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才的经济学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宝）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它的美妙就在于它不相信所有美妙的宣示。它把道德理想伦理教条丢在一边，将人还原为势利小人，寻找他们的趋利动机来解释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它的解释因此非常有力。
史蒂芬·列维特是美国经济学界的鬼才，曾获2003年美国克拉克奖（the John Bates Clark Metal），这个奖每两年颁发一次，专门奖励美国40岁以下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他自称是全世界最瘦弱的男人，同行相信他有一颗最有趣的脑袋。他身体瘦弱，学问却做得一点都不软，特别飞扬跋扈。去年他与记者史蒂芬·都伯纳合作，出了一本很有名的书——《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在美国大卖。林行止先生曾撰文详细介绍过此书。今年，美利坚热炒势未消，中文版新书又登场（刘祥亚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列维特的研究要挑战不少道德成见，他在书里反复说:“‘魔鬼经济学式思维’并不会涉及到任何道德层面的问题。如果伦理道德代表的是一个理想世界的话，经济学所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但他最主要的敌人是conventional wisdom，中文版译成“传统智慧”，我想稍微马虎点可以译为更通俗的“常识”——通常的见识。“常识”表面上不错，实际上不对。“传统智慧的形成往往并没有实际的证据，虽然通常很难看透，但它们仍然可以被推翻。”
现代社会是个复杂社会，复杂事物之上还包裹着很多“常识”的欺人之谈，蒙蔽了公众的视界。列维特的方法是，在日常生活不疑处设疑，提出别出心裁的好问题，然后收集准确的数据，做严格的分析——人会撒谎，数字不会。《魔鬼经济学》回答了六个精彩的提问:学校老师跟相扑运动员之间有何共同之处？三K党跟房产经纪人之间有何共同之处？为什么毒品贩子仍然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犯罪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怎么才能成为完美的父母？名字对孩子的未来有影响吗？列维特的结论跟常识大相径庭。结论并非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读了这本书，可能会像作者那样在生活中提问题，想问题。
姜鸣的《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联书店2006年1月第1版）由他的旧书《被调整的目光》扩写而成，起码有半本书是新的。姜兄现在虽然贵为银河证券上海总部的党委书记，依我看那只是他的“外王”事业，他天生是个“内圣”，更合适搞研究做学问谈想法。《天公》一书，不足20万字，至少三项考证足以称道:第一，他推翻了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大克鼎1890年出土的成说;第二，他纠正了张爱玲自述祖父张佩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之误，“七家坨”应该是齐家陀;第三，他证明中国近代史上大事件“公车上书”并不存在，“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
上海博物馆看到姜鸣考证后已改写展览厅内的说明牌。张爱玲早已往生，无法读到姜鸣的指正，自然也没有回应。不过张爱玲对至亲的祖父张佩纶的事迹都不甚了了，她对男人的了解肯定很糟糕，无怪乎她一辈子遇人不淑，嫁过两次都凄惨收场。她一生的错误说不定就是从齐家陀误做七家坨开始。
对康有为巧言令色、言大而夸的“公车上书”，史家多有争论，但立论的优势和考证的优势都在姜鸣一边。其实姜鸣还是相当厚道，对康有为编造历史做了一个相当高调的解释:“康有为不以启蒙思想家为满足，他是属于自负甚高、行动性极强的那类人物，懂得抓舆论宣传、抓上层关系甚至抓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手里握着多种方案，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随时更换。他善于‘做秀’和‘造势’，有极强的鼓动性，说的和做的常常不是一回事，有种不同于普通思想家的‘霸气’。”
我以为对康有为的要求还应该高一点。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起于民间第一代改革家，写中国改革史，第一人就是他。这些最后推翻皇权礼教传统，取而代之的改革者，考虑到自己将身系天下民心，理应用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最不济也要做个贤人。但康有为开启了一个很王八蛋的传统，就是改革可以不择手段，不必在乎公道私德。从此以后的人心大坏，和康有为的关系很大。
我看重《烟斗客》（邓程君编著，中国宇航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因为书里有很多作者自己的经验，并不是东拼西凑的杂烩。中国人能写出自己的吃喝嫖赌抽，说明中国已经开放很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