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重要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

平等理想的复归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2日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迪顿获奖乃实至名归。美国密歇根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贾斯汀·沃尔弗斯在《纽约时报》上说：“迪顿受到真正重要的问题的激发，他在学术上不懈追求，他非常正直，他终生致力于理解和改善穷人的境遇。他是所有青年经济学家的模范。”

2013年，迪顿在《逃离不平等》一书中明确提出：“是否存在不平等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决定着我们如何评价发展本身，比如谁受益谁受害，还因为不平等本身也有其影响。不平等可能让落后地区看到崭新的机遇，因此通常会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但是不平等也可能阻碍物质进步，甚至有可能产生毁灭性后果。不平等会启发或者激励后进者奋起直追，但是，如果不平等的情况非常严重，社会发展成果被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遏制，经济运行也会受到损害。”

迪顿深知，对于不平等本身是否值得重视，部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人说，如果政府让所有公民的收入变得一样，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就会大幅降低。还有一些学者强调机会平等。

《论扯淡》一书作者、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哲学教授哈里·法兰克福就认为，把经济平等当作道德理想是误入歧途。对此他在《论平等》一书中提出了三种论证。首先他使用了归谬法，如果我们希望平等，我们很容易就能实现这一点：让所有人都一样穷。其次，有一个比平等更好的理想叫“充足主义”，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足够多的东西。平等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充足关心的则是真正的人类福利的内在价值，考虑的是人们的需求而不是其他人拥有的东西。第三，强调平等是有害的，关注经济平等会使人们无法专心寻找他真正在意、真正需要、真正会满足他的东西。由此平等主义造成了道德上的迷失和我们时代的肤浅。

《逃离不平等》

但哈里·法兰克福的观点已经不是主流。英国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1998年，工党政府的大臣彼得·曼德尔森说，工党不介意有人变得特别富有，只要他们纳税。曼德尔森这番话表明左派出现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多年来，社会主义者把平等奉为最高理想。到第二个千年结束时，这个当务之急已经被斥为嫉妒的政治。重要的是提高最穷者的境况，而不是拖垮有钱人。现在平等又复归了。2012年，曼德尔森说他早年那番话是无意识的、考虑不周的。如今，最富有的占人口1%的人成了鄙视和憎恨的对象。流行病学家马尔莫和经济学家皮凯蒂的书提出，重新把平等当作政治理想很重要、很有根据。”

美国加州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在《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说，日益增大的不平等跟政府的合法性有关。如果人们认为一个制度不公平，他们就不会支持它。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说明资本主义在为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服务。

财富、健康与不平等

在迪顿看来，那些对贫富分化的抱怨不仅仅出于嫉妒，因为一部分人率先摆脱贫穷之后，会影响那些尚未摆脱贫穷的人。“所有的政治规则都是基于富人的利益而定，富人们利用这些规则又变得更为富有、更具政治影响力。最富有的人对国家提供的教育以及医疗并无多少需求，因此他们会竭力支持减少老年人医疗保险基金，并与任何增税的行为做斗争。他们不会支持人人享有医疗保障，也不会为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忧心。他们会反对任何针对银行追逐利润的限制性监管，而绝不会考虑这样的监管会帮助那些还不起贷款的人，能保护公众远离掠夺性贷款和欺诈广告以及预防金融危机的重演。对极端不平等后果的担忧绝不是出于对富人的嫉妒，而只是害怕高收入者收入的快速增长会对其他人的福利造成损害。”

如果说追求经济平等有问题的话，在美国连机会平等也没有做到。“我们常常被告知机会平等的重要性，不过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尽管人们普遍相信美国梦就是人人可以成功，但实际上，美国人所获得的机会并非特别均等。衡量机会是否均等，上下两代人之间收入的关联是一个常用指标。在一个完全流动的社会，人人享有均等机会，你的收入和你父亲的收入的高低不会有任何关系。在美国，这种收入的关联程度大概为50%。只有在收入极为不平等的国家，父子两代的收入高低才会密切关联，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收入不平等国家，也是机会极为不均等的国家。”

迪顿指出，平等是人们很自然的一种道德直觉，这有其历史渊源：大多数时间的人类历史中并没有不平等现象，至少对一个生活在一起、互相熟知的部落中的人来说是如此。事实上，“不平等是文明赐予人类的礼物。一个更好的世界就是一个更不平等的世界”。在狩猎采集者的群体，所有的资源都是平等共享的，没有领导、国王，也没有首长或者传教士等，没有人会比其他人分得更多。那时平等分配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多数的群体都不会或者没有办法储存食物。如果一个狩猎者和他的朋友们猎获了一头猛犸象，他们会一直吃到再也吃不下去为止。他们无法保存吃剩的食物。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和整个群体共享这头猛犸象，然后在其他人捕获到大型猎物的时候，也就可以分得一份。“在几十万年的人类演化过程中，善于分享的个人和群体比不会分享的过得要好。这样的进化过程最终把人类造就成一个以分享为理念的物种。我们今天对公平的深切关注，当公平的规范被破坏令我们生出的愤慨，或许都源于史前共同的食物匮乏。”

迪顿的女儿是芝加哥一家财务管理公司的合伙人，他的儿子是纽约一家对冲基金的合伙人，但他坦率地指出，金融行业的高薪是不合理的。“在贯穿经济始终的金融创新中，金融服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资金的有效配置是市场经济最有价值的任务之一，但是如今人们质疑一些暴力的金融活动并未让整体人群受益，反而威胁到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如果真是如此，通过这些产品所获得的高薪酬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对于其他经济领域而言，大量最优秀的头脑都集中到金融工程领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经济上的不平等跟健康方面的不平等紧密相关。在格拉斯哥，最富有的人和最穷的人预期寿命相差28岁；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塞拉利昂人和日本人的预期寿命相差近40岁。穷人不单支付不起医药费，健康意识方面也有欠缺。迪顿说，有些穷人知道自己生活穷苦，也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他们却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还说得过去。这是因为，“要辨别出哪些人比你更富有往往简单，但是要辨别出谁比你更健康或者谁的孩子存活率更高，就是一件极难的事。一个人健康与否很难从表面上看出来。世界上有为数众多的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可以逃脱一些疾病的困扰”。 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重要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