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有权利知道”:罗伯特·柯诺斯和他的切尔诺贝利
作者：鲁伊（文 / 鲁伊）
( 安雅的故事
上个月，安雅被紧急送往医院，在ICU里住了17天，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自从脑瘤于2000年复发后，这种事对她来说已成家常便饭。
1994年，在她只有4岁时候，小安雅经常会在试图坐直的时候昏过去，吃饭的时候，会直挺挺倒在桌子上。忧心忡忡的母亲抱着她前往医院，在那里，她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必须马上动手术切除肿瘤。尽管癌变组织被完全切除，两个月后，安雅的右半身失去了感觉。在那之后，安雅再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她看过无数的医生，以至于每当见到白大褂，便会惊恐万状。
安雅拥有一张编号为000358的“切尔诺贝利证明书”。凭借这个，她可以在指定医院获取部分免费药物，享受50%的医疗费减免和免费的公共交通。
每天晚上，她的父母，瓦伦蒂娜和沃沙拉夫，都要睡在她床边的地板上。为了避免患上褥疮，安雅需要每15分钟翻一次身。这个女孩的一切都需要别人的帮助。
在她的本子上，写着早些时候家庭教师留下的作业:“俄罗斯科学家门捷列夫发明了元素周期表。Gomel城（注:安雅所在的白俄罗斯城市）有一座化学工厂。”
)
三联生活周刊:从什么时候起想到要拍摄切尔诺贝利？
罗伯特:这个想法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1999年，我在BBC看到一部纪录片，关于苏联在哈萨克斯坦东部Semipalatinsk进行的核试验，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就自己花钱跑去拍摄了一组片子。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那里发现了什么？
罗伯特:你知道，自从1949年苏联在那里进行第一次核爆之后，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哈萨克斯坦一直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核试验，共计500多次，而政府却从来没有疏散过民众，也没有告诉他们核辐射可能导致的危害、正确的保护措施。结果，导致120万人受到严重的核辐射。我在那里工作了一个月，发现几乎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因此而患病。
这件事让我非常震惊。几乎人人都知道切尔诺贝利，但只有很少人知道还有其他地方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人民有权利知道这些从未被讲述过的故事。
( 安雅的母亲 )
三联生活周刊:我发现，在那之后，你又去了另外一些苏联遗留下的核试验和核电站遗址。
罗伯特:是，我一共去了4个地方。2001年，先是位于南乌拉尔山的Mayak，那里有一个核废料处理厂，生产钚。这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安全和污染最大的核工厂。然后是Tomsk、Nova Zembla和Krasnoyarsk。所有这些地方的问题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最后，去年，因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2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绿色和平组织邀请我与他们合作拍摄一组仍然生活在切尔诺贝利附近村庄中的人的照片。我6月27日到达那里，8月1日完成工作离开，一共拍了5周。
( 从1949年到1989年，苏联一共进行了498次核试验。核试验释放的放射性物质至少令170万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人民深受其害。癌症，白血病，心脏病，骨髓病，新生儿畸形和智障……这些疾病的发病率显著提高。1999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将这一地区称为“灾难地带”，呼吁对当地居民加以保护 )
三联生活周刊:能告诉我们一点你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吗？
罗伯特:尽管仍然存在核辐射的危险，但除了封锁的中心区，仍然有相当多人居住在附近的村子。他们主要是不愿意离开的老人，还有在外面找不到工作的人。健康专家们给出建议，除了离开，从外面购买安全的未受污染的食物也是一个保护自己的办法。但是，留在那里的人都十分贫穷，根本负担不起这笔费用，所以，大多数人吃着自己在园子（当地人叫做“Dacha”）里种的土豆、西红柿、黄瓜、辣椒和卷心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 苏塔纳特一家的农场距离巴拉潘湖只有3公里，在那里，曾经进行过115次核试验，周围仍然存在放射性物质。苏塔纳特家的两个女儿生下来就不会说话。在一次核试验进行时，他们家的一座房子因为地面强烈的震动而倒塌。 )
三联生活周刊:难道政府没有提供一定的补贴？
罗伯特:有，大约每户人家每个月可以获得相当于40美分的食物补助，这笔钱在那里，只够买两个苹果。
三联生活周刊:他们的平均工资是多少？
罗伯特:每户200到300美元。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知道，很多当地人因为核辐射而患上了癌症或肿瘤，他们能够从政府获得医疗减免吗？
罗伯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政府有规定，如果生活在切尔诺贝利附近的人可以证明是因为核泄漏事故而导致疾病，经主管部门鉴定后，会发给他们一份证明文件，凭这个，可以获得医疗保险，提供一些免费药物，治疗的费用也会相对便宜。不过，这个政策在实行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许多真正因为核辐射而致病的人家境极为贫困，即使是很便宜的医药费，他们也无力负担。另一方面，一些与核辐射无关的人为了获取廉价医疗，会采取某些手段骗到证明文件。这让政府付出了大笔开支，随着时间的过去，矛盾可能会进一步激化。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拍摄的那么多人物里，哪个人让你最感动？
罗伯特:那个叫做安雅（Annya）的女孩儿。她非常美丽，但又非常脆弱、孤独。因为核辐射，她在4岁时候就患上了脑癌，6年后再度复发。安雅不能说话，没有朋友，需要有人24小时在旁边照顾，每15分钟就要给她翻一次身。她的父亲是一名司机，他很爱她。在那间小屋里，我捕捉到了一些极为动人的瞬间（幸运的是，安雅获得了一笔来自苏格兰的资助，使她可以接受必要的治疗）。
三联生活周刊:你好像特别喜欢用黑白照片，为什么？
罗伯特:我的模特们也总是向我抱怨这一点。对我来说，黑白照片是一种更好的叙述故事的手段。彩色照片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无意义的细节上。我认为，无论是照片还是故事，都应当尽量简单，因为画面越是简单，语言就越有力量。从技术上讲，黑白照片其实也更难拍摄。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介绍一下你用的相机？
罗伯特:我用一台配莱卡镜头的柯尼卡Hexar，一台哈苏6×6中片幅，一台玛米亚6×7，胶卷是柯达的tri-x。这个型号的胶卷有几十年历史了，但我认为它绝对是最好的黑白胶卷——只希望它不要停产。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一名自由摄影师，那么，谁为你的拍摄提供费用呢？比如这次关于切尔诺贝利的图片报道，是由绿色和平组织完全负担你的费用吗？
罗伯特:并不是这样。通常，我在想到一个拍摄计划后，都会先找图片社或是报纸、杂志，跟他们商量，经费基本上解决后才会成行。当然，如果题材真的很吸引我，有时候也会冒一点险。我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绿色和平组织都有合作，但并非所有经费全部来自这些组织。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拍摄苏联核试验和核电站旧址附近人们的生活，你还拍摄哪些照片？未来有什么工作计划？
罗伯特:1994年之前，我拍了很多摇滚乐队的照片。1993年，我出版过一本很受欢迎的摄影集，其中记录了从50年代到90年代的三代荷兰摇滚明星。1994年之后，我的兴趣转为战地摄影。我到过索马里，安哥拉，塞拉利昂，阿富汗，布基纳法索，苏丹，科索沃，以色列，克罗地亚，肯尼亚等。我在安哥拉拍的照片获得过1999年的荷赛奖。
目前我正忙于自己的照片展，这些照片会在莫斯科、罗马、巴黎、汉堡、伦敦等大城市展出。今年5月，我会来一次北京，把这些事情都搞定后，我还会回到阿富汗。我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继续拍摄核题材的照片。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你希望用这组切尔诺贝利的照片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罗伯特:核是危险的、昂贵的、有污染的，每个人都应当且有权利充分而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是最臭名昭著的核事故，但其实它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问题被掩盖或不为人所知。■
（感谢绿色和平组织John Novis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