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青藏路 ——一个老汽车兵的记忆

（文 / 蔡崇达）

( 王宗仁 )

1957年我中学毕业后就参了军，和现在一样，参军事先是不知道要派到哪里的，我们上了车之后看到车一直往戈壁里开，开到离格尔木只有一两百公里的昆仑山脚，领导才告诉我们，是要去格尔木的汽车团当驾驶员。当时格尔木这个地名我连听都没听过，但我从小就向往西北，所以充满很多想象。不过一下车，却只看到一片荒凉，除了帐篷就是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干打垒的房子。

在我们之前，1954年来了一个汽车团，1956年来了两个团，我们算是第三批。第一年就是练车，当时车不多，就几辆教学用车，只好趁着人家运输回来的空当练习。练了一年，就算“毕业”了，要上路了。上路第一件事情就是烤车，每天早上冒着极度严寒走出屋燃着火烤车。这种老爷车，天气寒冷，早上烤车往往就要一个多小时。

我们一般是一个连队一起出发，沿途总共设了10个兵站，我们走11天，就是一天一站。每一站就90公里到100多公里路。按照计划的时间，无论多早赶到那个站，就要停下休息。隔天早上吃过馒头，就攥上几个馒头又上路了，到晚上又到了站点。就这么周而复始。

记得第一次上路时候甭提有多紧张，因为听前辈说，很多人不适应高原，车开快了，会有高原反应。而且也因为是高原，常常越过一座山迎面一朵云就会是一阵雪，如果是暴风雪，一不小心就会被困住。他们说最难过的是唐古拉山口，很多人就过不了，到了那山口就会缺氧、头疼、想吐又吐不出来，那种疼形容为“比自己撞墙还疼，几乎裂开的那种”。还举例说，谁谁谁疼到晕倒，疼到拿头去撞方向盘。所以第一次上路的时候，我们同行的就不断紧张地问，唐古拉山到了没。队长说，别急别急，要到之前会通知你们，让你们做准备。大家又继续开了几天，憋不住问，队长才笑着说，我们前天就已经过了。

不过这不是说唐古拉就这么温顺，那次我们是赶上好时候，后来有一个车队的人，开到唐古拉山口，突然刮起暴风雪，在那么高的地方，前后都堆着老高的雪，不管往前还是往后，一不小心都会滑到万丈深的悬崖，整支队伍就困在山头。最后还是青海、西藏的军队临时出动直升机，又从山地组织了三支队伍开路，才最终把这些人给救出来。

( 第三代帐篷——帐篷城 )

在高原上，有时候稍微一不适应，就很危险。比如我的一位战友，有一次途中突然有了严重的高山反应，头部剧烈疼痛，他不能停车，如果车停在半路，可能有野兽或者土匪。当时他离前方兵站还有40公里，不得不用背包带把头部紧紧地扎起来。40公里路他走了近5小时，车在兵站停下后，同志们围上去一看，他趴在方向盘上已经停止了呼吸。

唐古拉那站叫做五道梁，这里海拔高，生命就显得异常脆弱。50年代，一个毕业于内地某音乐学院的女文工团员，带病来慰问演出，唱完《三杯美酒敬亲人》后倒在兵站的帐篷里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当时在这条路上，时常会有土匪，常常开着开着车就有流弹飞过来。那些土匪都是当年军阀留下的，各自占据一个地方，这些土匪人也不多，我们通常是一个连一起出发，所以他们根本不轻易和我们近距离接触。他们看到车队来了就乱开枪，打死了一个司机，一辆车走不了，他们就可以哄抢车上的物资。这些物资有武器也有粮食，都是他们最需要的。

后来走多了，我们也相对清楚了，他们聚集的点是固定的。所以一到那地方，队长就喊，前面有土匪，大家提早做准备，车速先调下来，前后车保证500米的距离。等车距离调整好了，队长就下令，车开到五六档，全速前进，因为速度快，土匪不容易命中。当时说好了，谁中间车子抛锚了，也只能就这么留下任人宰割了，要不也没办法，因为我们运送的是那么重要的东西，如果回过头来抢救，万一聚集了更多土匪就危险了。

1955年10月，在进藏的风雪路上，就有土匪的枪口瞄准了军车，因为土匪比较多，有个女卫生员冲上去死死地抱住了枪口，掩护了一车战士，而她连个姓名都没留下，返程的时候战士们就地掩埋了她，谁也不知她的姓名，就刻上了五个大字:高尚的女兵。至今快50年了，那坟还在。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叫王志红，和我分到一个车队，平叛时候，有一次出车巴彦格拉山，两车距离500米。来到一个有土匪伏击的山谷，要以最快速度冲过去。结果冲到一半时候，王志红的车突然坏了，这时谁也帮不上他，因为每辆车上都装满物资。别的车都冲过山谷不见了，王志红只得弃车出逃，他跳下车跑了几步，就被土匪扫射牺牲。部队把他就地掩埋，没有荣誉，没有追悼会，甚至是按事故处理的，因为他违反规定跳车了。我至今还记得他笑着的小圆脸，40多年过去，我后来去过多次，再也找不到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