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与《传世藏书》

（文 / 朱 伟）

2005年末，《文津阁四库全书》终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面世，比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晚了近20年。其实我们早就在使用海峡那边“文渊阁”的影印成果:1990年我已经购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四库术数类丛书》，全套8本，100多元，价格非常低廉。随后上海古籍又分别影印了四库笔记小说、医学、山川、艺术类丛书，总集、别集丛刊;武汉大学出版社开发了光盘版，盗版四处可见，花几百元就可拥有这套大书。这些对文渊阁本的使用据说都算盗版，但既然老祖宗的书已经过了版权保护，你影印，我也可以在你影印基础上再影印，在信息四通八达的年代，也实在不好论“盗”。

问题是，在文渊阁本已被广泛使用后，文津阁本再影印有无价值？策划它出版的卢人龙告诉我，7部《四库全书》中，文渊阁本是抄成的第一部，文津阁本是最后一部，成书于渊本成书的3年后。因这3年有不断补正，所以价值最高。专家将津本对比渊本，发现许多书都有差异，比如集部所收1200多种书，就有700多种有差异。杜牧的《樊川集》，渊本就少了5卷，而之前学者们一直认为它是7部质量之首，徐世昌、张元济由此才都选择它计划影印。我是由此读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杨讷、李晓明的文章，才知道，《四库全书》不同阁本的同一种书，卷数、篇数都未必相同，有的甚至出入很大。即使卷数、篇数相同，文字也会有差异。按杨、李两位说法，渊本与津本篇、卷有无的差异量相当。比如元别集，赵孟的《松雪斋集》津本比渊本多外集一卷;而郑玉的《师山文集》，渊本又比津本多遗文5卷。两位的结论是，哪个阁本都有各自的价值。

《四库全书》各本的这种差异，原因无非在成书后的不同情况散失，或者在抄写中出现的错讹。这种差异，在我看大约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四库中书，本来就不能直接拿来引用。其中原因不仅因有些书在收入时有删改，而且这种规模浩大的官修书，经3000多人长时间抄写，即使当时有严格审核机制，也难免会有错讹。《四库全书》在今天，大约主要是一种收藏价值——有钱人要是好文化，也可以像当年乾隆一样坐拥一座宏伟的书城。这样一个浩大规模，见到北京图书馆那6000多函原书静静躺在128个书架上的景象，还真令人震撼。至于使用，那是另一个层面要思考的问题。《四库全书》的好处是提供了一个广博的古籍面，对它的使用，关键看有没有一个好用的索引。没有好索引，就只能是宏伟的摆设，在其中找有用东西真像大海捞针。

这几年，越来越觉得索引对于这种大部头集聚书的重要性。《世说新语》、《太平广记》有了索引，一些古人典故就能很容易查询。中华书局编成《二十四史人名索引》，通过人名索引，《二十五史》就可方便使用。但篇幅浩瀚书的索引谈何容易——《全唐诗》编成索引就显累赘，名诗人一人一册甚至两册索引，查索引就与查原文一样麻烦。我搜集了不少笔记小说，苦于使用艰难，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推出一套横排简体字版，也不知以什么方法来解决使用。《四库全书》现在大家做的都是影印，以保证短期内出版，以原貌偷巧不会有质量问题。但那7亿多字如果不全部输入电脑，索引就无从谈起;输入进去，如何索引是问题;而如此巨大的输入，即使有了索引，不对原书谁又敢用呢？

卢人龙也是当年刘波投资编成的《传世藏书》的参与策划者之一。《传世藏书》收书1000余种，2.7亿字，大约是《四库全书》1/3篇幅。这部《传世藏书》精简《四库全书》，增补了其中没有的佛道、话本小说、杂剧;近代经典一直增到康有为、梁启超;倒是横排简体，但也没开发出索引系统。它从1993年起策划，集结了3000多人，以6年时间完成（四库是10年），参与人数远远超过当年的《四库全书》，感觉有一种大跃进味道。此套“传世”总领军一为季羡林，二为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三为上海古籍的总编辑钱伯诚，各科主持也都为名家。所选书目，保存大书，剔除小书，而我认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味道恰在许多有趣小书中。书目结构，因四部都只留下干删去枝，比例就显不严谨，比如医书相比在其中占了太大比例，这大约与刘波过多强调中医重要性有关。其实中医建立在天人关系基础上，只是一种技术而已。

应该说，是官修宏大之书的观念在一代代影响后人。从《太平御览》到《永乐大典》到《四库全书》，规模越来越大，编修过程就是淘洗过程，淘洗总以边缘、小书杂书的牺牲为代价，于是每次编成大书都是对所存文化丰富性的一次破坏。当然会有人做辑佚，辑佚还是相对重要的，且辑佚也总会被掩盖。后人的《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直至《传世藏书》，延续的都是这样思路。这样的大书要在短期内做到精致其实几乎不可能，于是20世纪的编辑家们多采取迅速影印的方式。《传世藏书》以6年时间要将2.7亿字重新点校，其实是给自己出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难题。我总有一种执拗观点，认为古籍整理要在清静、耐得住寂寞的背景下，于是对靠人海战术多快好省集成之书，本能地就有怀疑。比如作为典型，《传世藏书》一直称唐史专家陈尚君先生一人就在其中完成了3000多万字的工作。6年时间3000多万字，也就是每年500万字，这样的效率实在是不敢想象。

我倒觉得真正传世之宝应该是类似清人注疏十三经、诸子，那些一个人甚至以一辈子心血磨成之书。1949年之后，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传世之作，大约就是顾颉刚先生牵头，中华书局从1958年开始，到1977年出齐的全套286册《二十五史》。19年时间，去掉“文革”中断过4年，正好是15年不讲效率踏踏实实地完成一部书。那时还有那么多熟读古书的老人，可以每一标点每一注释都不计成本斤斤计较，于是这套书就可以放心地一代代人用下去。但它是竖排繁体，现在人阅读繁体越来越困难，中华书局于是已将它转为简体横排。从繁体变简体，经过的却是一个讲效率的迅捷过程，这过程能否再保证当年老先生们苦心经营的质量？我不敢断言。但起码，封面装帧已经没有了在简朴中涵着力量的那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