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5日—王文澜:用相机定格历史

（文 / 李菁）

( 人们自发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总理 )

天安门的政治风暴

坦率地说，30年前，当我按下相机快门时，根本没意识到它们日后会有多大的影响和意义。

30年前的这场政治运动被定义为“四五运动”，但运动其实早在3月底就开始了。我那时在河北保定定县38军的一个部队当兵，坐火车3小时到北京。因为经常要去军报送稿子，所以可以时常回北京。总理去世后，“四人帮”不许开追悼会悼念，但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民间的不满情绪一点点在酝酿，已接近爆发。

天安门是中国政治一个特殊的晴雨表，只要有空回北京，我就赶紧往天安门广场跑。那段时间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时，已经开始有花圈摆放，起初这些花圈都集中在纪念碑附近。我一回北京就把军装脱下来，那时的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后面都是松树，一直到前门，形成一片很大的松林。

有个词叫“花如海，人如潮”，的确就是那种情形，每天都是上百万人聚集在广场上，那时人们穿的衣服也大都是灰色、蓝色或是军绿色，打眼一看，广场上就是这几种色调构成的人海。

( 1976年的王文澜（手持相机者） )

从人的表情看，好像每人内心揣着一团火，只要相互一碰撞就能擦出火花来。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但他们已经很不得民心了，民间对他们也敢公开议论，“愤怒出诗人”，这些情绪都写成了诗，在广场各处贴着，大家互相抄诗，争相传诵。

我是穿便装进天安门广场开始拍的，拿着很老很破的机器，因为各大媒体专业记者都不允许到天安门广场拍照，所以那时在广场上拍照的也都是像我这样的业余摄影爱好者，这也是平反后官方没有“四五运动”照片的原因。

( 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们向周总理敬献花圈的场面 )

我们边看边拍，那些正在讲演的、悼念的被拍摄者也不反对，更准确地说，是他们根本不在意拍摄者的存在，因为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讲演内容大多是对国家形势的分析，对前途、命运的忧虑。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跑到天安门广场拍。眼看着广场的人群情绪越来越激烈，我想清明节一定会有更大的悼念活动。同时，“四人帮”要镇压的风声也不断传来，但没人在乎。

4月5日那天一早到广场，突然发现广场上的花圈被清空了，连原来有的焊在栏杆上的花圈，也不知被如何取下拿走了。广场上的宣传车一遍遍在广播，要观众离开。但人群却越聚越多，大家喊着“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有人高喊“打倒江青！”——那时已经开始有零零星星的胆子大的人公开表达对江青的不满。愤怒人群冲击了人民大会堂，广场宣传车也被掀翻、起了火，广场南部的指挥部小楼也被烧了。

到了晚上，我和哥哥还想去广场，父亲不让去，说肯定要镇压，但我们还是骑车离开了在月坛的家。也许是无知者无畏吧，我之前也没经历过什么大的政治运动，所以一路上并没有紧张和担心，反倒充满了兴奋，半个多小时后又回到了天安门。

白天十分混乱的广场到了晚上终于安静下来，纪念碑前还有人在抄诗。晚上也照不了相了，我们几个朋友就坐在纪念碑下聊天，边上有好心人过来劝我们:“你们别聊了，这里危险！”但我们那时也年轻，并不在意。

那一天，纪念碑北侧拉起了直线，纪念碑附近聚集的人群只能往南跑，但前门一带已经给围上了，所以人全都被围在松树林里了。北边广场没有人管，广场上也很安静，大喇叭里正在播放北京市领导的录音讲话，说“赶紧退出广场、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之类的话，可是广场上还有人在喊口号。

坐了一会儿，我们从纪念碑下来，沿长安街向西往家骑。骑到天安门西侧的28中附近时，从学校传出一阵“哐哐”很整齐的跑步声，原来是北京市组织了工人民兵从学校里出来，准备到天安门清场，每个人手里拿着木棍一类的东西，那个整齐的跑步声在夜里显得非常特别。

要出事了！这时看见从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都出来了组织好的工人民兵，分几路同时向广场前进。出于好奇，我们又回到了广场中间，不知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这时，突然看到纪念碑后面跑出几个小学生，身上背着书包，后面跟着几个人，抡着木棒就追着这几个小学生打。我们大声喊:“打人啦!”那几个人就冲着我们来了，我们赶紧骑自行车一直到回家，我还往回看有没有人追过来。

第二天已经宣布“四五运动”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好几十万人被组织起来到长安街上游行，支持“镇压反革命运动”，有意思的是，我在那个队伍里看到了很多原来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活动的人——被单位知道的，已经被抓起来;没被发现的，又被组织到这个队伍里，大家互相见面，也都心领神会地不吭声。

小摄影员的大历史

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国家命运的转折，也是我个人命运的一次转折。现在想起来，当时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天然的力量驱使我在拍，我只是朴素地觉得，这些场景应该被记录下来，但记录下来有什么深远意义，那时的我还没有想。

我们家四个兄弟，大哥王文泉，二哥王文波，弟弟王文扬，我们王家四兄弟后来都从事了摄影。舅舅韩学章是位老摄影家，在水利电力部工作，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到基层，闲来无事，他就写信给我们几个，传授摄影知识。我们院里一个孩子的爸爸以前是驻外官员，家里有一台照相机，我们就借来学着拍。

那时候我们拍照片用的胶片，实际上是从“代代红”电影胶片上剪下来的，从里面抽出1.5米自己一缠，就相当于135相机一个能拍36张胶卷的长度。相纸，买的是印着毛主席像的白纸边，1斤两块多钱，一次买半斤。家中的小储藏室挂起个红灯泡，布置成暗房，用吃饭的碗盛上显影液、定影液，开始拍着玩。

1967年，在机关做干部的父亲一下子被打倒，进了牛棚。那时院里的孩子们也都没学上了，我们兄弟几个一有时间，就带着这些孩子骑自行车去八达岭、十三陵……让他们穿着军装、拿着语录到处摆姿势照相，这样一直玩到1968年底，上山下乡大潮袭来，我到煤矿、蚕厂做工。大哥王文泉因为长得高，被北京军区招去打排球，他把我和二哥也走后门拉进了部队。怕邻居知道我们这种问题家庭出身的人还当了兵，每次一回北京，我就把军装脱下来。

我是靠打篮球进部队的，但还是想搞摄影。后来部队原来的摄影员复员，我接替了他的位置。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一传出来，我立即泄了气，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都知道总理是保护老干部的，他一死，我爸的问题更没指望了！所以我的这种情绪肯定会带到广场上，成为我拍那些照片的潜在动力吧。

要说这些照片能够保存下来，还在于我“善于斗争”。4月7日，我从北京回到部队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30个胶卷给冲出来，我在天安门拍了这么多，父母都不知道。

我刚刚在暗房里把卷冲好、挂起来准备晾干时，就有人过来找我:“保卫科的人让你去一趟!”我一猜准是这事，那时候部队已经开始清查。

保卫部门的人见到我问:“听说你刚从北京回来？”我说:“是啊!”他又问:“那你去天安门拍了吗？拍了的话就把胶卷交出来!”我没承认，只说坐公共汽车路过了天安门，看到那里很乱就没下来。保卫干部说我“不老实”，说已经有人举报我了。我暗想，广场上也许有录像，会查出我来，但还是抱定这样一个念头:只要还没有证据，我就不承认。

一想到胶卷还晾在那儿，我搪塞了几句话后赶紧回去，拿吹风机吹干后，包起来送到二哥王文波那里。二哥在另外一个部队，他不是搞摄影的，没有人会怀疑他。转移走这些胶片后，我就踏实了，再什么人问我，我都一口咬定说没去。

胶片就这样一直放在二哥那儿，直到1978年下半年，邓小平要复出、要为“四五”平反的消息在民间越传越广，我和哥哥才把照片送到《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洪克那里。看了这些照片，他特别惊讶。但当时也没有用的可能，他说，先放在他那儿。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刊了这条消息。虽然正式的“平反”是在12月，但很多报纸已经开始了对天安门事件的回顾报道，我们这些非职业记者拍的照片成了主要来源。1978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的头版用了我的一张照片——很多人聚在纪念碑下面，上面是一个飘动的气球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怀念人民总理”。后来新华社、《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都用了我的照片。

那时，我还在部队做我的摄影员，也没觉得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回到部队，头儿跟我说:“你当年一口否认自己去过，真是不老实!”我也只能一笑置之。不过这一次拍摄让我对相机担负的社会功能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前在部队宣传摄影，都是摆拍一些宣传画面或是演习摄影，从“四五”以后，我开始将手里的相机对准了历史变革的大场景。1976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天安门运动”之后，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又幸运地成为那一个历史事件的记录者。

给《红楼梦》作曲的王立平，当年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拍的那张“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也堪称“四五”经典摄影作品之一。前两天我碰到他，我们还一起提到“四五”，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一转眼，已是整整3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