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的挑战

10月5日，TPP 12个谈判国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

经过长达10年的艰难谈判，2015年10月5日，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2国外长在亚特兰大达成一致，同意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区域自由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建立新的、统一的规范。按照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说法，TPP的最终目标在于缔结“历史上标准最高、最具进步意义的贸易协定”，在亚洲―太平洋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内，实现零关税以及商品、资本、服务的高度自由流通。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首屈一指的制造业、贸易大国，中国由于在货币自由兑换、环保、劳工权益、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的标准与TPP不尽相同，并未被列入该协定的意向参与国。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稍早时宣称，TPP的重要性“如同增加了一艘航空母舰”，这被《纽约时报》理解为暗示协定旨在制衡中国。更多分析意见则宣称，TPP是对中国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击，是“新冷战”的先声。《三联生活周刊》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对TPP的意图做了分析和点评。

时殷弘教授先后任教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并曾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长，是当代中国极富影响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学研究者之一。1995年，他曾率先提出中国应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采取“搭车”战略；2000年前后，他提出了塑造中国式大战略的必要性，并认为中国在21世纪前期应一心一意追求“基本安全与基本富裕”，避免海陆战略资源的分散。2011年他受聘为国务院参事。近年来，时教授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变化以及中美海上竞争问题仍多有建言。

三联生活周刊：TPP协定的前身始于2005年新加坡、文莱、智利和新西兰四国的倡议，历经10年，形成了今天的初步框架。但它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包括引发如此热烈的舆论反响，主要还是由于美国的参与。TPP意向成员国的扩大，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基本是同步的。你认为美国加入并主导TPP，其深层动机何在？

时殷弘：TPP的成型，无疑是美国政府亚太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选在2015年秋这个微妙的时间节点签署整个协定，原因有三：第一，近年来，美国在商品贸易、金融流通等传统上占据显赫地位的领域，其相对优势有所衰减。为了进一步助推经济复兴，也为了在亚太这个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重新确立优势并发挥主导作用，都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第二，应该看到，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既有的平台和规则，已经令一部分国家感到不满足。对美国而言，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地区层面，都希望通过先人一步地变更规则，建立新的运行规范和运作机制，来继续发挥作为全球化推动者的一贯作用。无论是在亚太地区层面还是全球，TPP对维护美国的国际地位、扩大既有优势，意义都至关重大。第三，面对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尤其是经济实力的不断攀升，美国在从政治和安全层面提出“亚太再平衡”的同时，也有必要在经济领域“重返亚太”，对该地区伙伴国家（包括军事同盟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进行再整合。通过TPP以及其他相关框架，在亚太地区建立若干新的、广泛的、高标准的贸易集团，以重振美国的优势地位和领导能力，同时阻滞中国国际权势和影响的扩展，这是奥巴马政府的考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

总之，一是为了本国经济的复兴，二是为了未来若干年中世界和亚太经济运行领导权乃至规则制定权的归属，三是出于在战略上应对中国崛起的需要，共同决定了美国加入并推动TPP协定的达成。

三联生活周刊：与此前已然存在的多边经贸框架，如全球层面的世贸组织（WTO）相比，TPP有哪些新特征？

时殷弘：TPP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明确定位于亚洲―太平洋这一区域。第一批签署协定的12个国家中，既有东北亚的日本，也有东盟成员国越南和马来西亚，还包含大洋洲的澳、新两国，以及太平洋东岸的美洲国家。可以说除去中国外，广义的亚太地区的每一板块都有国家被吸纳加入，尤其是其中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

另外TPP还有一项很突出的特点：它的规则体系所设定的标准，无论是在覆盖的贸易领域的广度、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环保标准的严格度，乃至透明度要求方面，都仅次于欧盟，而高于现存的绝大多数经贸合作框架。在区域经济层面，推出门槛如此之高的标准，囊括数量如此之多的发达国家，这在多边贸易集团发展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三联生活周刊：尽管TPP主要是一项经济协定，但国内外舆论关注更多的似乎还是其政治意义和影响。今年稍早时，你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曾经指出：美国始终不曾正面回应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宽阔的太平洋容得下两个大国”的倡议，也就是说在双边关系中拒绝做出承诺；与此同时，却又在积极运作TPP这样的区域多边协定。你是如何看待当前中美两国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的互动的？

时殷弘：中美双边关系大致包含战略（安全）和经济两个主题，目前两方面的情况都不算乐观。在战略领域，中美之间形成了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竞争和博弈；尽管双方都在有意识地避免矛盾激化、防止竞争演变为军备竞赛甚至正面碰撞，但“既有霸权对挑战者”的格局已经定型，很难改变。

在经济领域，中美双边贸易、经济和金融关系，在近几年产生了一些新的、重大的困难。主要表现之一是美国从总统到商界，不断抱怨和抨击中国的若干经济政策与调控措施，认为中国政府在依据WTO规则享受到出口红利的同时，并未履行相应份额的市场开放义务。包括前一阶段中国央行贬值人民币，遭到一些美国政客的批评，认为此举企图通过操控汇率来获取非公平的贸易优势。另一项新问题是网络安全——美方指责中国黑客攻击美国政府和企业的网络，窃取经济和科技信息，以服务于中国的利益。由于网络安全同时涉及战略和经济利益，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成为中美分歧的焦点，引发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

9月份习近平主席访美，虽然取得了相当多的积极成果，包括同意在网络安全方面建立对话机制，但一项最大的遗憾是被寄予厚望的双边投资协定（BIT）最终仍未能达成，这也是中美双边关系复杂化的一个缩影。

相比之下，中美在多边框架内的共处，情况比较良好。这方面主要涉及全球治理问题，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反对恐怖主义；以及共同应对一些重大的国际安全焦点，如伊朗核问题、朝鲜问题，甚至也包括叙利亚问题。在这些领域，双方大体能够竭诚合作，以期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但同样也存在一个重大疑问：“多边”不仅存在于全球层面，在区域合作中也有体现；而在区域层次的多边框架中，中美同样处于事实上的竞争状态。中国希望通过一系列区域经济联合体，例如亚投行（AIIB），来推动亚洲范围内的共同发展；而美国历经5年谈判，最终促成TPP协定的缔结，同样显示出重视亚太地区的决心。这种竞争将会向何处发展是值得关注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以美国为盟主的TPP，正在向“二战”结束后美苏分治欧洲的格局发展：首先形成两个高度区隔、相互对立的经济集团，继而发展为政治和军事同盟。你对此持何看法？

时殷弘：至少到目前为止，中美各自的区域经济安排演化为两个格局迥异、相互对立的经济集团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首先，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尽管存在愈演愈烈的战略分歧和竞争，其他方面也有不少麻烦，但两国间经济、金融的互相依赖，一直在显著增进。其次，尽管两国正在组建的区域经济集团，在可能的成员方面不尽相同，但大部分成员国和另一集团的领导者之间，本身存在相当稠密的经济交往甚至相互依赖关系。例如被认为是美国集团重要成员的日本、新加坡，同样把中国视为不可或缺的区域经济伙伴。这就决定了中美各自主导的经济集团之间尽管有竞争，但并不会像“二战”结束后美苏在欧洲的安排那样，出现格局上的截然对立。

当然，另一方面，近年来中美各自与其伙伴和盟友之间战略关系的缔造，已经逐渐出现了一种两极化的趋势。在经济领域，尽管依旧存在广泛和错综复杂的多边经济、贸易依赖，但另一方面，与过去10年、20年相比，不确定性因素正在增加。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在亚太地区，形成两个互相联系但又有忽明忽暗的竞争，尤其是战略、政治竞争，而边界又较模糊的经济阵营，这种可能性有所增长。

三联生活周刊：换言之，中美关系中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双轨化的局面？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走向全球》中曾经提出，中国在地区层面的安全和政治框架，与它的全球战略之间存在一种张力。由于和周边国家之间存在复杂的安全、经济纠结，中国在全球层面的活动空间受到了制约。你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时殷弘：中美之间的政经双轨化局面，情况已经比较清楚了：两国在经济、贸易、金融和人文方面形成了相互依赖，并日益增进；同时彼此之间的战略竞争、战略对立，也变得比过去更广泛、更深刻、更显著。就目前的趋势来看，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带来了显著的国际政治影响，战略竞争的因素正在更多地渗透到经济领域，美国的“再平衡”正在由政治和安全层面向经济层面延伸。例如从经济和投资上针对中国这一策略，最早是由已故的前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提出，经过数年的谋划，最终演变为TPP。而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令美国抱有极大战略担忧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美方参与很少，也是基于相同的原因。

至于中国对外政策中主要的内在矛盾，在于中国在战略上，包括在领土、海权等重大问题上，同多个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又希望在亚洲乃至全球扩展外交影响，树立“合作共赢”的形象，这是一对重要的内在矛盾。沈大伟所指的正是这一问题，我的看法和他接近。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和安全伙伴，日本在此次TPP协定达成后，安倍晋三首先一反常态地宣称：“如果中国未来加入TPP，将有助于我国的安全及亚太地区的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你认为他的表态意图何在？

时殷弘：对日本领导人来说，TPP甚至可以称为“百年大计”。能否通过日美经贸关系的强化、在和中国的竞争中改善本国的处境，能否在亚太这一区域获取重振日本经济的外部条件，都系于TPP一身。因此在谈判过程中，东京不惜做出重大让步，以促成协定的最终缔结。

在这一背景下，安倍主动放出“期待中国加入TPP”的风声，与其说是反常，不如说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政治策略。它显示：在通过“新安保法案”完成了日本安保体制的全面重构、达成了至关重要的安全目标之后，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东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重振十分低迷的日本经济上。而扩大日中贸易、推动两国企业的双边投资，无疑是这项复兴事业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有必要通过某种方式向北京传达积极信号，安倍的表态正是出于此种考虑。

除去姿态以外，安倍的言论实际价值并不大。TPP的门槛定得如此之高，实际上已经给中国在短期内加入设置了障碍。日本毕竟不是TPP的实际主导者；真正掌握决定权的美国，显然是在把这项协定作为对华战略的重要布局，不可能过早吸纳中国加入。利用一种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的倡议，来向中国政府传达重视日中经贸关系的态度，对安倍来说是一种取巧的做法。

三联生活周刊：1995年，你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将“自助”、“规避”、“搭车”和“超越”设定为21世纪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四种可能路径，并倡导通过“搭车”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那么在20年之后，你认为那篇文章中有哪些结论是需要修正或者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考量的？

时殷弘：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随着中国权势总量尤其是经济体量的增长，过去一些可能的对外战略路径，现在已经不适用了。例如“超越”（Transcendence），目前已经很难找到运作空间；类似亚投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一类的尝试，也更多是着眼于中国本身的权势需要。在中国的对外战略越来越趋向于积极有为，同时与美国的矛盾、分歧越来越大，和周边国家则存在广泛的海洋权益争端的情况下，今后一段时间内，“自助”（Self-help），即立足于强化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同时联合其他具有相同安全关切的国家，将成为政策主流。

20年前我撰写《启示》一文时，中国的国力相比现在要弱很多，中国的对外政策因此较为温和，转圜和机动的空间也比较大。现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相当巨大，对外政策也更加积极有为，指望规避竞争、继续“搭车”（Bandwagoning）已不可能，因此必然、也只能回到“自助”这种经典的现实主义战略。

三联生活周刊：回到TPP的问题上。在你看来，目前的协定可操作性究竟如何？它是否代表了对既有贸易规则的颠覆？

时殷弘：应该看到，TPP目前还只是一个基本框架协定。即使是第一批加入的12个成员国，也要经过一个不短的时期才能把它通过和付诸落实。各国国会能否顺利表决通过，特别是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内部的反对意见会不会上升，还存在不确定性。再进一步说，即使国会能够通过，协定本身包含的某些关键条款，例如跨境服务贸易、技术性贸易障碍（TBT）、知识产权等，由于各国现实状况的差异，从标准的统一到最后落实，会需要很长时间。包括美国在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平衡。例如为了照顾日本农业集团的利益，美国对日农产品出口的税率要经过10～15年才会调整到相对较低的标准；而在美国希望保护的国内汽车市场，进口日本汽车零部件的关税也要在15年后才会彻底废除。只有在与本国现行经济、社会状况契合度较高的行业，各国才会倾向于加快TPP协定的落实，但大部分条款充分、完全生效需要经过很长时间。

我想强调，从中长期来看，在美国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正在形成新的贸易体系和贸易规则。规则的门槛定得很高，这在短期内显然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与相关标准仍有较大差距的中国的加入。但从TPP首批成员国的重要性以及它可能进一步扩大趋势的考虑，中国在继续致力于自己的区域自贸协议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同时，应该把目光进一步投向太平洋彼岸，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严肃的态度看待TPP建立的新标准。

三联生活周刊：面对TPP的挑战，中国应当以何种方式加以回应？

时殷弘：在继续维持和扩大基于自身利益的区域经济集团的同时，中国有必要审时度势，在适当的时机争取加入TPP。过早加入固然存在障碍，因为我们将被迫接受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符，包括会影响到经济稳定性的强制性条款。但如果加入太晚，中国在全球贸易新规则下的参与机会和占据的份额将会逐步减少，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将重新拉大。

TPP成型之后，中国感受到的外部压力比先前几年要大得多，因此，对内有必要加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尤其是加速经济改革；对外则要争取战略和经济更加平衡，特别是必须“东迎”美国的新规则。

过去几年，中国的一些战略制订者和分析人士比较强调“西进”、“向西看”，也就是把欧亚大陆特别是中亚和非洲视为积聚国际权势的主要战略方向，认为可以解决中国的商品、资本输出和能源供给等问题。但从长远来看，“西进”无法提供中国依然缺失的先进科技来源，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变更现有的国际权势结构和国际规则。能达成后一类目标的只有“东迎”，只有继续在亚洲―太平洋范围之内，与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更广泛的交流和互动。中国固然需要“西进”，但更重要也不可能回避的仍是“东迎”，仍是与美国继续全面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包括在适当的战略时机加入TPP。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告诉我们，每当中国较快并妥当地进行改革，对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能有比较显著的改善之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往往也比较大；如果我们改革滞后，对现代化事业的负面影响甚至严重伤害将是决定性的。这是一则必须时刻牢记的告诫。 挑战时殷弘经济学中美集团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国家经济日本中国专访TPPt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