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理论

（文 / 吴樊）

现代社会大众文化的节节胜利与一些怀有精英情怀的人至今仍然时时发生思想的冲突，而群众理论分析的结果认为这些胜利是群众和精英的合谋。

勒旁、弗洛伊德和塔荷德等群众理论家都着迷于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只要一形成“群众”，思维和道德水准就迅速降到其最差成员的水平，甚至包括一向道德高尚的人以及思想家和科学家在内。为什么一旦成为群众，人们就“向低看齐”，而不是“见贤思齐”，这一集体性现象确实是个问题。群众理论试图解释集体有病的原因，并且相信现代社会已经把集体有病的现象进一步强化成了一种社会规律。

群众理论实际上是“反群众理论”，它虽然是现代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理论之一，但从来不被广泛传播，主要是因为它在政治态度上是“反动的”，甚至比通常与之共谋的精英理论更反动，因此一直遭到现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它是现代各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敌人，既是自由主义的敌人，也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它反对整个现代性。群众理论通过反群众而进一步反现代社会，不过它有现实主义精神，并不想开历史倒车，而只是指出，既然现代非要制造一个群众时代和群众社会，那就等着自食其果吧。

群众理论的首席大师勒旁是个千辛万苦终成巴黎成功人士的外省人，他与贵族和美女在金迷纸醉中度过半生。其名著《乌合之众》曾使巴黎纸贵，据说他过分膨胀以至于曾经声称相对论是他最早发明的，这一离谱的说法遭到人们的嘲笑。勒旁的群众理论指出人类行为更多地为非理性因素所左右，而不像现代理论所认为的是理性的。理性几乎就是现代的标志，“理性人”所定义的正常人表现为一个人始终以现实主义态度和数学式的严格计算去为自己谋幸福，可是群众理论家认为事实上作为大多数人的群众并非如此，群众虽然都一心为自己谋幸福，但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谋幸福，他们为本能所驱动，充满非理性的幻想，要求无穷多的权利但逃避义务，永远觉得不平等，永远等待拯救，永远等待不劳而获的机会。于是，群众理论家认为其实并没有现代理论想象的“人民”，人民在被动无为时是群众，在主动行事时则是暴民。

在社会学意义上，现代的两大发明是“个人”和“群众”。古典时代的人们通常是共同体的成员，只在特殊情况下变成个人或者群众。现代社会的人们虽然在权利上变成了个人，却没有在精神上成为个人，所想的事情并无二致。群众理论认为，所有令人震撼的有个性的追求都是高于个人超越私利的高贵事业，现代既然把人限高为个人，个人就反而无法形成个性，没有个性，群众就呼之而出了。因此群众理论又发现，在个人主义社会里并没有实质上的个人，而只有由名义上的个人组成的群众，也即乌合之众。表面上是个人，其实质是群众，这就是现代性。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个人”和“大众”是现代的两个矛盾又天衣无缝的关键词。在这两个概念的背后是同一个秘密:平等。在这个意义上，群众理论就乐意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现代性的真正开始，因为法国大革命典型地表现了平等的冲动以及为了平等的疯狂和暴力。群众理论甚至还发现了平等本身包含的更深刻罪恶:平等必定导致价值的堕落，因为要达到价值方面的平等只能做到向低看齐。

更有趣的事情是，群众社会似乎颠覆了传统社会的精英地位，但群众并不能因此变成领导，因为群众需要被领导，弗洛伊德相信，人类无法消除的不平等使人们永远分成了领袖和追随者。于是，精英仍然卷土重来，唯一的变化是精英必须伪装成与群众同样想法的领导。在这里，群众理论与精英理论汇合了。古代精英统治群众是靠征服和等级制度，现代则要靠诱惑，必须迎合群众的想法，也就是找到能够对群众进行催眠的想法。催眠形成万众一心的效果，人人都将喜欢同样的东西，精英必须鼓吹一些最简陋的价值观，因为只有最简陋的价值观才能够被普遍模仿，正如塔荷德指出的，模仿无需什么智力要求。同时，精英还需要制造一些梦想以便长期催眠，莫斯科维奇说，领袖的吸引力在于用简单语词表达的幻想回答群众的问题，并且“给了无名群众一个名称”，人们获得了一个伟大的名字并因此陶醉在社会主人和集体力量的幻觉中。所以莫斯科维奇说，现代政治是利用非理性群众的理性形式。

现代精英通过堕落为群众而统治群众，唯一依靠的是胜过群众的智力，他们如此聪明以至于能够伪装成群众的贴心人。按照精英理论家帕累托的看法，群众运动其实不是群众反对精英，而是精英反对精英的运动。这时的精英并不代表某种特定的价值观，而只是代表了“生气勃勃”的新生力量。新精英总要冒充被压迫者的领袖，冒充在争取大多数人的权利，而旧精英则要表现人情味去挽留群众，可惜旧精英由于意识到衰落的形势，于是总是错误地利用最后机会表现他们的特权，从而衰落得更快。

现代精英虽然通过伪装成群众的自己人而统治了群众获得利益，但又只能迎合群众的价值观，这样的结果到底是精英胜利了还是群众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