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

（文 / 贾冬婷）

( 国家大剧院设计师安德鲁 )

在北大建筑研究中心教授王昀的体验里，90年代末天安门广场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了两大块草坪。

这两块草坪对称排列于广场北半部东西两侧，面积各为4800平方米，建于1999年建国50周年广场第四次改造之时。这一次的天安门广场改造工程，最初方案包括地面铺装，改善照明状况，更新扩声系统，改造金水河喷泉。随着改造工程的进行，又陆续增加了近万平方米的绿地，改造广场地下公共设施，清洗人民英雄纪念碑，维修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和天安门院内各种设施。1999年10月1日，国庆50周年，修葺一新的广场迎接了自1984年以来的第一次国庆阅兵和群众庆祝游行。

“第四次改造中，天安门广场的格局和功能并无太大变化。实质性的变化开始于国家大剧院。”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直承担广场规划，城市设计所所长宋晓龙对记者说，“1997年开始的国家大剧院筹建把天安门广场严肃庄严的气氛撕开了一个口子。接着是2003年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

“天安门广场向文化广场转向，更理想化的设想在90年代末曾提出过。”宋晓龙说，“当时的争论焦点在于公安部搬迁，甚至还提出过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搬迁的设想。想想看，西面有国家大剧院，东面有国家博物馆，再添上国家美术馆，往南延伸有历史保护街道东交民巷，前门大街，首都的心脏就真正成了文化中心。”这样的想象被2000年公安部新楼的动工打破，如今，这座广场东侧凸向长安街的巨大方盒子即将竣工。宋晓龙说，正在编制的广场规划中，大会堂南侧将作为全国人大新办公楼所在地。

2006年年底，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就要破壳而出了，而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方案仍在修改中。无论是面向传统还是现代，心脏部位的这两座文化纪念碑的竖立，正悄然改变着天安门广场的民族想象和日常体验。

( 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效果图 )

现代变异的国家大剧院

1997年的天安门西侧，是一片高墙围起的基坑，就在这一年，这片荒芜的空地重被指定建设国家大剧院。

( 张开济在1959年设计了这个博物馆的大空廊，以较小的体量获得了与人大会堂协调的外形 )

其实早在1958年，周恩来就曾站在天安门城楼，指着这片空地踌躇满志地对说，“将来，这里要建一座国家大剧院”。这也是计划中的十大建筑之一。为准备施工，实施了居民搬迁，开挖了基坑，清华大学当时的设计是:正立面是一座冲天柱式牌坊，象征着大跃进时期的“冲天干劲”，终因财力不足而搁浅。80年代末，曾想利用此地建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厦。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扩大、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文艺界倡议建设国家大剧院的呼声越来越高。1990年，文化部再次提出在原址上兴建国家大剧院，专门做了可行性研究报告，预算10亿元，但因财力不足再次搁浅。

直到1996年10月，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有计划地建设国家大剧院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文化设施”，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被才正式确定下来，并组织了国内几家设计单位做了方案。1998年1月，成立“国家大剧院建设领导小组”，同时从建设部、文化部、北京市各抽调两人，成立“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1998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立项建设，公开进行建筑设计国际招标，这也是政府项目第一次举行国际性竞赛。历时1年3个月，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清华大学协作的方案当选。

( 1988 年1月1日，天安门城楼向游客开放 )

“湖上是一座由玻璃等材料组成的半透明、椭圆形、外壳呈银白色、曲线的构图则像是含苞欲放的花朵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和地面不相连接，它就像是横空出世、浮出蓝色水面的一颗珍珠。”安德鲁用语言似乎难以描述清楚这个天外来客。

大剧院业主委员会规划设计部部长周庆琳说，《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文件附件》设定了三条“城市设计要求”:“应在建筑的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及东侧的人民大会堂相协调;在建筑处理方面需突出自身的特色和文化氛围，使其成为首都北京跨世纪的标志建筑;建筑风格应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这一要求，被通俗地转述为“三看”:一看就是中国的，一看就是北京的，一看就是天安门的。然而，第一轮过去，69个方案中最终没有一个能够满足这些条件。

历经3个月，1998年7月31日评委会发布“国家大剧院第一轮竞赛评语”，强调“设计造型上如何与周围环境结合，而又‘和而不同’，富有鲜明的个性，表现出既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又有时代精神;既具备庄重典雅而又亲切宜人;既具有开放性，便于群众交往，又利于运营管理;既能选用先进的技术，又能保证建设与长时间使用的经济合理性等等”。

第二轮14个方案仍没有惊喜，周庆琳说，各方反而缩手缩脚了，安德鲁也是如此，有网友调侃道“第一轮方案像火烧，第二轮成了铁板烧”。

“苛求所有这些东西在一栋建筑上，历史的，政治的，要求既老又新，既传统又现代，是否是个乌托邦？”参与安德鲁方案的清华大学教授吴耀东说。独自沉思几天后，安德鲁干脆抛开了这一切，拿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几何完形”，把高低起伏的4个剧场包裹在一张最简单的表皮里。

吴耀东说，这其实是一个“赌气方案”，用的也是安德鲁最惯常的圆形和水面的手法，对于能否被评委接受，他完全没底。周庆琳记得第一眼看到这个新方案的时候震惊不已，“距离太大了”。后来看内部设计才开始接受，“经过一个80米的水下长廊，这个长廊里面可以布置很浓厚的这种艺术氛围，让人一进去就能感受到艺术的熏陶，之后再去看戏。起承转合，不觉得平淡”。

周庆琳说，一个重要的选择因素，是安德鲁对整个天安门地区提出的规划设想:在广场周围设立绿地和水系，建成中心公园。“但因为牵扯到公安部搬迁的原因，没能实现。后来只在大剧院周围小环境里实现，大剧院区域11.89公顷，建筑本身只占3公顷。”

“最初设计上的条框很多，怎么也逃不脱天安门广场环境的影响。比如，最初设想大剧院跟公安部大楼左右对称，退长安街红线40米，使天安门广场形成‘凹’字型。第一轮的69个方案里没有评出结果。”周庆琳反思说，规定对称太牵强了，是不是干脆让大剧院往后退？第二轮规定从长安街退红线70米。安德鲁新方案提出，将大剧院再次南移80米，使大剧院的东西轴线与人民大会堂重叠，这不仅将大剧院编进了天安门建筑群系的网格之中，从长安街上的退隐也使它能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最令人侧目的，是安德鲁不与传统对话的姿态。安德鲁解释说，面对围绕着天安门广场的完全对称，风格近乎划一的建筑群，如何在紫禁城的对面插入一个延续这一古老传奇的历史的章节呢？他说，“我要为这段历史增加一个新章节，就是要切断历史，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机边缘”。

“如果选不到一个历史延伸的好方案，宁可选一个现代的;选不到一个结合得好的，宁可要一个前卫的。”西班牙评委包菲尔表述了安德鲁方案入选的根本原因。周庆琳说，这也是西方评委们的共同想法，看了太多的大屋顶，希望在北京能看到历史发展的脚步。

最终，在1999年7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审定了送上来的3个方案，确定了安德鲁方案。这一大胆选择让安德鲁和周庆琳都有些震惊。“这传达出强烈的面向未来的信号。”周庆琳说，“最直接的影响是，国家大剧院打破了天安门地区政治性广场的禁锢，也冲破了长期以来建筑设计的束缚，有了它，才有了后来的CCTV新楼，鸟巢，水立方……”

历史包裹的国家博物馆

2003年2月28日，天安门广场东侧，人民大会堂对面，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同时，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由国务院批准立项。

作为对50年代经典建筑的改造，国家博物馆项目绕不开传统。任务书中明确提出保留原建筑的外衣，“应保持原有建筑西、南、北三个里面的设计，应注重新建筑的有机衔接及和谐统一”，“充分利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现有建筑，将其改造向东扩建并且在原室外庭院上加建天顶，在保持原有建筑风格的前提下，将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老馆1958年由张开济主持设计，属建国10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因当时经济困难，革命历史博物馆面积压缩为6.5万平方米，还要与对面17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在外观上平衡，张开济采用了巧妙的手法，“做了两个空心的院子，这样就把它的面积撑大了”。

“由于大楼本为一馆设计，却为两馆共用，加之建设时受历史条件局限，造成文物库房、展厅、办公和其他设备功能不全、互不配套、互相挤占等问题，基础设施陈旧、老化，这种状况同国家博物馆应有的地位和形象很不相称。”国家博物馆方面希望，新的现代化的建筑将从6.5万平方米扩建为15万平方米。40年，历史转了一个轮回。

2004年2月，国家博物馆进行国际招标，这也是历次竞赛综合水准最高的一次。赫尔佐格和德穆隆（H&D）事务所中方合作人艾未未说，赫尔佐格和德穆隆(H&D)、库哈斯（OMA）、福斯特（Foster）3个大牌很少聚齐在一个项目上，“一个50年代共产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在21世纪的改造，很有吸引力”。

同样是国家意志和象征的重要建筑，然而，与国家大剧院的漫长和喧嚣不同，国家博物馆的评选过程快得有些不可思议。3个月后，初选在6月的最后3天进行，要从10个方案中选出3个入围，每个不到1小时的阐述和答辩，用艾未未的话说，“比公安局审问小偷的时间还短”。

最终中标的GMP方案以“北面、西面共同作为主入口”及“传统屋顶的挑檐”造型博得专家们的青睐。评委们认为:“该方案功能布局比较合理、实用。半露天的屋顶有着传统‘虚实结合’的味道，并与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建筑十分协调，既不会破坏整体风格，又能满足国家博物馆的功能需求。”但业界就这一方案对原有建筑的破坏存有异议。

参与OMA方案的张永和认为，建于1959年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具有中国的社会现实主义的传统。他通过方案跨越40年与父亲张开济对话，表达了对传统的致敬:完整保存了原建筑的4个外立面，把功能区“浇铸”进原庭院空间，把所有问题在内部解决。“国家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有老建筑，这个问题有特殊性。这本来应该是比国家大剧院更能往前走一步的机会，它更敏感，很多问题应该处理得更恰如其分，而不是一味的‘猛’。”

“博物馆到底象征着什么？如何考虑与国家荣誉、国家尊严有关的设计？”艾未未说，国家博物馆在定位上充满着混乱与矛盾，他认为设计应更多从博物馆的使用角度出发。

按计划扩建之后，国家博物馆的总建筑面积将达15万平方米，与卢浮宫相仿。但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品330万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逾百万件相比，国家博物馆藏品现在仅有62万件，其中20万件还是大量重复的钱币;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数只及故宫的1/5。史建指出，国家博物馆漫长的展示空间完全是为了对民众的中国历史教育，是一个图片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藏品展和人类文明展。

艾未未去了国家博物馆不下20次，他看到，除了那个巨大的鼎，国家博物馆现在所藏90%的文物都是1米以下的小件，很多只有二三十厘米。“照目前中标的方案，放在几十米的厅堂中展览不仅浪费，而且体现不出文物本身的魅力。这么巨大的厅堂，二三十米高的空间，百米的跨度和它的藏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一原计划于2005年动工的工程迟迟没有动静。据一位参与改建的负责人透露，因对新馆与老馆的关系、与天安门广场的关系各方面意见不一，方案正在进行比较大的改动。

文化纪念碑下的城市空间

从1997年来到大剧院西边的红砖小楼任业主委员会委员已经9年，周庆琳看着这个“巨蛋”一点点变大，在一波波声浪中即将浮出水面。他说，现在辩题的焦点已经转移，从质疑其风格又回到选址，似乎回到原点。代表观点是，“为什么40年前定在天安门，现在就必须在天安门？吸引更多的人流、车流加剧长安街的交通、环境负担？如果剧场同时使用，五六千人的疏散、车辆的停车场的出入都是问题”。

“纵有1000个理由不选在此，也有1个理由选在此:大剧院建在这里，天安门广场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周庆琳说，“选在这儿，就难免成为纪念碑式建筑，背负太多国家的、民族的，甚至时代的要求。”

安德鲁试图找到与城市的平衡，他通过建立树和水的环境削减“巨蛋”带来的压迫感，甚至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冬季，溜冰爱好者们将在冰面上留下无数弧线……”但在大多数时候，对这个怪异的蛋壳，人们只能隔水远望，无法触摸。吴耀东说，国家大剧院要不要“贵族化”，这也是他跟安德鲁之间爆发的最大争吵，他建议在水面上做些浮桥或者其他通道，但安德鲁坚决不同意修改，“国家大剧院，就是要一个贵族化的艺术殿堂”。

国家博物馆也同样面临国家形象与城市空间的权衡。艾未未质疑:“国博在未来的城市中扮演什么角色？现在的方案以巨大的、纪念碑式的厅堂取胜，然而对于一个更民主、更个性化的北京来说，这种纪念碑式的建筑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在他参与的H&D方案中，博物馆内建出一条贯通南、北出入口的街道，是市民无须购票随时可以进入的都市空间，两旁可设置书店、餐饮、纪念品商店等服务设施，由此还可直接通往顶层餐厅。这一广受好评的方案没能入围。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周榕认为它败在“天真”，“天真地认为北入口以后真的会这么使用;不知道入口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是存在于评委头脑中、认知中的。”周榕说，“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国家认同’，是一个泛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建筑问题。”

艾未未却坚持“城市空间”的观点:“虽然天安门广场一直以来是作为政治性场所，在21世纪都市化进程中，应该让市民去体会城市、参与都市生活。我们需要城市空间。”

建筑师彭乐乐的办公室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眼前经常是广场上参观人群的景象:累了的，席地而坐;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在广场上排起“S”形长队，一直排到前三门大街;看升旗、降旗的，倚在栏杆上苦苦地等。

她记得，2004年，国家博物馆举办“法国百年设计展”。她犹豫，“国博在文化宫斜对面，它们之间最近点的直线距离可能只有150米，但隔着长安街，实际步行走过去要走1公里，因为除了超级大的城市尺度以外，还有人为的路径设计”。挨到展出的最后一天，她终于绕出文化宫南门，跨过地下通道，再绕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门，可以买票参观了。彭乐乐说，“这是纪念性的行走，这是民族自豪感的行走。可是，纪念性和城市生活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