出适合她唱的歌的人在哪里呢？
所以，这批超女歌手免不了成了单曲时代唱片公司的试验品，她们始终无法扎实地站在地上。表面上看，这批人是幸运的。随着2006年新一批超女明星的诞生，“老一代”超女很容易就成为过往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