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相李斯

（文 / 朱 伟）

《秦相李斯》是钱宁在1999年用两年时间写成的一部篇幅只有13万字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只是一种称谓，严格说应该是“历史笔记”，因为其中所记各等人物，明显都阅读过大量相关古籍。这“笔记”中有强烈的态度，经加油加醋后，一个人的生存史就显得触目惊心。

钱宁所描述的李斯，基本建立在《史记·李斯列传》基础之上。司马迁写李斯一生作为，源头一是所谓“仓鼠理论”——在他身为底层小吏时，曾比较粮仓与茅厕中鼠，有“人一辈子能否有为就如鼠，全看所在位置”的感慨。二是因这“仓鼠理论”，他辞别导师荀子投靠秦国时的宣言——讥讽处卑贱之位的“无为”者，认为“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称秦王欲吞天下，正是“布衣驰骛”，游说者收获的时机，应“得时无怠”。这二者联系，是一种完整的人生观:既然一生都为争取位置，自然要辨时务，为挣脱困苦之地不择手段。这种人生观，从积极方面，也算一种强悍的进取。

李斯的进取，批判的是“僵硬着做人”，也就是要弯下身，竭尽自己在机遇前的能力。这种在一个狭小缝隙前的角力，自然是不计成本地钻营。作为一介寒士的资本，他第一是靠卖字，帮吕不韦抄写《吕氏春秋》，卑躬屈膝;第二是借机卖自己的巧舌如簧，使嬴政嗅到了他内蕴的犀利帝王术。李斯的文字魅力在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谏逐客书》与《行督责书》同为他论述帝王之术的精品，只不过胡亥根本无法真正体会《行督责书》对他治国平天下的意义，而嬴政则每步都充分迎合了他的智慧。这也算是两个大政治家的相遇，所以李贽后来会有这样的评论:“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

李斯一生最无法逃避的道德谴责，其一是毒死同窗韩非，其二就是焚书坑儒。按《史记》记载，嬴政是先从《孤愤》、《说难》窥见韩非的法家才华，感叹“若得见其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才调动大军“急攻韩”，逼迫韩王将他送到秦国。韩非到秦国，钱宁的描述是没能见到嬴政——李斯在第二天上朝没呈《初见秦》，却谎报“非终为韩不为秦”。其实，《史记》记“秦王悦之，未信用”，秦王就不可能没见到韩非。不见，就不会有《存韩》;没有《存韩》，嬴政就不会对韩非存疑，李斯与姚贾也不会发表“非终为韩不为秦”的看法。这里因果是清楚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记，《初见秦》是韩非见嬴政的见面礼，他由此以“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议论韩非就死在为秦谋划先出卖韩国。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韩非的评价，也是“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少恩”，“惨”就是透彻到过于严酷。只不过他未提韩非献给嬴政《初见秦》，史家们才议论这不应该是韩非著作，因为《战国策》中，这是张仪献给秦惠王之策。郭沫若由此别出心裁，还认为应该是吕不韦献给秦昭王。我却以为此篇很符合韩非思想，如无此篇作见面礼，他也不可能接着进谏《存韩》。

这样的逻辑关系中，我以为李斯是以《议〈存韩〉》迎合嬴政的多疑。按《史记》记载，嬴政读《议〈存韩〉》后，曾派李斯到韩国，李斯从韩国回来，才有“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的进一步建议。《战国策》中，记嬴政用姚贾而舍韩非，是在对两人游说比较后才抛弃韩非，这说明嬴政当时判断博士的作用，也就在分辨其游说能力。韩非下狱后，李斯到狱中下毒，等秦王反悔，韩非已死，是《史记》中的肯定记载。李斯是为赶在秦王反悔前杀掉竞争对手，还是怕韩非牵连自己？司马迁只是交代，一是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二是韩非之说源于黄老，将道家内术变为外术，以法术连接养生之道，“为《说难》而不能自脱”，将此事摆在深刻的因果关系上。钱宁以“无毒不丈夫”，推断李斯是因直面《初见秦》后，“惨”寒栗而先对韩非下手，倒也符合司马迁的结论。但将下毒推演为韩非为避酷刑的主动要求，则不但没根据，也减弱了历史力度。

体会李斯其人，我以为书法不可忽略。其小篆，后人评介，“送脚如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兴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善深思之，其理可见矣”。从字若其人出发，其中也确有温润积聚，刚柔相济。我以为，正是温润的轻妙与刚健的歹毒交杂，才自然成一个秦相李斯。秦之所以能一统雄霸天下，很大程度确实因李斯与嬴政的残暴相补。焚书与坑儒，前者是李斯从自己与嬴政一同统治出发的必然，后者其实并不见有李斯执行的记录。关于借“冬瓜”引461名诸生博士争论而坑之的记载，见于李贽的《雅笑》，李贽说他引用的是那个作《毛诗序》的东汉卫宏的《古文奇字序》。卫宏记，秦始皇秘密派人在骊山谷温暖处种瓜，待瓜长成后，让人写文章议论“冬瓜”，引发诸生争论，引他们到谷中察看而从山上往下填土。李贽因此而写眉批:“秦始皇知冬瓜实儒者必多饶舌，岂非明王”，“儒者凡谈说此等事原可厌，宜坑，秦始皇难其人耳”。也挖苦了那些冤死的诸生。

李斯最后的结局，钱宁的叙述，赵高是被迫才将他置于死地——刚开始只想把他攥在手里，没想到他反过来变本加厉告他，于是只能你死我活了断。他最后的可悲是，自以为重量在身，仍可一手遮天，却不知在一心求“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的胡亥天平上，治国谋略远不如赵高对他的阿谀奉承来得实际——胡亥非嬴政，他忘了各取所需。这也是因果报应，司马迁的评论，他与赵高恰好都以阿顺苟合与严威酷刑争得爵禄之重，以严威酷刑而获严威酷刑——赵高最后是将他五刑与腰斩并用，五刑即劓鼻、割舌、剁肢、笞杀、碎尸。

《史记·李斯列传》中感人的是最后结尾——临刑前，李斯对二儿子说:“我真想和你再牵着黄犬出上蔡东门去猎狡兔，这日子还能再得？”实际这才是布衣驰骛的趣味。他26岁离家求学，以42年时间才当上秦相，当秦相不到5年，最后临刑才想重新回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