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的杂色中山路

（文 / 蔡崇达）

( 中山路街景 )

木屐敲打石头路撞击出的声音此起彼伏，道路两旁那些当年没能有机会参加科举的旧文人用毛笔写的布招牌摇曳在清源山的“下山风”中，一千多年前阿拉伯居住区的清净寺早已演变成自然聚集卖牛肉的“牛灶”，而沿街是民国时期从西洋传过来的骑楼式建筑——这就是苏彦铭描述的他童年的泉州中山路。

“在这条街上，你可以遇见各个历史阶段，比如木屐是晋朝一直沿袭下来的，清净寺是宋元时期泉州当年作为世界第一大港‘市井十洲人’的见证，而中山路本身遗留下来的建筑有1920年华侨带回来的南洋风格。”坐在泉州中山路胭脂巷那座已经建成近千年的祖闾苏家祖宅里，苏彦铭对记者说。事实上这个祖辈曾在宋元时期连续四代娶阿拉伯女性为妻的大家族后裔，自己都无法想象用猪肉祭祀、信奉佛教的汉族祖公和习惯用牛肉祭祀、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祖母们怎么调和？或者“是不是同时供着两种神？”

“或许这就是泉州奇特的地方，看上去什么都能糅进去。对中原来说它偏居一方，历史上各时期贵族在遇到战乱时就躲到这里。另一方面，土地贫瘠让他们以海为田，长期以来以海外贸易为生活来源，甚至发展成宋元时期的第一个大港，吸纳当时国际的各种文化，所以可以看到各历史时代以及同一历史时代各个国家的东西就相安无事地杂糅在现在泉州人的生活中。”

而这样的生活甚至到今时今日依然鲜活。

穿着晋朝的木屐

( 泉州元妙观大殿山墙悬鱼灰饰 )

现在的周民先生仍然习惯穿木屐，提起这个让楼下的老邻居“憎恨”不已的“老坏毛病”，他抱歉地笑着说，“没办法，小时候的习惯，改不掉了”。他说的小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这个文史专家后来担任过泉州主管城市改造的副市长，他儿时就住在中山街文庙边。接受记者采访后，他与记者路过他参与改造过的这个城市旧城区，一次次回想自己当时的生活和改造后的样子是否符合，不断对记者说，“这条街我觉得现在的样子能让我有亲切感”，“可惜这条街似乎唤不起那种感觉。”

他特意把采访约在他参与复原建设的芳草园崇正书院里，他对记者说，“你看这栋房子就是从中山路原封不动搬过来的，多清幽多漂亮”。走在石头砌成的过道和红方砖铺成的内屋地板，鞋子磕碰出清脆的声音。于是他的话题就从那声音开始，“那时候满街都是木屐声，大人们穿着木屐走街串巷，小孩子大部分是光着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误解木屐是我们学日本的，其实是日本学我们的，在泉州我们的老祖宗从晋朝就穿到现在，当时木屐做法也便宜简单，一块大木版，下面钉两块横着的木条，上面穿着用丝布系成人字型的，就可以用了。到了我出生时候，上面这个鞋托就用拖拉机废掉的轮胎，造价更便宜了。不过即使这样，小孩子还是大都赤脚。”当时也时常赤脚的周民因而越发喜欢这条路，“前面是菜市场，街上又有各种店铺，无论做什么事情，3分钟走路肯定能到，而且最主要的长长的南北走向的这一条街，一路上都有骑楼，有了骑楼不仅不担心人被太阳烤，而且下雨也不怕。”

( 泉州亭店杨阿苗故居圆形石窗 )

这样的建筑，周民告诉记者，“是在1923年左右开始建的”。据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馆长叶连茂先生的介绍，当时主持改造的雷文诠是爱丁堡大学回来的留学生，一心想模仿西方的样子，中间拓宽大约十余米为汽车道，旁边还有植树带人行道，中间还要通电车，计划是沿着以前的老港口进入泉州的唯一通道顺济桥开始，一直拆到北边。结果没想到南大街以上各住户都反对，说是“毁祖公业”。明朝时候的关闭港口让依靠海港的泉州人一下子生活困难，很多人纷纷跨洋到南洋工作，很多房子没人住。而泉州人认为因为四海漂泊，所以根动不得，因此改造的阻力很大。路终究只拓宽了一些，建筑风格则是华侨们确定——全部都是他们在南洋见到的觉得好的东西。

周民眯上眼开始回想那条路上让他眷念的点滴生活。每到早上五六点，有周围的农民进城来收粪便，中山街两旁搁着便器，农民收了回去当肥料，到年末，在门口放一条用稻草编织的草席作回报——据说这种交易方式持续千年了，“当时虽然这是商业的地带但关系很淳朴，你看我家就对着这条路，我们家无论早晚都不关门”。大概到七八点，中山路沿街店面就开始拆木门——整个店面的设计方式也基本上是华侨从南洋带过来的，就是用扇木拼装成店门。“中山路最让我喜欢的是，动静皆宜，我印象中中山路基本上都很安静，我常常边拿着书边沿着骑楼走到学校，不用抬头也撞不到人。只有到了10点多后，人才突然全冒出来了。事实上当时泉州城就五六万人，而且大家收入都不高，中山路的买卖人气很大一部分是要靠周围农村地区的农民，所以最旺时候集中在10点到15点左右——那是四周的农民哥们儿进城购物，因为中山路是整个泉州地区唯一物品相对齐全的街道。”

“当时的中山路就像个大观园，很多早已消失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职业都可以在街上看到，比如挽脸的，女孩子结婚前一天，都要用红线挽脸，使脸红通通看上去漂亮还清洁了脸。当时中山街上就常看到一些老年妇女拿着条红绳子，慢悠悠地晃着，据说这种风俗还是在唐五代之前传下来的。”周民说。照他的理解是因为，“泉州历史上每个时期的移民都会带来新礼俗，而因为泉州很少受战乱冲击所以这些礼俗几乎都流传下来了。因为礼俗活着，那些职业当然也活着。即使在那种经济短缺的时代，中山路的店种都要比其他地方丰富，比如花巷是专门做扎在妇女头上的纸花及卖装饰用的刻纸，水门巷是劈竹子的，打锡巷是做香炉——在泉州当时家家户户都供奉祖宗和神佛，逢节日就要烧香拜拜。”

最新的时尚和最旧的传统

上世纪30年代中山街开了第一家咖啡店——恐怕除了被侵略过的大城市，就数泉州最早了。苏彦铭说，从“明清起泉州就有到海外去打工的习惯，而泉州又因为固守最传统的文化所以总要回乡，不断回来的华侨就带回来最新的东西”。苏彦铭的爷爷曾在1920年左右去南洋打工，到1930年左右回来，然后是父亲和叔父去南洋，“我们家当时几乎都是靠侨汇过日子，当时中山街上很多家庭和我们一样”。

现在担任黎明大学董事的他，继承着从祖上传下来的书香传统和那座古老的大宅子。这座老宅子，“几乎一砖一石都是以前留下来的”，他很爱惜，总是叫他媳妇一天要擦几次地板，让整个屋子清幽。他还特意拿出他爷爷80大寿时在大厅照的相片，“你看几乎都没怎么变化吧”。事实上，现在这个房子一出口就对着中山街最热闹的屈臣氏、捷龙商场，但是走进宅子，门一关，几乎就只听到外面的嘈杂。“有些传统的东西就是让人舍不得丢，泉州的老祖宗很有智慧，因为可以选择的东西很多，所以留下来的东西都是好的。我现在就特别怀念当时那些四处挑着担叫卖的小吃。”他甚至还多次建议一些小吃店研究研究以前的小吃，“我现在的兴趣就是研究以前的泉州是什么样子的，我甚至还发动了一个泉州学研究所。我之所以这么念旧，是因为觉得很多传统生活方式真是好。”

事实上，当时虽然开了咖啡馆，但“追赶潮流的就是那些从国外回来的华侨，而且也只是平时招待客人时候才按照南洋的礼节上咖啡馆。土生土长的我虽然是半个华侨，但还是更愿意吃路边的‘批涮担’。以前的泉州中山街，除了固定的服务民俗的商店，热闹的还有那些流动的小摊点。无论什么时候出来，总有各种小贩，卖杂菜汤的、菜头酸的，挑着担用流传百年的广告语叫卖着。这种‘批涮担’的名字来自它的工序，所谓批就是把东西片开，涮就是用水煮，担子上一般还挂着小桌子椅子，哪里有生意就临时在那里摆下来”。

说到这里，这个老学者有点兴奋:“当时的泉州，吃喝玩乐各个方面，一边是最新潮的东西、一边还是很传统的生活。”这样的故事也让周民印象深刻，他记得那时有些华侨“追电影的狂热不亚于现在的少男少女追星”。华侨遍布全市各地，当时的影院既演电影又演传统的梨园戏高甲戏，那些来城里买东西的农民总要到影院报到，看一下演出剧目，“一到名片或者名角，农民就会口耳相传，从四面八方赶来，把整条街道都挤爆了”。

而这边传统的娱乐和生活还在继续。“除了特定的影院狂欢日，这个城市简直沉浸在南音里，除了木屐声就是唱曲声。”周民说，“你想象一下就5万多人的小城，沿着南北走向的中山路一路过去，可以看到许多人家门口摆着椅子，一群人聚在一起咿咿呀呀地唱南音。”据说南音是从唐宋时期保留下来的音乐，从历史到现在还是这么唱个不休。

当时在泉州流行的传统娱乐就是“烧酒拳头曲”。曲是南音，拳头应该是南少林鼎盛时期留下来的传统，孩子一到年纪了，就会被送去学武，“一般在自家的天井或者宗族的祠堂里，夏天还在人家的庭院上，一到下午可以听到‘嘿咻’‘哈’的练武声。”周民说。不过周民最大的爱好还是去听讲古，“我家旁边就是一个讲古的，一声惊堂木，付得起钱的大人们坐在竹椅上，孩子就坐在石头地板上。讲到高潮处，先生停下来拿着盘到听客群里走一圈，大家给完钱他才继续讲”。周民也有兴趣讲这样的故事。“别看现在他当过副市长文质彬彬，当时也练过武。”说到武术，从小就认识周民的苏彦铭一直含着笑，“当时整条路走过去，你看那些小孩子的眼神，各个以为自己是武林高手，动不动就说过两招。到长大了，各个以为自己是南音专家，动不动就哼几句。”

最让苏彦铭眷念的还是7月、8月的中山路，——据说这也是从唐朝流传下来的特殊节日，普度把整条街搞得像是现在的狂欢节。“普度按照祖宗流传的礼俗，整个城市按照方位划成几个区轮流请客，所以整个7月到8月，泉州城就宴席声不断，孩子也是在这个时候拿到一年唯一的一件夏天穿的新衣服。从40年代开始，华侨带回来的时尚，给这些传统加上了新潮东西。比如以前请客大都是看戏，后来慢慢请看电影;以前都只请吃饭，后来也有人请人喝咖啡。”

逐渐消失的老店

40年代初，原本在上海做生意的陈小竹的父亲带着自己的所有家产回来了。“当时回来的人很多，因为战乱，很多人觉得泉州偏安一方同时又海上交通方便，不仅可以守住家产还有机会向外面发展。”陈小竹说。中山路在那时候又开始了近年来难得的繁荣。

中山路热闹的标志就是顺济桥头大商场南国、建成等五六家电影院密集出现，“几乎是走几步就有个电影院”。陈小竹的家在当时最热闹的南国、建成商场的斜对面，一间三层的房子，一层是经营布料批发的，二层当作办公和工人住宿场所，三楼自家居住。

“当时无论是吃喝玩乐，泉州一点都不逊色其他地方，无论是多高档多新的东西都可以找得到。南国、建成几乎整天挤满了人。南国是杂货性质的，当时南洋最新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高档物品都可以找到。而建成主要是以布料经营为主，绝大部分都是从南洋上海直接进货的，时尚得很。因为经商人群的出现，饭店也开始密集出现，满堂、福人夷一家家专业高级饭店冒出来。”陈小竹说。

“不过到了50年代，这种状况被改变了，那时候开始对私营企业改造。”陈小竹家的布料店也是被接管的，他父亲后来和一大批华侨干脆跑到香港经商去了，她和留守的母亲靠着国家补贴和父亲的侨汇，经济上还是和以前一样不成问题。不过“整条街的感觉换了个味道”。

没有旺盛的购买力也没有太多的经商热情，很多老店开始关门，那些沿街叫卖的摊贩也少了。“在这阶段，很多流传百千年的技术都丢了，因为没有这种需求，就没有学习这些手艺的动力。虽然一到改革开放，中山路开始又热闹起来，但它流行的东西已经和其他城市差不多了。”她说如果有空，想带着记者再去中山路，一间间店面数过去，这家原来是做什么的，哪家的东西最好吃，“我现在太想念当时那些蜜饯和小吃的味道了，我相信现在任何一家根本做不出来了。”陈小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