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木:入藏的一块跳板

（文 / 王鸿谅 吴琪）

( 谢周——曾当了9年的可可西里野牦牛队队员。他经营的高原美丽歌舞城被当地人叫做南郊朗玛厅 )

延伸的城市

格尔木城区并不大，纵横交错的9条主干道，差不多就织起了这个城市方方正正的基本格局。南起迎宾路，北至格尔木农场场部的昆仑路算是这城市的轴心。这条因南端对着昆仑山而得名的道路开拓于1978年，宽40米，包括12米的行车道、6米的绿化带和8米的人行道，是格尔木“第一条功能齐全的城市道路”，不仅贯穿了最繁华的商业地带，在这路的中心，也是这个城市的中心位置，还是格尔木市政府所在——一栋四层楼的房子，新修整过，砖灰的外墙看起来并不太古旧。

“现在的市政府就是原来铁道司的司部”，1976年以铁道兵身份来到格尔木的退伍军人师天才的记忆慢慢打开。那一年，这些年轻的铁道兵从各处云集到格尔木，他们的任务，是要打通哈尔盖到格尔木段的铁路，也就是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的最后工程。“那时候格尔木热闹的地方是盐桥路西侧的河西部分，西格办和驻地部队的地盘，河东这边只有一条金峰路，整个城市两层楼的房子只有三栋，河西那边的将军楼，河东这边是地质队的办公楼和职工医院。”现在地质队的老楼还保留着，师天才说，“就是旧货交易市场前面那栋”。来了之后，铁道兵们开始修建铁道司司部，1978年，一栋四层的楼房竣工。并没有人能预见到，这栋“高层建筑”日后会成为这个城市延展扩张的“原点”。那时候的昆仑路还很荒凉，除了司部，沿线都是低矮的一层楼的土坯房。而这一大片领域，“全部是铁道司的地盘”，师天才说，“包括现在市政府斜对面，作为旅游定点接待的金轮宾馆的位置，也全都是铁道司的房子”。

当时师天才所在的是铁道司的汽车连，记忆里还有一个让他颇为得意的部分——“格尔木现在很多的路，都是我们汽车连压出来的。”那时候的格尔木“冬天的风刮起来，连树都能卷倒，到处是戈壁滩，哪有什么路，一般都是我们汽车连的车开出去，在沙土路上压出一条印子，然后跟着这个痕迹修一条路出来，也不管通到哪里，压出来是条直路就可以”。这样的个人记忆，只能追溯格尔木1980年撤县建市之前的粗糙模样，1980年1月3日，格尔木至西藏拉萨通航。同年5月31日，胡耀邦、万里从拉萨回北京途中视察格尔木，6月14日，格尔木县改市，以原格尔木县行政区为基础，将甘森等地草场划归格尔木市管辖，并代管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唐古拉山公社，10月1日正式对外办公。从此格尔木市的历史才算正式开始。事实上，格尔木市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更大规模的道路改建与扩建，始于2000年，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即将上马之前。

1982年铁路打通，师天才退伍复员到格尔木盐化厂，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生活。他对这个城市的观察视角，也开始从“建设者”转变到“体验者”，注意力放在了与现实生活更贴近的层面，比如商场。根据市志记载，格尔木的商业萌芽始于1952年，那时只有私人流动经商，用小百货与哈萨克族农牧民交换产品。到1954年4月，随着地质勘察队和慕生忠将军率领的筑路大队到来，都兰县民族贸易流动小组在阿尔顿曲克建立第一个国营商店，营业设施极为简陋。在定点营业的同时，辅以流动贸易，利用牛背驼峰，开展购销业务，从业人员仅20人。1955年，第一个窑洞商店诞生，这一年相继建立了交通旅社、粮食供应站、加油站和格尔木民族贸易公司服务社。

( 20世纪90年代以前最繁忙的格尔木西藏客运站。当时的调度楼如今是汽车修理铺 )

这些是师天才无法追溯的记忆，他能描述的是1982年之后的场景，“慢慢的河东有了四家商店，一家卖日用品的;一家卖食品的，是食品公司的商店;一家属于格尔木县的东风商店;后来又开了一家轻工商店”。卖日用品的是农垦师的商店，“售货员都是女的，还都特别好看，可不知怎么的就被大家叫做‘寡妇商店’。”师天才说，“没有什么贬义，可能就因为这里全是女的吧。”而河西，保持着两家商店的格局，“西藏服务社和河西商场”。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这个城市的改变其实一直比较平缓，用师天才的话说，“也就是慢慢的，一天天热闹起来，买东西的地方多起来”。剧变在2000年之后，这个城市突然以平时几倍的速度开始膨胀，沿街的各种餐饮店面、娱乐消费场所一批批冒出来，又一批批地更替，而留给师天才的最深刻记忆，是“物价一下子就上来了好多，尤其是菜，现在也没有降下去”。

现在的格尔木，河西的繁华早已没落，河东才是城市的重心。商场云集在昆仑路与八一路交汇之处，以购物中心和德盛商厦作为一个标识，沿八一路往东延伸，2005年刚刚竣工的昆仑花园广场正发展为新的购物与市民休闲中心，同年入驻格尔木的连锁企业西单商场位于广场一侧，也是格尔木目前最高档次的消费场所。

( 2006年3月16日，青藏铁路察尔汗段的铁路工人正在校正轨道 )

穿行的记忆

同样是1982年，高考落榜的浙江人王胤人从家乡辗转来到西部，有的只是绘画和篆刻的手艺，以及少年“无知而无畏”的勇气。他想去的地方原本是拉萨，却因为种种原因留在了格尔木，只是没想到这一停就是20多年，对于画面的敏感，也让他不自觉养成了一个习惯，用相机来记录变化中的格尔木，并成为了一名职业摄影记者。

( 寒梅——高原病专家（玉树藏族），全程参加青藏铁路一期即勘测设计阶段的工作及多次科考活动 )

作为格尔木资深的新闻从业者，王胤人的回忆更具画面性，对于他个人而言，谋生的方式最早是在河西。“盐桥路一带部队和西格办的地盘上有许多的照相摊子，没有店门，就是一个摊位，摆一个画着绿色花草的背景给人照相，我就去给这些摊子画背景，一幅也能挣到100块钱。”另一个记忆是钉鞋摊，“也是在路边，一个个挨着，做这门手艺的大多是浙江人”，后来钉鞋摊没有了，“慢慢发展成了一个个的鞋店”。至于钉鞋的生意为什么这么红火，王胤人说，“因为那时候的格尔木还是大片的戈壁和沙土路，鞋子磨损得快”。他的回忆里甚至还有周边哈萨克或藏族牧民，骑着骆驼或者马进城赶集买东西的情景，“哈萨克人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尖尖的帽子，挥着皮鞭，像画儿一样”。

这样的画面也只有老照片和回忆里才能找到了，现在的格尔木有的是7条足够衔接起人们的出行路径上各个节点的公交路线，还有很别致的公交车候车亭，大圆弧形的透明玻璃组接成闭合状环抱的拱形，造价不菲。据兼并了格尔木公交公司的投资者周敬镇说，“每个6万元”。对于这个到目前为止仅有7条公交线路的城市来说，似乎有点过于大手笔。还好这种候车亭最初的构想是当作一种景致，所以放置的路段也是城市中心，比如昆仑路、八一路这样的主要街道;其他路段，更多的还是只有铁皮站牌的简单候车点。

( 格尔木河西清真寺，市民冶建文在做晌礼 )

从1984年1月30日公共汽车公司成立，开辟两条公交线路开始，历经20多年的变迁，格尔木市的交通依旧并不复杂。公交公司的钱经理回忆，“公司最早成立的时候还是由市财政拨款，买的车五花八门，连接式大轿车2辆，普通大轿车7辆，面包车1辆，旧卡车1辆，贷款购进5辆波兰产5人座的小轿车。”两条公交线，“1路从火车站到河西转盘，全程7公里，票价是4毛钱，每15分钟一趟;2路从火车站到河西精盐厂，全程10公里，票价7毛钱，每20分钟一趟，市内总共6辆公共汽车。”车辆的迅速增加在90年代后期，120多辆私人中巴车参与到公交运营中，那时候的局面，格尔木交通厅交通科科长秦正兵回忆，“中巴车也不太固定路线，每天随便开，想去哪里去哪里”。重新的分线管理到了2001年，固定下3条线路，后来增加到7条线路，6条在市内，还有一条是旅游线路。现在格尔木的公交车除了中巴之外，还新上了40多辆中型公交车，也是“环保色”，开始逐渐有了城市公交的模样。

在格尔木不论是打车还是坐公交车，都不会被堵车的问题所困扰，除了红绿灯，车辆一路畅通无阻，没有所谓的上下班高峰期之分，不论什么时候，现在格尔木街头的图景，总是宽敞的路，零星的车和更零星的行人。所以对于格尔木运管办来说，市内交通并不是太费心力的事情，客货运输才是重点。格尔木“汽车城”的称谓，某种程度上是来自繁忙的客货运输。其实面对青藏公路的客货运输，格尔木面临的是相对尴尬的现实，109国道从河西转盘算起，10公里以外的范围全部是西藏管辖的范围，只有10公里内的路段才是格尔木管理的。目前格尔木管辖的货运车有2000多辆，而且“从去年上半年开始逐步萎缩”，运管办主任高建国说，“一方面是现在运价下调，另一方面车也太多了。而且从运输上来讲，格尔木方面也得不了什么利。新疆和西藏车辆相对来说反而是利润更高”。

( 格尔木街头八一路河东市场 )

格尔木在运输上面呈现出的另一个特色，是繁忙的客运，作为进藏的门户，高建国说:“客运季节性特别明显，每年的3到10月份是繁忙季节。”尤其是春运，“初五初六进入高峰期，从格尔木进入西藏的人流量猛增，并且一直要持续到4月份，别的地方春运都过了，而格尔木的春运却是持续性的”。客流主要都是进藏打工的，修铁路和其他水电工程的。格尔木方面明显的运力不够，客运站每天发车40到50辆40座以下的卧铺车都不够。这还只是格尔木市管辖的车辆，并不包括西藏和新疆管辖的那些车辆。就在今年的3月18日，格尔木还遭遇了一次进藏高峰。周六一早，高建国就接到汽车站的电话，说周五晚上21点，有一趟临时客车到达格尔木火车站，一车全是四川某个县过来，要去西藏打工的人。车站方面并没有提前跟他们打电话，可能也不知道新增加的这趟车全部是要进藏的。结果等他接到电话的时候，汽车站能发的车辆全都发了，还远远不够，剩下了1000多人。后来临时做了一些安排工作，让这些人先住下，第二天调集运力，基本把人都送走了。高建国还记得去汽车站的那种场景，“车站里满满的都是人，”他感叹，“还好这种状况不是天天有”。

财富的传奇

在格尔木打车，如果是市内往返，基本不用打表，起步价5块钱。即便如此，这个行业在格尔木也一直保持着“高收入”行业的位置，作为格尔木出租车行业的最大托管者，申青公司董事长周敬镇说，现在出租车司机的保底利润应该不低于3000元，刨掉每个月必须交纳的费用:养路费每月85元，工商管理费每月定额60元，地税110元，在出租车从烧油改成烧天然气之后，每月的费用从一天80元降低为20元，还有每个车辆不同的保险费用，这样算下来，平均每天的纯利也能达到100元。

格尔木的出租车行业，也一直和“高收入”的财富故事相连。秦正兵回忆，出租车从80年代末开始兴起来，经历了两次“黄金时代”，第一次是90年代初，第二次在2000年之后。秦正兵说：“那时候还都是微型车，两开门，比奥托还小。最早的一批出租车里，有6辆新车。当时菲亚特出了一款新车，在西安做展销，价钱定得很低，只有八九千块钱，这也是展销时期的优惠价，到正式上市的时候，这款车的价格是28000元。我记得那时候格尔木进来了6辆这样的新车，一年跑下来，能挣8到10万元，跑上两三年以后，这个车还能卖到两三万元。”“那时候出租车的门槛很低，有个车，办个简单的手续就可以运营了，当时除了这6辆新车，其他的都是从内地花三五万元买来的二手车。司机早上8点出车，晚上22点收车，平均最少一天能挣400到500元。”

44岁的黄青梅是最早开出租的女司机之一，她记得那会儿开出租的有个“杜老太太”，40多岁，南方人，开一辆菲亚特4座的小型车，是格尔木第一个女出租车司机。那时候的出租不是满城跑的，昆仑商场前面有专门的停车位，大家都很自觉地停在那里排队等候。包车是按小时算，一般的车一小时15元，车况好一点的就是20元。出租兴起来的头两年，格尔木的治安还很不错，女司机算起来有6个，男的有十几个，大约两年以后，发生了一起女司机被抢劫的事件，许多女司机陆续不干了，杜老太太也是那个时候退出来的。

黄青梅回忆，“那时候开出租车的都是本地人，打车的主要是格尔木炼油厂的人，西藏单位的，还有从外地来做矿石生意的，本地居民里打车的其实没有什么”。昆仑山上丰富矿藏的发现，给了这个新兴城市迅猛的推动力，嗅到财富机会的人，从四面八方又云集到了这里。格尔木的南郊地区，成为矿冶企业和交易最集中的地方，对于女司机来说，如果能碰上一个去昆仑山矿石场的长途，算是难得的幸运了，因为如果是跑长途，生意人一般都不信任女司机。

对这个历史短暂得还来不及被细细梳理的城市来说，任何一个大事件总是容易被反复的提及，因为这些事件往往会成为这个城市寻找新坐标的转折点。至于因矿产资源留着这个城市最深刻的烙印，出租车司机的记忆，不过是最粗浅的层面。1989年的黄金案丑闻，才是症结，急于在矿产资源中找到经济利益的新城市仿佛当头棒喝。这年5月25日，马兰山金场出现30年来罕见的降雨降雪。毫无防备的2.78万名采金农民在青藏公路1017公里以西被困，400多辆车、8000多名采金农民陷于长达100公里的泥泞路段。黄金资源，在大西北延绵的群山险滩中并不是个秘密，尤其对比于极度贫瘠的土地资源，矿产看上去对当地人更具有补偿性质。大规模聚集之前，采金作为一种存活方式，在民国甚至更早的年代就在此地流传。只不过到了建市后的80年代，青海东部农业区的移民大批量来到格尔木，才把这种古老的淘金术与格尔木紧密联系起来。

60年代到格尔木的青岛知青石忠洲，1979年进入格尔木法院系统，1989年“黄金案”事发时，他正是参与办理案件的格尔木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石忠洲见证的大批“淘金者”涌入格尔木市，始于1982年。淘金者从外在装备便能一眼认出，早期是熟人间开着三三两两的拖拉机，从东部一直到格尔木，这里成为上山采金前的补给站。他们备齐吃穿，在格尔木停留几十天，等待合适的天气条件再进发。对于这些东部移民来说，淘金也并不比山区种地更苦，而且收益更大。这些壮年男性对生存要求极低，饿了就支口铝制锅，裹上牛粪把青稞面烤熟，带着简陋的铁锨、水桶、淘金船等工具。有了淘金人群，便很快有了控制人群的“金把头”，开着更为高档的北京吉普。早期“金把头”多是青海当地人，经济条件相对好些，便雇佣几十人上百人替自己采金。

格尔木市和源源不断的流动采金人群发生关系，始于“格尔木市黄金开发公司”的成立。当淘金者颇具气候，格尔木通过黄金公司发放“采金证”，收取费用名曰“草原资源破坏赔偿费”。对于市政府来说，长期处于一种略为尴尬的状态，格尔木的辖区范围相当大。这些资源很少直接为市财政谋利，可是一旦在管辖范围内发生事故，格尔木又要承担管理责任。有了“采金证”，金把头们和黄金公司管理者很快达成了一种利益勾结。采金指标和采金证的发放，成为最实质的交易内容。1989年5月25日的这场天灾，随之演变成一场人祸。虽然从5月26日起开始了历时3个月、耗资142万元的大救援，不断往山里运送燃料、食品、药品，兰州军区空军部队派飞机参加，但最后仍有42名金农死亡，金农损失逾千万元。

金农家属随之开始了申诉，这才扯出了背后“默契”的非法交易。交易的一方牵涉到格尔木市的显赫官员——格尔木市长韩得祥、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杨文山、市黄金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安局黄金派出所副所长荆智谋等;行贿的一方则是“金把头”冶尕果等人。最后这桩交易丑闻的官方表述为“格尔木市有关人员违反国家政策和采金规定，收受贿赂，滥发采金证，由自然灾害引发的重大责任事故”。案件在全国轰动一时，国务院决定给予对事件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青海省副省长马元彪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当时主持省政府领导工作的原省长宋瑞祥行政警告处分。在这次采金事件中已查明有经济问题的共41人，涉及金额153万元，已构成犯罪的20人。

涉案的几名官员，其实在当地口碑一直不错。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杨文山是青海省湟源县人，按照石忠洲的说法，虽然文化素质不高，但是脑子灵活，一直有在格尔木干出一番大事业的雄心。而一本万利的黄金开采，在新兴城市的领导班子看来，大有经济潜力。副市长杨文山在位时，曾给一个朋友描述格尔木在80年代的采金热潮:“有个骑马人被围追到可可西里马兰山附近，他看到一大片黄灿灿的金子，可是为了活命他不能停留，只拿了一火柴盒金，记了那地方的特征，就把追兵诱开了。他拿了那火柴盒金找到国家，国家就投资20多万元让他带了20多个人组成一个找金队找金子，已找了好几年可是还是没有找见。现在这个人因为找不到已有些半疯半魔了:‘明明是那个地方！怎么寻不着？’第二年，国家队还要跟他到可可西里无人区去找金子，因为国家已花了这么多钱。说那金子找到就可以补回损失。”黄金案丑闻引发的后果，使这种淘金热潮迅速地从格尔木的官方背景中消失，金矿显然无法作为这座城市企望富庶的来源。

青藏铁路的“生活烙印”

2001年的格尔木，全市仅有一部电梯，同年6月，中铁一局青藏铁路建设指挥部进场开始施工，来自全国的施工队伍会师格尔木，开工仪式上需要300个凳子，但跑遍了全市，仅买到了几十个，不得不到800公里外的西宁市购置。而此后这个作为进藏门户的城市，被国家大型项目牵动的影响，彰显得前所未有的清晰。

2002年4月，记者去往可可西里时途经格尔木，当时颇为惊诧于这个小小西部城市餐饮和娱乐业的密集与兴盛，城市同样是浅灰的色调，因为沙尘暴的缘故，偶尔还显得格外的灰暗，但整个城市里散发出来的气息，却是喧闹和躁动，似乎处处有机会，处处有渴望机会的眼睛。南来北往的聚集者，把城市填得满满的。王胤人回忆，那是格尔木房价最高的一年，一居室的月租价格最高峰到了1200元。2003年，格尔木的出租车数量到达最高峰，约1500辆，“满街都是出租车”，而等到铁路建成，就呈现出市场运力过剩的尴尬了。到2005年底，全市的出租车数量是1108辆，但对于格尔木市来说，还是有点多了。周敬镇说，最理想的数字，是900辆，现在格尔木开出租车的主要是外地人，其中以陕西咸阳兴平市最多，占到一半左右，河南和山西次之。

把记忆再往前推，黄青梅回忆，在她跑出租前后，80年代末的格尔木，只有一个很出名的饭店，叫凤凰酒家，在儿童公园对面，是格尔木最大的饭店，不过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算不得大了，就能放下十几张桌子，一个大厅，中间有两个圆柱形的支撑梁。这时期来到格尔木寻找机会的四川人肖永明与人合伙开了“小小酒家”，一度成为格尔木90年代最红火的餐厅，秦正兵回忆起来，“这里的菜品种很多，价格也不贵，厨师都是从四川那边请来的名厨，一般都要预订才能有位子，这在当时的格尔木也是很罕见的，而且据说这些名厨的月薪当时也非常高，能上6000元……”种种因素，都让小小酒家一度成为格尔木餐饮业的一个标识，也让肖永明成为财富故事主角开始有了名气。后来他的合伙人开始单干，自己开了华星饭店，成为格尔木档次最高的餐饮机构，一度也是政府部门接待用的首选饭店。即便是现在看来，华星的装修和服务，放在内地的大中城市，也算得上中上水准。相比那些起起落落、生命周期不过一年的各色饭馆，华星饭店与小小酒家显然算得上成功者了。

建筑、餐饮、娱乐，当一个城市的人口比例由外来流动人群占据绝对主导位置的时候，城市的“生活面孔”必然发生奇怪的转变，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那些可以迅速获得客源的行当。大约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娱乐业的萌芽已经在格尔木自然的生长起来，主要是舞厅，南郊一带就不下20家，每家生意都不错。慢慢的舞厅的生意就开始不行了，大约是1998年左右，陆续地改成影厅，放投影，放录像。大约又过了一年左右，又纷纷改成发廊，在这“变脸”风潮里，一直坚持下来的是现在的风暴迪厅，前身是大上海舞厅，再前面是百乐门舞厅，老板是福建人，被当成格尔木娱乐业屈指可数的成功范例。

而到了修青藏铁路二期的时候，原本要全线衰败下去的娱乐业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夜之间勃兴起来。青藏线沿线全部是美容美发厅，从纳赤台到五道梁，沿着铁路工地，还有许多挂着美容美发牌子的帐篷。而格尔木市内，局面更加奇特，市政府斜对面的食品街门面，一时之间纷纷改换门庭，不到200米的街道，美容美发的店门一家挨着一家，食品街也因此被当地人隐秘地叫做美容美发一条街。到2004年，青藏线完工，发廊的生意就落了下去，现在的食品街，那些挂着美发字样的店门基本上都关门落锁，卷闸门紧闭，一片萧条。开着门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餐馆。

见证了娱乐业的兴衰起伏，原野牦牛队队员谢周还是决定开张自己的“郎玛厅”，郎玛是藏语“歌舞”的意思。谢周的个人经历颇让人感叹，1996年加入野牦牛队，在野牦牛队因为诸多原因被撤销之后，到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日子并不好过，“没钱，没政策”。2003年的时候，谢周与当年野牦牛队的战友宫保扎西一起离开，管理局以每年900元的标准，按工作年份给了补偿，再多发了两个月工资，谢周是9年，补偿8100元，两个月工资加起来就1000元。跟扎西两个人拿着各自得的钱投资做二手车生意，不懂行情，结果高价买回来的金杯车卖不出去，所以很快就赔了。只好自己回玉树州去挖虫草，挖了一年，大概挣下了2000多元，2004年7月，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栏目请他去长沙，讲述野牦牛队的故事，做完这个节目就自己去了北京，衣食住行当时都是一个朋友帮忙安排的，当时也想以后做一点事情，但是没有本钱，北京的两个朋友分别借钱给他，大约两万元，再回格尔木，谢周筹借了大约13万元，投资开了这个郎玛厅。

2003年美容美发很兴盛的时候，格尔木才有一家郎玛厅，是玉树人开的，生意不错，谢周说，自己感觉那个时候也是格尔木地区刚开始接触藏文化，很有市场。当时本来是想做的，可是房租一年要4.1万元，转让费2.5万元，没有这么多钱，所以后来只能去做二手车生意。2005年2月13日，谢周的郎玛厅正式开业，在矿冶宾馆的三楼，以前是南郊最大的一个舞厅，260多平方米。是格尔木第二家郎玛厅。请的15位演职人员里除了3位来自内蒙古，其他都是从玉树州雇来的，都是业余的，谢周记得当时去文化局要批文的时候，跟局长谈了要开郎玛厅的想法，局长相当赞成，还跟他说，一定不要用专业演员，就要原始的民间的东西。

谢周的郎玛厅的装修是明显的藏族文化特色，吧台里挂着唐卡，大厅四周的墙壁上，是专门从西藏请人来画的壁画，大厅的顶上悬挂的是一条条的经幡，围着墙壁四周是沙发卡座，大厅的一端是个演出的舞台，靠近吧台的地方是若干张桌子，环绕着一个舞池。谢周说自己的郎玛厅一开业就特别红火，可以容纳300人的大厅，常常爆满的。而郎玛厅的特点就是每天晚上22点半左右开始演出，跳“锅庄”，锅庄也是藏语，意思是一人领唱，众人合唱，也是大家随着音乐尽情跳舞的时段。谢周说，锅庄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运动，开业一年，他跳了一年，每天晚上两个小时，结果体重减了20多斤，从183斤到了现在的162斤。也因为这种特色，来郎玛厅的客人以女性为主，男性也有，不过主要是中年人，目的是喝酒。郎玛厅一般开到凌晨两点左右，周末生意特别好的时候到凌晨四五点。消费并不算高，最低消费是10元。啤酒的价格也就在10元一支左右。谢周说，不过因为西部的人喜欢豪饮，所以每天酒水的流水量也不少。演职员工资，能歌善舞的每月1000元，只能唱歌或者跳舞的，每月600到800元。刨开所有的花费，谢周说自己现在一个月纯利是4万块钱。以前借的钱，现在都还清了。

短短的一年时间，现在格尔木已经有了9家郎玛厅，听说最近南郊还要再开一家。不过谢周并不担心恶性竞争，老板们彼此之间都是认识的。而对他个人而言，将继续坚持把郎玛厅开下去，不愿意离开格尔木的原因，是等着野牦牛队青藏高原环境文化促进会的资格能够被审批下来，“这样我们原来野牦牛队的队员们还可以用野牦牛队的名义，做一些环保工作，比如清理青藏线沿途的白色垃圾”，原因很简单，“不能让野牦牛队这个名称，在我们手里销声匿迹了”。

郎玛厅的红火，并不能改变青藏铁路完工之后格尔木从喧嚣中迅速回落，恢复成一个资源城市的本色，目前最丰饶的盐湖资源在远离城区65公里的察尔汗盐湖，所以对于城市本身，则再度回落在安静的生活节奏里，一度爆满的房子，现在的空置率到了相当高的比例。石忠洲戏谑地将格尔木与他所见的欧洲小城相比，“很像嘛，路宽、人少，到了晚上，路上只有少少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