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将领

“我只听说他是从党中央来的大人物，对他既感到神秘，又很敬畏。初次见面，他中等身材，双目炯炯有神，对人和蔼可亲，颇具长者风度，尤其是他嘴上留着黝黑的胡须……”1931年4月，身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任弼时受命前往中央苏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时，任弼时也不过27岁。

留胡子，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成熟，但更有一种妙用——在中央苏区，任弼时不让别人喊他首长，也不让人称其官衔，而一律直呼他的名字。如果喊“胡子”，他会更高兴。久而久之，包括警卫员在内，统统称他为“胡子”。“虽然他是中央领导，但他喜欢主动和其他同志打成一片。”湖南省党史陈列馆副馆长马宁分析道。

这很符合青年任弼时给人的感觉：冷静缜密，从容镇定，以及与生俱来的温和。这种温和的背后，其实是1931年到1938年间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里，他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关键的抉择和独特的贡献，以至于毛主席数次为之发出感叹。

“以毛代项”

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交通局的缜密安排下，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离沪后，先坐海轮到香港，转汕头、潮州，再沿着东南部的韩江乘内河轮北上，最后从闽西苏区转中央苏区，一路风尘仆仆，历经月余，1931年4月17日抵达江西省宁都县青塘镇——朱毛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大胜后，极不甘心的国民党军队又一次集结，向红军逼近，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南移到了青塘。

远山重叠，本该春意盎然的中央苏区，却密布阴云。

“1930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决定停止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但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之后不久，两股势力趁机出现，反对中共中央。一股势力是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支持的王明等人，另一股势力是控制全国总工会党团搞派别分裂活动的罗章龙等，两股势力联名致信共产国际，猛烈攻击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要求彻底改组党中央。”任弼时纪念馆副研究员唐晴雨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在这一背景下，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受到米夫的强烈支持，原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他实际上控制了党中央，这就为后来推行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埋下伏笔。特别是他1931年9月去莫斯科前发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是全国大打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从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唐晴雨说，一时间，党内派别活动猖獗、思想混乱。“只要有不同意见，就对你进行残酷斗争，氛围非常紧张。”

年轻的任弼时被卷入风暴的中心。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此行赴中央苏区，他的任务就是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筹备召开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等。

任弼时抵达青塘的第三日，苏区中央局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方针策略，与会人员存在严重分歧。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等许多人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应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集中主力，避强打弱，但他的意见只获得少数人的支持。

双方僵持不下，任弼时的意见变得举足轻重。

当时他受命要传达的中央精神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围剿’则可考虑转移”。对于这一稍显模糊的措辞，任弼时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谨慎。初来乍到，他没有明确表态，却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扩大会议范围，吸收各军军政负责人参加，再作讨论。

第二次讨论，多位红军干部相继发言，毛泽东的主张占了上风。于是接着讨论先打哪一路敌军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打垮十九路军后可以让红军伸开两手到湘南和赣南。毛泽东则认为，蒋蔡的十九路军从未打过败仗，还是要择敌人弱点打，打西路的王金钰部，再向东横扫。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写了一首诗，‘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写的这次作战。”唐晴雨说，“任弼时支持毛泽东，不是选边站和维护谁，而是实事求是，维护党的利益。”

一旦认识到毛泽东的个人能力，身为中央代表团核心成员的任弼时对毛泽东充分放权。在他的推动下，1931年5月24日，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一月间撤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并以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统领作战及战区的地方工作。此后，任弼时两次向党中央建议，项英“工作能力不够领导，（苏区）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

在这些可能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瞬间，任弼时在想什么？后来他回忆：去中央苏区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有了初步的感性认知，认为他“有独特见解，有才干”，项英则“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

毛泽东显然也对任弼时的支持心怀感念。多年后，他感慨道：在这场争论中，如果没有中央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这对后来确定和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马宁说，“任弼时在苏俄、苏联学习期间，就不满意教条式地执行马列主义。他对毛泽东的认识，和他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逐步深化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随着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的接连胜利和蒋介石的暂时下野，中共临时中央认为，攻打中心城市、与国民党决战的时机已到，执行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31年11月，在筹备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中共临时中央确定的政治基调是，中央苏区目前“最严重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工作”，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1月，临时中央下达指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几个月间，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接二连三地砸向中央苏区。

任弼时感到风暴袭来。此前的1931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复电关于“以毛代项”的建议时，就批评了任弼时还没有“报告中央”就补选苏区中央局成员。在种种复杂因素的交汇下，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召开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队伍。无论对于毛泽东还是任弼时来说，这都是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

毛泽东后来回忆：“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1933年5月，任弼时也被调离苏区中央局，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原因是“不拥博（博古），不赞成（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以及《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的态度”——在《什么是进攻路线》那篇文章中，任弼时指出，不能把进攻路线单纯看成是军事上的进攻，而要考虑“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出击敌人，是不是执行进攻路线呢？”

“这就能看出任弼时身处其中的压力了，不遵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就被靠边站。”马宁说，“任弼时也迷惘困惑过，但到湘赣苏区后，在阻止肃反斗争的扩大化、领导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转移、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他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体会更深了。此后，湘鄂川黔根据地作为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短短时间内发展为‘江南柱石’，这段经历让任弼时对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必然又不同了。”

“没有蚀本”

1960年10月22日，美国记者斯诺问毛主席：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毛主席表示，“打败仗的时候，当然不高兴”，“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

迫使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保障红四方面军最终北上，任弼时是重要的贡献者之一。

1935年8月，正当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与国民党六路“围剿”队伍进行周旋时，他们与党中央的联系突然断了。9月29日，电台意外收到一份落款为“弟豪（周恩来）”的明码电报，表示“已到陕北”。任弼时立即用密码复电，提出：“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当天即收到复电，署名却不是周恩来，而是“朱（朱德）张（张国焘）”，且言语间强调中央已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任弼时感到不解，再次询问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几次询问均无明确回复。

孤军转战的红二、六军团急需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确定行动方向。这时的任弼时还不知道，1935年6月，毛主席、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已决定向北进攻，红一方面军也已经北进。但张国焘先是同意中央北上策略，后又反悔，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团的电报密码本，党中央和红二、六军团的电报密码就这样落到了张国焘手里。张国焘不顾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突然宣布另立“中央”。

“这里还有由八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其他同志，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朱德的名字就这样被张国焘利用和写入电报了。

在情报来源困难的条件下，任弼时非常关注国统区的报纸。《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字林西报》乃至伪满洲国的《盛京时报》，都成为他了解红军动向的信息来源。他分析报纸上的消息，揣度一个多月来这些指示不甚清晰的电报，慎重研究后决定，11月19日当晚率部向湘中突围，开始长征。他们先是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接着又向黔西进军，后来又计划在黔滇桂交界处的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

一直到1936年3月23日，“朱张”来电，建议“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任弼时则坚持让张国焘明确“最近国际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整个战略”，仍未获得明确回复。在此情况下，任弼时慎重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

北渡金沙江后，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几天后改组为红二方面军，任弼时任政委，贺龙任总指挥。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任弼时）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成。当时他已蓄起几根胡子，我往常叫他做小弟弟，现在也要笑着叫他做‘任胡子’了……（贺龙）一切听由任弼时指挥。”对于任弼时等的到来，朱德认为张国焘的心情是又爱又怕，“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又“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

据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回忆，当时在甘孜，队伍已经很疲劳，张国焘企图以补充给养为交换，鼓动红二方面军分裂党中央。任弼时严词拒绝，话语中已露锋芒，说：“你如果强迫他们反党，闹翻了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面对张国焘让人送来的《干部必读》等攻击党中央领导人的文件，任弼时指示：文件材料保留一份，其余全部烧掉。

燃眉之急是彻底打消张国焘欲吞并红二方面军的企图。红二、六军团在渡过金沙江后，共有人员15993人，枪支7852支。正是这些有生力量引来张国焘的觊觎。拉拢不成，他便要求调换红二、六军团首长，让任弼时离开，“另派政委”。朱德、任弼时、贺龙三人一起想办法，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如何防止被张国焘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