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张爱玲的美国伯乐

张爱玲

文 / 司马新

麦卡锡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任香港美国新闻处处长，张爱玲于1952年自上海南迁至香港之后，在那里做英译中的钟点工。1954年左右，她将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初稿送麦先生，向他请教。他看后大为赞赏，出力相助在美国发表。张抵港后目标是移民至美国，苦于无门路可求，因移民名额极低。现在能得麦先生鼎力相助，终于圆了移民梦，也改变了她下半生的生命图案。

麦先生与张爱玲年龄相近，20世纪40年代已到中国。他20多岁时，在中国北方住了几年，所以看到《秧歌》中农村的描写，觉得非常真切。后来，他在美国领事馆工作。至1949年新政府即将在北京建立，他仍留职在南京，与新政府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谈判。美方首席代表是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双方立场相去太远，无法谈得拢。到1950年春谈判无果终结。麦先生南下至香港主持美国新闻处。

张爱玲由宋淇先生推介，为新闻处做英译中的工作，开始麦先生对她也不甚留意。看了《秧歌》初稿之后，发现她的英文能力可以将一情一景都描绘到栩栩如生，令他赞赏不已。

但他本人与美国出版界并无来往。适逢其时，美国畅销书作家马昆德（J.P.Marquand，1893～1960）到香港作访，麦先生就请他看《秧歌》初稿，马声称来港度假，谢绝阅读。不料有一天，暴雨袭港，马困顿于半岛酒店，当天就看完初稿，印象甚佳，于是答允与张见面。

约会那天，麦先生开车去北角接张爱玲同赴他近浅水湾的住宅。张在脚趾上涂了自己泡制的绿色指甲油，身上穿了自己剪裁的奇服异裳，麦先生称作OUTLAND，SH。马昆德是新英格兰的旧派绅士，见到这身打扮的中国女作家，也不知做何感想。好在张对马之作品十分熟悉。几年前她著的《十八春》——《半生缘》的前身——有些情节借自马的小说《H.M.Pulman Esquire》。马发现有一中国书迷，自然是高兴的。因此两人相谈甚欢。会后马昆德答应替她介绍自己的文学经纪人勒德尔（Marie Rodell），结果由她相熟的司克利卜纳公司（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

美国作家马昆德

在麦先生看来，张的高眉小说很少会有人问津，她又不善于搞人际关系。如果留在香港，很难维持生计，可能须退回上海，前景不妙。去美国也是前程未卜，但她在美国刚出版新书，想来还有机会。而张爱玲本人是一心一意想移民，所以在他的协助之下，很快办成了移民手续。

当年新闻处有另一任务，是争取几位重要文化人士去美国，其中一位是影星李丽华。50年代时，李的名声远在张之上。麦先生夫妇陪她同乘轮船赴美国。李不愧是大明星，艳光四射，是船上众目所注。麦先生终日陪着美人儿，麦夫人不免心惊。他们两人约定在船上做语言交换，麦先生教李英文，李则教他中文。李所选的中文教材里包括了“三字经”，所以船还未达美国，麦先生将中文里的脏话全学会了。

麦卡锡

到了好莱坞之后，德米尔大导演（Cecil B.DeMille，1881～1959）亲自接待，此导演以大型巨片出名，代表作有《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与《大马戏团》（The Greatest Show On Earth）。导演设宴招待，李丽华做主客坐其侧。她演技甚佳，以至于酒过半巡，导演才发觉李不谙英文，忙找到麦先生，“小伙子，快过来做翻译！”

李不虚此行，拍了一部电影《中国娇娃》（China Doll），但并未在好莱坞常驻。那倒并非她之过失。今日21世纪也好，20世纪50年代也好，好莱坞的大牌天后有几个东方女星？李后来回了香港，在港台影界还走红了20年。

许多年之后，麦先生对我说及这两位杰出的中国女子，做此比较：“李丽华是在任何社会都能安然活下去的，回上海也一样。张爱玲是在任何社会生存都会有困难的，除非有人作援助。”爱才之外，我想这是他热诚援助张的另一原因。

张爱玲抵美之后，麦先生于她的协助和交往，已在拙书《张爱玲与赖雅》中报道，不再在此重复。但有一逸闻，可在此补遗。

张与赖雅1956年闪电结婚之后，麦先生向她道贺，也向其经纪人勒德尔道喜，“你的女儿顺利嫁出去了”。经纪人明白赖雅的景况，因道：“女儿没嫁出去，倒是招进来一个女婿！”

麦先生偶尔也谈及政治，他说张爱玲是他认识人之中最不懂政治的，听闻我对政治也十分冷漠，就说：“你们中国人呀，都是这副德性。咱们爱尔兰人呐，最热衷政治，三个人碰头，就会准备建立新党！”不过，麦先生也不是唱高调的人，但一生官运亨通，自然是因为他待人接物八面玲珑，又能广结人缘。有一次我劝他把旧事写成回忆录，尤其是40年代后期，他目睹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中国大革命，他作为局外人，可有他的看法。另外，与新中国政府谈判过程，鲜为人知，即使失败，后代人仍可以取来借鉴。他是很谦虚的人，说想记下来，只留给自己的子女看，并不想发表，也不知写成了没有。

这些年来，麦先生始终是华人之友，对中国文化的关心与捐助，向来身体力行，曾经协助另两位中国作家移民美国，赞助台湾60年代的《文学杂志》。在香港办《今日世界》杂志，以优渥的稿费，请高手译者，如张爱玲、余光中加盟，翻译了许多美国名著。60年代的港台两地，不像今天般富有，让两地读者有机会看到西方文学，更不说维持了一批优秀译者的生计。麦先生是真正的华人之友。但是因他是“冷战”时期过渡人物，中国大陆至今仍会有人视他作敌人。这是一时无法澄清的。好在他是雅人君子，助人为乐，不求图报，对历史上的反讽，不会感到任何遗憾的。

张爱玲于1984年起，开始其在美国汽车旅馆的流浪生涯。1983年底，她有一封信至麦先生，细谈她搬家的情况，承他印影了寄一份给我。她信中最后一段如下：

信上说的都是自己苦懊又不洁的事情，实在抱歉，尤其在这个时节。但我盼望能得你的信息——到1月底我仍可在此收到来信。向你们全家作热诚的恭贺。

之后有关她的消息，都来自庄信正兄，因他偶尔还收到她的来信。我有时转告麦先生。我们谈起来，伤心又伤神，因她行踪不定，难以营救。有一次他说，有时回想起来，当年他引张爱玲到美国，是否做错了一件事。我答说肯定不是。首先她本人决心想移民美国，他只是引线而已；其次，她如留在香港，情景可能更加不堪。他说那倒也是如此。

到1988年，张终于结束旅馆生活，找到了公寓安顿下来，我们听到了也松了一口气。

张爱玲1995年去世后，拙著《张爱玲与赖雅》出版。我知他不看中文书，也没送他一本。不料他自己去买了两本，后来还推介至《美国之音》的中文部，他们因此邀我去华府接受访问。

中文电台主访人对我很有礼貌地接待。可是这次华府之行，最高兴的，是终于在通电话好些年后，能与麦先生晤面，请他去左近中国饭馆午餐。另外请了高克毅先生，翻译界的老前辈，因他也帮过忙。高先生那年已80多岁高龄，高夫人平常不放人，让他坐地下铁进城。这次网开一面，是因为高先生说他最欣赏拙文《张爱玲与赖雅之外一章》，一定要见一面。席间我对高先生笑说，麦先生今天吃饭并不免费，必须提供资讯才行（He has to sing for his supper）。两位长辈都是徇徇儒雅的文化人，是很难得的一次聚会。

之后我与麦先生仍时常通电话联系。至2009年初，他进医院第二、三次动手术，每况愈下，所以我在5月底再去拜访一次。所幸他外表并无大变，只是行动不便，只能坐床上见客。以往几年，我见到张爱玲英译文章，总想法寄他一份。这次带去的是她《海上花》英译本，新近出版。她在世时，似乎答应送他一本。送他这些小礼物是回报他对张的知遇之恩。我是没有资格代表其他“张迷”的，只想让他知道，也有中国人，对他于张爱玲多年的厚爱，并没忘恩。

不料，他的回礼，远比我的珍贵，是张送他的小古董，铜制的小车子。他坚持要送这份礼，是对我多年努力寻求资料的奖励，我也就收了下来。现存放在香港朋友的大保险箱里，将来可在那里鉴定为哪个朝代。写一本像样的传记，需要访问传主生平见证人，寻访传主许多故居，旅费已经超过稿费几倍多。几十年后，传记作者或能得到应得的报酬。但是今天见证人大半已凋零，岂能再等几十年。所以我就担起这份任务，好在旅费数目并不太大，我还赔得起。但是得到麦先生这份支援，实在心铭感谢。

麦先生不到那年年底就辞世了。我一直想写篇小文以作纪念，都拖延了近三年。现在缅怀往事，追忆下来的点点滴滴，都是愉快的回忆，是撰此文的主因。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张爱玲1942年从香港回到上海，经过战难流离，惊魂甫定，到1944年初方能发表《烬余录》，描绘她在港战中的种种经历。她写道：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间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

不相干的话里，有她心爱的“灰扑扑的人生的况味”。我不是历史家，这里所写的一大半倒是“不相干”的话，也放不进传记里面。自己写文章，总想在白纸上重创“人生味”——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了。可是至少在此替麦先生的吉光片羽，留存在《又一章》里面。 文学香港张爱玲美国经纪人麦卡锡伯乐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