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妈妈”

1941年3月的延安，风里已有融融暖意，枣园附近的广场上传来阵阵加油及喝彩声。仔细聆听，其间还夹杂着连绵有序的“嗡嗡”声，那是纺车的声响——上百名“选手”正坐在手摇纺车前，参加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纺纱比赛。

37岁的任弼时也在其中。卷棉花、打弦、摇车、抽线……因为近视，他比其他人更凑近纺车，一边凝神观察着棉线的情况，一边把纺车转得飞快。他研究纺纱已有些时日了，还为此“拜师”曾在纱厂工作的妻子陈琮英。白色的光影在他手中和纺车间翻飞，一团团蓬松的棉花眼见着被抽取、拉长，化作一圈圈匀称坚实的细线绕上纺锤。

当天下午，比赛结果公布，任弼时夺得第一名。他纺出的细线被送到陕甘宁边区工农业展览会上，毛主席看到后赞不绝口，一时传为佳话。

因日伪和国民党的封锁、控制，此时的陕甘宁边区正面临严峻的物质困难。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事务繁忙，但为了带动边区生产，他仍然身体力行地纺纱、种菜。

那年春天，还下了一场春雪。任弼时远眺一片晶莹中的宝塔山，高兴地说：“粮食生产一半靠天一半靠人，现在雪下了，其他就要靠我们人的努力了！”

如今，任弼时用过的纺车陈列在枣园革命旧址。它见证了年轻的任弼时在艰难岁月中的浪漫主义与乐观主义，也见证了他在复杂问题前的实事求是与坚韧求索。从改编军队到发展生产，从起草决议到筹备七大，他总能从容不迫地抽出那条关键的线头来。

“我军的心脏和灵魂”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不到一个月，北平、天津、塘沽相继失陷。国难当头，在8月的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

洛川会议结束后，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赶回云阳镇，准备东进杀敌。9月15日，大部队到达陕西入晋的重要渡口芝川镇。天堑黄河自北而南流经这里，河面宽约5里，平时水势平稳，但连日暴雨导致山洪宣泄、泥沙俱下，河水陡然湍急。

浊浪汹涌、日寇凶狠，队伍难免严肃紧张，但任弼时表现出充满信心的从容状态，与同船的朱德等人谈笑风生。他的帽子有些特殊：佩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八路军军帽下，依稀还可以看到一顶帽子，那是他心爱的红军八角帽。

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基本与国民党军队相同。许多战士对于穿国民党军服想不通，尤其不能容忍将军帽上的红五星换成青天白日十二角星。据时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黄克诚回忆，“发牢骚、讲怪话、闹情绪的到处都有”。任弼时做了不少动员和疏解工作，也因此在渡河时留下了戴着两顶帽子的特殊照片。

此前从洛川返回途中，任弼时与朱德等一行人在轩辕黄帝陵稍事停留，看到了国共两党代表带来的毛主席手书祭文。现在，面对滚滚黄河，祭文在任弼时胸中激荡：“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这是我们开赴前线的《出师表》哩！”他说。

9月23日，八路军到达战场，立即在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的部署下投入平型关战役。这是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的第一仗，115师歼灭日军精锐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举国振奋。致敬和慰问的函件如雪片般飞到任弼时所在的八路军总部。

但任弼时从容的外表下，也有潜藏的忧思。为了顾全大局，八路军采用了与国民党军一致的单一首长制和官阶制，原有的政委制被取消。“部队的光荣传统能不能保持？战斗力会不会下降？”平型关大捷后，向来重视调查研究的任弼时派黄克诚到部队中调查。

黄克诚发现，正如任弼时所担心的，军阀主义的习气开始在军中滋长，政治工作显著削弱。某些干部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用“不正确的办法”拉拢下属，试图“自己培植一个系统”。任弼时向朱德、彭德怀作了汇报，三人一起研究后报告中共中央。很快，中央决策恢复了八路军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

“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大体分为三部分：面向部队内部，发扬红军时代的优良政治工作传统，建设模范军队；面向群众，建立与地方人民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面向敌人，散发传单，优待和教育俘虏，分化瓦解敌军力量。”任弼时纪念馆副研究员唐晴雨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平型关战役后，几个消息引起了任弼时的注意：八路军的一名电话员在路边发现了日军伤员，便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向其靠近，岂料被对方一刀刺伤。还有战士在背回日军伤员时，耳朵被咬伤。

任弼时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语言不通，另一方面则是日军士兵被“武士道”思想荼毒太深，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部署各部队组织宣传队，学会用日语呼口号、喊话。各师团吸收懂日语的干部战士和留日归国的爱国青年，培养他们展开对敌工作。他还叮嘱各政治机关注意收集、研究敌军在战场上遗留的文件、日记等，总结经验。

紧张的工作间隙，任弼时会和战士们一起闲谈、娱乐。战士们喜欢打篮球，任弼时也参加了总部机关人员组织的篮球队。每到一处驻地休息时，大家随便寻处平地，找块木板钉上铁圈便一切就绪。

最富戏剧性的是任弼时与朱德同时上场。为了打消战士的拘束，两人通常各踞一方，并叮嘱队员：球场上没有总指挥和政委，打球如打仗！任弼时年轻灵活，朱德则身高体壮，各占优势。两人抢球时毫不相让，总能引发阵阵欢笑。

1937年12月，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朋友——美国军官卡尔逊。“我们不能隆重地招待你，但欢迎你分享我们所有的东西。”任弼时与卡尔逊交谈多次，介绍了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我军的心脏和灵魂。”“我们的武器处于劣势，但我们可以用政治教育来弥补不足。”“军队好比是鱼，人民好比是鱼游泳中的水。”卡尔逊记录下这些，深感其中“包含着真理、理想和智慧”。

一次，卡尔逊跟随一支八路军小分队截击日军。战士们背负装备约14公斤，夜行90多公里，整整32小时后到达目的地。大家普遍有疲惫之色，但无人掉队。卡尔逊拉住一名战士询问，对方回答：“如果一个人只有两条腿，他会掉队。但我除了两条腿，还有头脑，我理解抗日战争的伟大，我知道这次行动对于整个战斗意味着什么。”眼见为实后，卡尔逊对任弼时的话更加信服。

为了更好地作战和进行政治宣传，任弼时指导八路军总部创办了《前线》周刊，他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1938年1月和2月，他先后在《新华日报》《前线》等报刊发表了《山西抗战的回忆》《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等文，对持久抗战进行了具体论证。

“这是一种可能的转变过程，然而是一种最艰苦奋斗的过程。这过程中的磨折，必然也会很多……然而我们应当努力争取胜利发展前途的实现，这是每个不愿做亡国奴隶的有血性的儿女应有的责任。”在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失败主义的乌云笼罩中国之际，任弼时从前线发出了坚持抗战的最强音。

创建中央办公厅

1938年3月，任弼时离开前线前往莫斯科，至1940年3月26日才返回延安。那一天下午，数千人集合到杨家岭的操场上，隆重欢迎任弼时一行。会场四周燃起了篝火，延安沐浴在一派暖意中。

但国内的政治气候是严峻的，中共中央刚刚团结全国人民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任弼时回到延安后，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分管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委等部门。

这时，中共中央搬到延安已有3年多，各个单位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整合，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和制度。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西北局、中央党校……中央负责人一人管一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许多事情无章可循。

“这3年来，党内一方面存在王明错误路线的干扰，一方面也是缺乏经验，没有把中央机关的工作系统化、规范化。”湖南党史陈列馆副馆长马宁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任弼时认为，要提高工作效率，没有一套规章制度是不行的。于是他和毛主席商量，很快建立起中共中央办公厅。”

任弼时自己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则安排了行政管理能力突出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行政、警卫三个处，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和行政制度，继而又明确了收发、会客、财会、文件管理、档案保管、干部供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在任弼时的推动下，分散各处的中央直属机关集中到杨家岭办公，各部委的工作很快实现正规化。

“中央的保密工作也是任弼时回延安后规范起来的。”马宁说，任弼时从共产国际带回了两套电讯密码、一个电台呼号和一批通讯器材，在延安建立了专门电台供毛主席使用。这个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凡是从共产国际发来的绝密电报和“万万火急”电报，均由任弼时亲自翻译。毛主席的回电翻译成俄文后，也都经过任弼时校核定稿拍发。

后来，任弼时成为中共七大选举出的“五大书记”之一。党对他们的评价，一般都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以及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这样一些基本定位。唯独对任弼时，有一个“组织家”的称谓。

在马宁看来，任弼时之所以能成为党内的组织家，既是因为他深受毛主席等人信任，也是因为他曾在莫斯科受过相关训练，并且在实践中体现出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此外，他为人处世非常温和，能团结很多同志。“组织工作千头万绪，任弼时是抱着对党和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以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在负重前行。可以说，他是中央办公厅领导人的不二人选。”马宁说。

关于任弼时的严谨和温和，作家丁玲回忆过一件事。1937年年底前后，丁玲带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前方工作，常向任弼时汇报。一次，她在演出费里报了点浮账，有炭火费、钉子费等。任弼时看到账目后便问：“你们不是有烤火费吗？为什么还领炭火费呢？”丁玲答：“当然有，那是在老百姓家里办公用的，这炭火费是在露天舞台、后台用的，后台冷，演员化装需要烤火。”

任弼时说：“你们演出，住室的炭火不就省下了嘛！”又问：“钉子干什么用？”丁玲说用来挂幕布，任弼时道：“钉子用过后不是可以拔下来带走嘛！”

丁玲与任弼时相识于1936年。他们俩是同龄人，那年都是32岁。她对任弼时的第一印象是“蛮严肃”“很有威风”，接触后则深感“很愿意经常见着他，因为他总使你高兴、放心”。两人交谈，大多数时候是丁玲在讲话——任弼时喜欢提问，而且根据丁玲讲的，“叮叮当当”地一问再问。

任弼时有两匹马。来自城市的丁玲从没骑过马，是任弼时教会她的。丁玲要陪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去延安，任弼时坚持送一匹马给丁玲，她没要。到了延安后丁玲才知道，下乡不便开车，马是主力的出行工具，“弼时实在是为我着想”，“细致得很，对人非常负责”。

丁玲一直称呼任弼时为“弼时”，也没加“政委”或“同志”。后来她发觉这样不好，任弼时安抚她说不要紧：“叫我名字有什么关系？”在延安，大家都知道丁玲“怪得很”，轻易不到杨家岭来，即便来了，也只到任弼时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