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民歌
作者：王小峰（文 / 王小峰）
有家唱片公司的负责人问我，现在出什么唱片挣钱？我说:出民歌唱片。他说:有市场吗？我说:你得这么算账，如果你花50万元给一个歌手制作了一张唱片，结果只卖出去了两万;如果你给一个民歌手制作了一张唱片，也卖出去了两万，但是你的制作费用可能只花掉了5万块钱，这么一算，太挣钱了。当我们不会算账的时候，就应该这么去算。
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还没有流行刀郎、《两只蝴蝶》或《吉祥三宝》，那时候的人都瞪着眼睛竖着耳朵把港台流行音乐当成救命稻草。人家流行什么我们就跟着模仿什么，到头来自己什么都没弄出来。
其实人们是很健忘的，越是精英们越健忘，回顾20年的中国流行音乐，不管什么时期最流行的都是跟民歌、民族音乐有关系，80年代的西北风源自陕北民歌，“囚歌”源自东北民歌，刀郎源自新疆音乐，《吉祥三宝》源自蒙古民歌。就连在日本火得让人大跌眼镜的“女子十二乐坊”也是披着民歌的外衣。但是音乐的精英们总记不住，他们一直希望能做出一个在全世界领先、与欧美齐头并进的音乐，大概的意思是，你们能做出什么，我们也能。这种心态跟大炼钢铁的年代超英赶美是一回事。后来，跟是跟不上了，干脆就抄，抄到妙处借尸还魂，能火上一阵子。抄砸锅了就被人揭发出来，弄得灰头土脸的。
其实，倒不是这些音乐精英健忘，而是自卑。有时候，能面对历史、面对土地是需要勇气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勇气，而是以一副鼠眼向洋看世界的心态——您可别把我甩下啊——去做音乐。
以往跟民歌相关的成功范例有很多，这两年，成功的例子就更多了。远的不说，就说现在到处流行的《吉祥三宝》吧，布仁巴雅尔在2004年就出版了专辑《天边》，但是当时没什么人去关注，后来因为跟法国电影《蝴蝶》扯上关系，开始流行起来。今年春节晚会，把《吉祥三宝》炒热了。
《天边》中的作品都是出自蒙古族人之手，这一点就保证了作品的独特性，以前，听蒙古民歌，基本上都是非蒙古族歌手演唱的，即便模仿得惟妙惟肖，但还是少了很多滋味。听德德玛、腾格尔唱歌，倒还能听出几分味道来，可是他们的演唱已经不那么纯粹了。而真正纯粹的蒙古民歌，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比如“呼麦”，这种表演方式虽然奇特，令人叹为惊奇，但是没有什么普通听众愿意坐在那里听上一个钟头的。人们还是希望听到通俗化的蒙古长调，比如《牧歌》这类歌曲。
《吉祥三宝》由于人们对它的偏爱，已经把它肢解得体无完肤，它太容易被“镜像”成别的含义了。其实，在《天边》里面，有很多不错的歌曲，它甚至比许许多多欧美歌曲还要出色。于是我想，假如布仁巴雅尔以一个歌手而不是电台工作者的身份进入歌坛，会是什么样子呢？其实之前有个斯琴格日勒，她的音乐就已经说明问题。她的音乐看上去是想把蒙古音乐和流行、摇滚乐融合在一起，但是做来做去也没个特点。如果她受到布仁巴雅尔的启发，下一张专辑一定要弄出个味道纯正的出来。
同样，在刀郎出来之前，代表新疆音乐的是艾斯卡尔，以前他的专辑犯了和斯琴格日勒一样的毛病，那就是总想让自己的音乐表现得更现代更世界一些。后来，艾斯卡尔的唱片越来越纯粹。最近的一张唱片已经回归到新疆音乐上了。
少数民族歌手在发展自己的时候犯的毛病和内地做流行音乐的人犯的毛病一样，就是对自己的音乐不自信，一定要先把别人的东西拿来，据为己有，试验了半天，发现还是归“根”结底最好。
布仁巴雅尔一共出过两张专辑:《天边》和《乌兰巴托的爸爸》，严格意义上讲，都不算原生态，但是他也没有受到各种外来音乐概念的影响，音乐做得很松弛，这倒是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性格，怎么舒服就怎么唱出来，而不是听别人唱的舒服就唱别人的。
在这个单曲时代，或许没太多人去关注布仁巴雅尔整张专辑的内容，但至少又能证明一点，民歌是受欢迎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熟悉啊。
这又让我想起了那个叫阿宝的歌手，他用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唱民歌，唱流行歌曲，也能唱出来，你真让一个土生土长的民间歌手唱原生态歌曲，大概也未必能让多少人接受，阿宝是民歌和流行两头吃，所以至少多了点韵味在里面。
事实上，布仁巴雅尔也好，阿宝也罢，他们今天能用这种方式唱歌并能让人接受，宣布了像彭丽媛这样的民歌手时代的结束，他们把民歌往纯粹的方向推进了一步。民歌虽然流行于民间，但在今天更需要普及，老一代的民歌手已经完成了普及工作（或者说他们普及了一种伪民歌唱法），现在的民族歌手开始返璞归真，在没有特色的商业时代，根就是特色。
再回到文章的开头，你说录什么唱片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