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热血与冷血
作者：徐菁菁
切·格瓦拉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时利用空闲学习打棒球（摄于1958年）
告别古巴
1966年1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为38岁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举办了一场告别宴会。宴会上的切和那张世界闻名的肖像照上的英武样貌完全不同。为了以秘密身份赴玻利维亚领导武装游击队，切在嘴里含着一块假体，这样显得胖一些。古巴情报部门的面容专家一根根连根拔掉他的头发，使发际线后移，让他看上去有50多岁。几天前，切穿着西服，戴着帽子出现。卡斯特罗把他作为一个外国朋友介绍给几名古巴部长，竟没人认出他来。
告别晚宴上，卡斯特罗几乎在不断地说话，回忆他们过去并肩战斗过的时光。最后，切跳了起来，他意识到已近凌晨，是时候出发去机场了。卡斯特罗短暂地拥抱了他，然后两个人都向后站了站，把手臂搭在对方的肩膀上。这个姿势维持了很长时间。终于，切坐进汽车，对司机说：“见鬼的，开车！”车开走了，卡斯特罗从人群里走开，独自在一边垂头坐了很久。人们想知道他是否在哭，但没人敢靠近他。黎明时分，他们听到卡斯特罗叫了一声，他的手指向天空，天上飞过的是切乘坐的飞机。
美洲国家组织特派员、乌拉圭商人拉蒙·梅纳·冈萨雷斯——切怀揣着这样的身份证件最后一次离开古巴。事实上，在切的内心里，他早已经完成告别。几天前，“拉蒙”叔叔在切的家里和孩子们一起吃了顿饭。“拉蒙”坐在桌子的顶头，那正是爸爸的位置。他对孩子们说：他最近见过他们的父亲，转达他对孩子们的爱。在他离开后，7岁的女儿问妈妈：“那个老头儿爱上我了吗？”
早在1964年夏天，切就决定回到革命战场上去。那个时候，非洲大陆上，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切把眼光投向了刚果。在他看来，那里幅员辽阔，为游击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非洲战争的性质是反对殖民政权的，因此广获人民的支持；而且苏联人并不那么关心非洲，不会像在拉美那样限制古巴游击队的手脚。
菲德尔·卡斯特罗（左）和切·格瓦拉及他的女儿在一起（摄于1963年）
在哈瓦那，国家工业部部长、国家银行行长、司令官切·格瓦拉有计划地逐步淡出公众的视线。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65年3月15日的哈瓦那机场，那时，他刚从非洲访问归来。切只跟个别他信任的人道了别。他从办公室的书房里挑了一些书，写了题词，给他最亲近的几个朋友。他把书留在书架上，没有告诉任何人，等着他们自己发现这些告别礼物。
他做好了不再归来的准备。他给卡斯特罗的一封短信，既是告别、遗嘱，也是为古巴准备的免责申明。他写道：“我正式辞去我在党内的领导职务，我的部长职务，我的司令职位，我放弃古巴公民的身份。我和古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了。”他回想过去的人生：“相信我为巩固革命胜利所做的工作足够忠诚、足够尽心尽力。”他写下了对古巴的情感：“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悲喜交加。我把一个建设者最诚挚的期望留在这里，我把我最亲爱的人留在这里，我把我如子的人民留在这里。我心底里的一部分为此而伤痛。……如果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在另一块天空下度过的，我最后想到的将是我的人民……”
切·格瓦拉和他的第二任妻子阿莱伊达及孩子们在哈瓦那家中 （摄于1966年）
切给父母留下了一封告别信，给妻子阿莱伊达一卷录音带，里面是他朗诵的他最喜欢的情诗。一天，他和阿莱伊达、保姆索菲娅一起吃午饭，切问索菲娅那些在革命中牺牲的古巴人的遗孀怎么生活。索菲娅告诉他，大多数人都再婚了。切于是转向阿莱伊达，指着他的咖啡杯说：“如果是那样，你给我上的这杯咖啡，希望能上给另外一个人。”他还给5个孩子留下一封信，要阿莱伊达在他死后读给孩子们听：“你们要记住，革命是最重要的，而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单个的人来说，无足轻重。”
1965年4月24日凌晨，切和13个古巴游击队员踏上了刚果的土地。他知道这将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在两个月前的访非途中，切和革命者们初次见面。古巴大使馆把革命领袖们同时召集过来，50多人代表10多个国家的运动组织，每个组织内部又有两种或以上的声音。他们的共识仅限于要求古巴给予经济支持，让非洲战士在古巴培训。切指出，真正的游击战士是在战场上而不是军事学院里铸就的，应该在刚果东部建立一个大据点。然而在场的人反应冷淡。切意识到，非洲还没有找到“真正的革命方向”。
切·格瓦拉的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摄于1983年）
在开罗，总统纳赛尔曾警告切，亲自带领古巴远征军不会有好结果。尽管如此，切并没能充分预估他将面临的障碍。到达刚果后，他仔细观察当地的指挥官，当提到让古巴人领导决策和参与斗争时，他说“我看不出他们中有人认可这个提议”。切到起义军的诊所帮忙，士兵中感染性病的病例数量令他吃惊，只有少数几个伤员是从前线送来的，而且都是因为意外受伤。“几乎没人对枪炮有哪怕一丁点概念。他们在玩枪的时候射伤自己，或者因为粗心大意射伤自己。”他甚至无法和士兵交流——大部分人只会说部落语言或者斯瓦希里语。起义军还普遍相信巫术，认为一种叫“达瓦”的药剂能让人刀枪不入。
阵地上，只有少数人看上去装备良好，许多人消极怠工，指挥官们常常喝得烂醉如泥。和切的游击战经验完全不同，武装队伍占据固定的位置，不训练、不侦察、不收集情报，而且逼迫当地农民给他们提供食物，使得农民通常都很害怕起义军。在行军中，士兵们除了自己的武器、弹药和毯子，其他什么都不带。切要求他们增加额外负重，比如食物，最初他们拒绝，说“我不是卡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改口揶揄：“我们不是古巴人。”6月，在进攻本德拉堡军事要塞和水电厂的战争中，战斗开始前就有三分之一的人逃跑了。
切·格瓦拉6岁时的留影（摄于1934年）
切和他的古巴士兵们饱受痢疾和热带传染病的困扰。痢疾药的副作用使人衰弱、没精神、没胃口。他埋怨药物激发了古巴人“最初的悲观情绪”，他自己也受了影响。有一次，他发烧到不省人事。还有一次，他在24个小时里跑了30趟厕所，以至他自言：“直到我跑得无力再发扬我的科学精神。”
8月时，切对刚果革命的前景已经失望。他向古巴士兵坦陈：起义军的领袖没有到前线来，自己不投入战斗，士兵们没有纪律意识和牺牲精神。“让这样的部队赢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更糟的是，后方，革命的领导人正忙于激烈的权力斗争。前线，卢旺达的图西族人和刚果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最低点。刚果起义军的重要合作伙伴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被推翻了。11月，坦桑尼亚宣布不再向刚果全国解放组织提供援助。1965年11月22日，切绝望地离开刚果。3天后，刚果军队司令约瑟夫·蒙博托推翻了政府。独裁统治在刚果持续了30年。革命真的结束了。切·格瓦拉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人。
切·格瓦拉（左一）带领游击队员在刚果的一处丛林里宿营（摄于1965年）
在卡斯特罗目送的那架飞机上，切怀着怎样的心情？刚果战败之后，他谢绝了卡斯特罗让他重回古巴的邀请，他需要在熟悉的拉美土地上成功实践自己的“游击中心论”。长久以来，他的目标并未动摇：带动整个拉美的游击运动，将革命的旗帜安插在整个美洲大陆。为什么选择玻利维亚？切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
1967年10月8日晚上，阿莱伊达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她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强烈感觉：她的丈夫正处在危急之中。第二天下午，卡斯特罗派来的人到她家时，发现她已经守候在门口了。
好莱坞电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剧照
过去10个月，切跨越国界的革命理想主义在民族和主权国家的现实面前遭遇重创。1966年12月，为了争取玻利维亚共产党的支持，切秘密会见玻共第一书记蒙赫。双方在政治、军事领导权问题上互不相让。蒙赫预言：“当人民知道这支游击队是由一个外国人领导的时候，他们就会翻脸，不再支持你们。你们尽可以英雄地死去，不要指望有朝一日能成功。”
一语成谶。切的部队途经的村庄，几乎所有人都跑光了。农民到处散布游击队的行踪，各个村的村长总是提前向政府军报告消息。在这场斗争中，切忽略了动员民众最基本的前提——政府的“合法性”。玻利维亚政府发起“市民行动”，修路、进行反游击战宣传、给农民送土地、在乡村地区分发学校用品，指责切的队伍是“卡斯特罗共产主义”特工，号召全国公民以爱国热情抗击外来入侵者。事实上，武装革命在拉美范围内正普遍落入低潮。一方面，各国的武装革命领袖陆续被捕或牺牲；另一方面，秘鲁政府和玻利维亚政府已经实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委内瑞拉的执政党也已吸收农民参加政府机构。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的文件显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拉美农村游击队总人数不超过1000人。这些国家的情况都不能跟20世纪50年代的古巴相提并论。
1961年，时任古巴工业部部长的切·格瓦拉发表演讲，呼吁民众为国家的生产建设做出努力
在最后的岁月里，切和他的部队几乎每天都在转移，寻找或者躲避政府军。游击队员们不断被捕或者牺牲。他失去了和古巴联络的渠道，也得不到农民的支持。他们总是长途跋涉，忍受酷热、寒风、大雨，到处寻找食物和水。切通过一台收音机听哈瓦那电台，那是他了解外面的唯一途径。但不久，这台收音机也在转移中丢失了。6月底，他开始犯哮喘，但没有药物。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只有尽可能地骑骡子或马。一次，腹泻和呕吐让他失去了意识，队员们用担架抬了他一天，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全身都是粪便。
10月7日，切写下了自己在玻利维亚的最后一篇日记。这天早上，他难得享受了一阵“轻松悠闲”的“田园生活”。下午，他开始担心农户会泄露游击队的行踪。他研究了政府军发布的关于游击队踪迹的战报，怀疑它是“为了转移视线”。切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阿莱伊达从睡梦中惊醒时，被捆绑的切正躺在拉伊格村校舍的地板上，农民保长诺加斯的出卖让队伍全军覆没。
1965年，切·格瓦拉和古巴游击队员在刚果靠近利奥波德维尔（今称金沙萨）的丛林中收听无线电广播
在处决切之前，中情局特工罗德里格斯问切有什么话要带给家人。切说：“告诉卡斯特罗他很快就会看到美洲革命的胜利。……告诉我妻子，要改嫁，要过得幸福。”
切的起点
1967年在玻利维亚遇害的切·格瓦拉的遗体最终于1997年10月17日运回巴西，安葬在圣克拉拉市的纪念馆中
哈瓦那往东南277公里，第六大城市圣克拉拉正位于古巴这个狭长岛屿的中端腹地，是比亚克拉拉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今天圣克拉拉的标志是城西的革命广场。广场边是1988年12月圣克拉拉市在解放30周年前夕落成的切·格瓦拉纪念馆，一尊高6.8米，重20吨的切·格瓦拉铜像屹立在那儿。他眺望古巴以南的拉美地区，身穿橄榄绿军装，右手握着一支步枪，受伤的左臂用纱布吊在脖子上。铜像边有两个钢筋混凝土筑成的花圃，较高的那个花圃壁上刻着切离开古巴去非洲前写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
1967年10月，切的遗体被放在玻利维亚巴耶格兰德镇一家医院的洗衣房里。士兵、当地人、摄影师和记者排着队来参观，医院里的修女、护士和镇上的妇女觉得切的样子很像基督，偷偷剪下他的头发保留起来。那以后，切就失踪了。
1967年10月9日，切·格瓦拉遇害第二天，他的尸体被放置在玻利维亚瓦里格兰德市一家医院的洗衣房内供人参观
1995年11月，退休的玻利维亚将军马里奥·巴加斯·萨里纳斯向美国作家乔恩·李·安德森吐露了秘密，切的尸体埋在巴耶格兰德外的飞机跑道附近。两年后，古巴和阿根廷的刑侦队伍终于在飞机跑道下一个2米深的坑里发现了切的骸骨。1997年10月，在离开古巴30年后，切回到哈瓦那，并最终被安葬在圣克拉拉的纪念馆中。卡斯特罗在他的墓前点上了长明火，陪伴切的是1967年10月前后在玻利维亚牺牲的29名战友的骨灰盒。
萨里纳斯们认为，一个无处寻觅的墓冢能够终结切·格瓦拉的神话。但事实上，正是悲壮的死亡让切从他的时代中解脱出来。1968年，巴黎的学生们高举着那张著名的格瓦拉肖像，口中呼喊着“切！切！切！”的口号走上街头。从那以后，切与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角色分道扬镳，那张带着文气的战士的脸与它背后的反叛、孤独、浪漫与永不妥协被物化成了20世纪全球最著名的文化图腾之一。
1962年，在美洲国家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各国代表以19∶1的表决结果同意美国对古巴采取禁运措施
在今天的古巴，你很难在街头找到和卡斯特罗的形象有关的东西，但切占据着博物馆、书摊、海报、建筑外墙和纪念品商店。他无处不在，仿佛从未离去。
“切之城”圣克拉拉市的中心是比达尔广场，那儿有一座19世纪独立战争英雄莱昂西奥·比达尔的纪念碑。广场周围环绕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建筑，在自由圣克拉拉饭店的大门上，细心的游客能够发现一些弹痕。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古巴圣克拉拉市切·格瓦拉的墓前点燃长明火（摄于1997年）
1958年12月26日晚上，卡斯特罗给切下达了命令——准备进攻哈瓦那。交通和通信枢纽圣克拉拉是哈瓦那的最后屏障。切一共有340名战士可供调遣。12月28日，切的队伍在黎明时分进入圣克拉拉大学。阿莱伊达的朋友洛丽塔·罗塞尔负责迎接他们。初见到游击队员的“脏乱”形象，她和父亲都吃惊极了，而切的年轻和威信更令她惊讶。一名游击队员问洛丽塔城里有多少政府军，她心惊胆战地说大概有5000人，谁料对方点点头：“很好，有我们的头儿在，不成问题。”
圣克拉拉之战成为古巴革命的决定性战役。这是切作为革命军事领袖的加冕。攻下圣克拉拉时，切只有30岁。而4年前，他还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质彬彬的医学博士埃内斯托·格瓦拉，以从事麻风病研究为人生目标。
古巴圣克拉拉市革命广场边屹立着切·格瓦拉的铜像
1928年6月14日，埃内斯托出生于阿根廷一个上流社会家庭，母亲塞莉娅·德拉·塞尔纳拥有纯粹的西班牙贵族血统，她的祖父是富有的地主，父亲是知名法律教授、医生和外交官。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来自一户没落贵族。小埃内斯托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他出生时，父母正在阿根廷米西奥内斯省经营一片200公顷的马黛茶园。依照这样的社会背景，埃内斯托似乎应当顺遂地沿着医学道路一直走下去，但实际上，正是特殊的家庭氛围使得他的人生注定不会循规蹈矩。
切曾多次回忆母亲塞莉娅对他的影响。这位贵族小姐年幼时父母就过世了，7个兄弟姐妹由一位亲戚带大。既无严厉的管教，也没有经济和生活上的负担，塞莉娅无拘无束地成长为一个先锋女性。22岁时，在家族的强烈反对下，她冒着丧失遗产继承权的危险，怀着3个月的身孕逃到一个姐姐家里，逼迫家族接受她和埃内斯托·林奇的婚姻，并站上法庭争取到了部分遗产。在埃内斯托的童年记忆中，母亲永远是对抗旧秩序的那个人。在他们生活的圈子里，她创造了很多女性的“第一”，开车、穿长裤、抽烟。
塞莉娅热衷于冒险，怀孕6个月的时候，她还在巴拉那河里游泳。有一次她差点被湍急的河水卷走，幸好两名伐木工发现了她，扔给她一条藤蔓。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这样的塞莉娅不会拘束和过分保护自己的孩子。小埃内斯托2岁时患上了严重的慢性哮喘，为了儿子的康复，一家人搬到环绕着农田和乡村的温泉小城阿尔塔格拉西亚，在那儿住了11年。塞莉娅不顾丈夫的反对，鼓励埃内斯托进行户外运动。埃内斯托和当地的一帮孩子玩到一起，骑自行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他不断考验自己的身体极限，踢足球，打乒乓球，学习骑马、射击，到山峦酒店或者当地河坝里游泳，到山上远足。有时候，儿子会因为呼吸困难倒下，被朋友们带回家，但是塞莉娅从不阻止他再次做同样的事情。
由于哮喘，埃内斯托直到9岁才进入学校。塞莉娅一直承担着儿子早期的教育工作，她热衷阅读，这个趣味也嫁接到了儿子身上。埃内斯托很快占据了父母有数千册藏书的大书房，那里有包括俄国经典作家作品在内的文学书籍，有历史、哲学和心理学著作，甚至还有马克思、克鲁泡特金和列宁的书。埃内斯托和母亲一样不仅喜欢诗歌，还自己写诗，在后来的游击战争中，他还常常在闲暇时翻看智利诗人帕勃洛·聂鲁达的作品。
埃内斯托从弗洛伊德看到杰克·伦敦，从聂鲁达读到法朗士，他甚至阅读了《资本论》的缩略本，虽然当时“一点都没懂”。17岁时，他对哲学萌发了浓厚的兴趣。他的第一本哲学手写笔记有165页，精心按照字母排序，并按照页码、主题和作者制作了索引。笔记里的词条包括爱情、永生、公正、信念、死亡、上帝、自恋和道德等等，在后来的10年，他一共编写了7本笔记。
10岁时，埃内斯托第一次对政治产生兴趣。为了向西班牙共和国总理内格林致敬，他给家里的小狗取名为内格林那。他还根据战况在地图上用小旗子标注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党军队和法西斯军队的位置。这是因为林奇夫妇从来不回避时代，相反，他们以强烈的政治热情拥抱正在极速变化的世界。埃内斯托记得，他的家庭“对所有有反对派思想的人开放。我父母的朋友中间有来自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的侨民，其中包括胡安·冈萨雷斯·阿吉拉尔博士。他是我们的邻居，前共和党政府副总理。我和我母亲一起用自己的汽车将他的子女们送到科尔多瓦市上中学。父母亲千方百计支持西班牙共和党救国委员会。胡拉多将军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小时候，我经常津津有味地听他讲内战时期的变故……”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父亲林奇加入亲同盟国的“阿根廷行动党”，他在省内游历，在公开会议上发言，他和同事们还调查了活跃在科尔多瓦的纳粹地下网络。庇隆统治时期，林奇夫妇又加入反对专制的地下战斗组织，当着埃内斯托的面，在自己家里制造炸弹，在游行示威时保护自己不受警察的袭击。埃内斯托曾亲眼目睹，母亲塞莉娅英勇地在庇隆将军信徒聚会的广场上讲话，批判他的虚伪承诺。
但是林奇夫妇并没有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加诸到孩子们身上，在这个家里，一切争论都是被允许的。阿莱伊达记得，60年代，塞莉娅到哈瓦那探望儿子一家时，她可以和切连续聊上几个小时。他们为一切问题“争吵”，从拉美政治到对世界名人的看法。“有时听到他们讲话，你会以为世纪末日要到了，其实那只不过是他们讨论问题的方式。”
埃内斯托15岁时，邻居德洛丽丝·莫亚诺就发现这一家人非常特别，他们的房子到处都是书和杂志，家里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有人饿了就开饭。孩子们可以骑着自行车从街上进到家里，一直穿过客厅，骑到后院离去。林奇一家异常直率。在他们的客厅里，客人一旦夸大其词、卖弄学问或者装腔作势，就会遭到无情的奚落。而埃内斯托是最具威胁性的一个。在学校，亲纳粹的历史老师歪曲历史，他是课上唯一敢于站起来指出其错误的学生。当右翼学生向支持同盟国的学生发起攻击，亮出刀子时，埃内斯托挥舞着书包，冲向暴徒。
但在阿根廷的政治风云中，年轻的埃内斯托只是一个旁观者。他对政治只是泛泛地关心。他后来说：“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没什么社会见解，也没参加过阿根廷的政治斗争和学生运动。”他对街头政治一直都很怀疑。1943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埃内斯托的橄榄球教练艾尔伯托·格拉纳问他是否会参加游行，反对新政权的教育和言论政策。埃内斯托回答说，要是有把左轮手枪，他就去。游行起不到效果，学生们会“被警棍打得屁股开花”。
成为切
2004年，好莱坞拍摄了电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切在其中被扮成了小说《在路上》的凯鲁亚克，浑身散发着波西米亚式的时尚气质。影片的制片人保罗·韦伯斯特说：“切很自然地融入了50和60年代的到处浪游的生活方式，有披头士引发的那种四处活动和冒险的感觉。”
整个拉丁美洲正进入政治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1949年，22岁的埃内斯托·格瓦拉和朋友骑一辆“诺顿500”摩托车开始冒险之旅。他先是走遍了整个阿根廷，继而在不久后的第二次旅行中探索了拉美诸国。旅行中有许多荒唐事。他们在太平洋港口城市瓦尔迪维亚，以“麻风病专家”的身份拜访当地报纸，天真的报纸对他们的旅程大书特书。在小城劳塔罗，埃内斯托邀请已婚女人当着其丈夫的面跳舞，被愤怒的人们追着逃出舞会。
但在年轻人的荒唐之余，埃内斯托形成了自己对拉美世界的认知。这是他第一次跨越舶来的欧洲文化，深入阿根廷和拉美的内陆地区。他目睹拥有土地的大家族成为政治寡头，拥有无限的财富和特权，他们之下是穷困潦倒的印第安人和平民阶层。
在家里，塞莉娅的开放精神为埃内斯托打开了社会的大门。她常开车送别人的孩子上下学，自掏腰包在学校开创了“每日一杯奶”的活动，确保穷人的孩子也能保证营养。她结识各种肤色的人，从不考虑他们的社会地位。在林奇家，埃内斯托的朋友碰到过做擦鞋匠的游历画家、流浪的厄瓜多尔诗人和大学教授，他们有时会借宿一个月之久。但埃内斯托从未有机会深入接触过拉美沉默的大多数。
而这次冒险正是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完成的。在旅途中，埃内斯托的钱包见底，他只能沿途“行乞”，搭帐篷露宿，或者在别人家的车库、厨房、谷仓里支起帆布床。他们甚至常常光顾警察局，与各色罪犯一起在牢房里吃住。
他为一名患有哮喘、心脏也不好的年轻女仆看病，忍受她房间里弥漫的臭味，和她家人的刻薄言语，对贫困的无情产生了最直观的感受：“在那里，一些人能想到的最遥远的未来就是明天，在这些人最后的日子里，人们看到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人民生活的悲剧；在那些绝望的眼睛里，总是有顺从的歉意，绝望地乞求着业已消失的慰藉，就像他们的身体很快就会消失在我们周围无穷的困难中一样。这种建立在荒谬的等级意识上的东西还会持续多久，我没办法回答，不过到了管理者少花点时间宣传他们的执政热情的时候了。”
在智利，埃内斯托专程去看了由美国矿业巨头经营的丘基卡马塔铜矿。在路上，在寸草不生的沙漠山区，他碰到一对夫妇。丈夫是曾因罢工入狱的矿工，他的同伴在被捕后都失踪了。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因此找不到工作。夫妇两人将孩子寄养在邻居家里，到深山里条件恶劣但无人过问政治的硫黄矿打工。埃内斯托在日记里用很长篇幅写到这次遭遇：“我们在一支蜡烛的烛光下……这个工人穷困的外表发出一种神秘和悲剧的气息……夫妇俩在沙漠寒冷的夜里冻得身体僵直，互相抱着对方。他们是世界上所有底层人民活生生的写照。他们甚至没有一条破毯子可盖，于是我们给了他们一条，我们用剩下的其他毯子把自己尽可能裹得结结实实。那是我觉得最冷的时刻之一，不过在这个时刻，我也感受到了对这个陌生人的更多兄弟情谊。”
此后的丘基卡马塔之旅变成了一次政治体验。埃内斯托轻蔑地称铜矿的美国管理者为“金发碧眼，只求效率、傲慢无礼的主子”。他在日记里用一个章节专门描写了铜矿的生产过程和它对智利的重要性。他评论说，丘基卡马塔四周富含矿藏的群山同样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他拍摄了大量照片。“最触目惊心的当属矿区坟场。坟场里只掩埋了少部分死者的尸骨，而绝大多数死于硅肺、矿井塌方以及矿山里的恶劣气候条件的矿工，根本无人收尸。”
在秘鲁的安第斯山区，这个白皮肤的年轻人第一次跻身在印第安人当中。他在拥挤的卡车里旅行，车上的印第安人身上长着虱子，发出臭味。他发现火车上为印第安人准备的脏兮兮的三等车厢，可以与阿根廷的运牛车厢相比。在库斯科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埃内斯托待了几个小时，了解印加古迹和它的文明。他鄙视那些坐在舒服大巴上造访马丘比丘的美国游客，对美洲本土“被征服的民族”萌生了深切的感情。
在秘鲁首都利马，埃内斯托拜访了麻风病专家雨果·佩斯，对他产生了特殊的共鸣。佩斯是秘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何塞·玛利亚特吉的追随者，相信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农民阶级被剥夺了公民权，他们是潜在的革命力量。埃内斯托正在寻找一种能够指导他的社会思想，佩斯的出现恰逢其时。10年后，切·格瓦拉把他的第一本书《游击战》送给佩斯时在献词中写道：“致雨果·佩斯博士：他可能不知道，是他让我对人生和社会的态度产生了重大转变，我的冒险精神依旧，不过我的目标更加符合美洲的要求了。”
1952年，埃内斯托回到阿根廷完成自己的医学博士学位。他回顾刚刚完成的这次旅行：“‘我’不是我了；至少我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旅行在他身上留下一生的印记。24岁生日时，埃内斯托第一次宣布自己是一个“拉美人”：“……我们坚信……（拉丁）美洲分化成了虚幻、不确定的多个国家，这完全是假象。……为了让我自己摆脱狭隘的地方主义，我为秘鲁干杯，为团结的美洲干杯。”
但是，当时的埃内斯托还未决心做一名革命战士。1953年，他拿到博士学位，决定和朋友卡利萨到委内瑞拉的皮萨尼诊所从事医学研究工作。7月7日，他穿着弟弟罗伯托赠送的军装，登上了远行的火车。母亲塞莉娅从站台望着自己的儿子，突然意识到他的未来和命运，她抓住罗伯托未婚妻玛蒂尔德的手，绝望地说：“我的儿子走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正如母亲冥冥之中预料的那样，美洲的政治前途对埃内斯托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医学本身。朋友告诉他，危地马拉的左派革命正在挑战美国势力，其结果可能决定拉美的未来。这立刻燃起了他的兴趣。埃内斯托把职业前途抛诸脑后，辗转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当他穿越萨尔多瓦的火山，在1953年12月24日抵达危地马拉城时，兜里只剩下3块钱。
在危地马拉，埃内斯托结识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30岁的伊尔达·加德亚。她是秘鲁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青年团的流亡领袖，在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任职。通过伊尔达，埃内斯托进入左翼流亡者的圈子。他每天都和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流亡者一起探讨和辩论，他读了更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书。在给姑妈的信里，他以慷慨激昂的姿态宣告自己的信仰：“我在斯大林同志的画像前宣誓，在看见这些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消失之前，我不会停歇。”署名是：“您钢铁铸就的、肚子空空的、充满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的侄子。”在那儿，埃内斯托还注意到几名古巴流亡者的与众不同——他们并不是手无寸铁的书生，而是武装起义反抗独裁的老手。他们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由于埃内斯托习惯用“切”这个词来打招呼，被古巴人俏皮地起了外号：“说切的阿根廷人。”
在危地马拉，政治局势急速发酵。美国跨国垄断巨头“联合果品公司”掌控着危地马拉的经济命脉，总统阿本斯推动通过了以农业改革为内容的“900号法案”，宣布收回被“联合果品公司”闲置的近40万英亩土地，以近乎无偿的方式再分配给贫困农民。1953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制定了推翻阿本斯政权的绝密计划——“成功行动”。1954年6月16日，埃内斯托26岁生日两天后，美国雇佣军轰炸危地马拉。埃内斯托亲眼看到人们在炮火中发狂地奔跑。军队叛变，阿本斯总统躲进墨西哥大使馆，美国人所扶植的“解放军”首脑阿马斯成为新的总统。
格瓦拉后来回忆，在危地马拉，他成为一名医生的想法随着阿本斯政府一道被颠覆了：“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根本现实……首先必须要有革命，一个人独自努力，不论理想有多纯粹，都是没有价值的。要想有作为，必须开展革命。”几个月后，他在和家人的通信中明确宣布自己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他谈到理由：“在危地马拉陷落后的大屠杀中，我看到每个人都只想着如何救自己的命，（可是）共产党人仍坚持他们的信念，坚持紧密的同志情谊，他们是唯一继续工作的队伍。……我相信他们值得尊重。”
也就是在1954年，追随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收到在墨西哥城聚集的命令。埃内斯托随着他的古巴朋友一起逃亡到墨西哥。很快他和劳尔·卡斯特罗在一个小公寓里见了面，两人立刻一面如故，之后，他们几乎天天碰头。1955年7月，出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抵达墨西哥。在倾谈了几个小时后，埃内斯托觉得菲德尔“年轻、睿智、非常自信、勇气非凡。我觉得我们意气相投……我只会全力支持像他那样的人……（是时候）停止喊口号，开始战斗了”。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卡斯特罗让他加入游击队的邀请。在登记名册上，他在第一页第一行签下自己的名字。从那时起，埃内斯托变成了“切”。
热血与冷血
1958年，340名游击战士拿下了5000名政府军驻守的圣克拉拉。切的“敢死队”占领火车站，截下了22节装满高射炮、机枪和弹药的车厢。“敢死队是革命队伍的楷模。”切后来写道：“只有精心挑选过来的志愿者才能加入这支队伍。不过，无论何时一名队员牺牲——这是几乎每场战斗都会发生的事情，都会提名新的候选人，没有被选中的人会十分伤心，甚至痛哭出声……因为他们无法拥有到战斗前线甚至在前线战死的荣誉。”
许多熟悉切的人都说，切的身体里有种传教士的气质，与之相伴的则是赴死殉道的决心。作为严重哮喘病患者，切从幼年起就不断地重复经历那种窒息时濒临死亡的感觉。在与疾病的对抗中，他习惯用意志将自己逼迫到极点，完全超越对死亡的恐惧。他是怀着同样的决心走向游击战场的。
1956年，在墨西哥，切带着自己的哮喘吸入器接受了游击战训练。为了减轻体重，他完全改掉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他笑话战友们每天训练结束后都要洗澡换衣服：“那很好，不过在山里他们怎么办？”他不完全信任的人，一概不接触。除了古巴人，他很少再见其他人。他甚至已经为革命胜利后的工作做准备，开始阅读亚当·斯密、凯恩斯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以及毛泽东和苏联文献。
在两年的游击战斗中，切对残酷习以为常。1956年11月25日凌晨2时，队伍在古巴科罗拉达斯海滩登陆时就遭到了政府军的袭击，一枚炮弹爆炸击中了切的颈部，他一度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在82个登陆的战士里，只有22人生还最终抵达目的地马埃斯特腊山。
马埃斯特腊山脉位于古巴的最东段，是加勒比海岸和内陆的天然屏障，靠近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20世纪50年代，这里尚是一片蛮荒之地。火药和鲜血的味道，连同艰苦的生活都让切感到兴奋。在给伊尔达的信中，他写道：“我还活着，渴望浴血奋战，写下这些洋溢着马蒂（古巴独立英雄）精神的文字。我就像真正的战士一样（至少我的衣服又脏又破），在一块马口铁上写这封信，枪就放在身边。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嘴里还叼着一支雪茄。”
切总是战斗中最不畏惧死亡的那一个。有一次，在敌人的轰炸中，包括卡斯特罗，所有人都逃了，但切留在后面，集中掉队的队员，找回被扔掉的装备、武器和卡斯特罗的司令帽。哮喘病发作时，切整夜无法睡觉，但他总是能在马拉松式的行军中奋力坚持下来。只有一次，敌军正爬上来占领山脊，切差点撑不下去，战友路易斯·克莱斯波陪在他身边，对他使用激将法，威胁并用步枪托打他，骂他是“阿根廷婊子养的”。
安德森在《切·格瓦拉传》里评价切：“他认为自己的信仰有无限的边界。他相信正在做的事情从历史上看是势在必行的。因此他总是一个评判者。其他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对于武装革命，切交出了自己的一切，“每天早上他都做好了为这个事业杀戮和牺牲的心理准备”，他同时也要求其他人和他有同样的付出。
在他眼中的朋友面前，切表现得极为亲切。在起义军里，他充当了三重角色：战斗指挥官、政治委员和医生。他教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游击队员读书写字，为受过教育的人组织学习小组活动。作为指挥官，他知道在发起进攻前先撤退平民，在战场上避免增加新的伤亡的风险。他还竭力用他的医术，让伤员重返健康。
同时，切出了名的苛刻严格。士兵们常常受罚。每次进行惩罚，切会做出解释，讲述自我牺牲、个人榜样和社会觉悟的重要性。一次，几个年轻人拒绝吃质量很差的伙食，切威胁要枪毙他们，在卡斯特罗的干预下，他最终罚他们5天不许吃饭。“这样他们就能知道真正的饥饿是什么滋味。”他说。而其他指挥官根本不会留心这些事情。但士兵们知道，切对自己有着同样的要求。他拒绝他的职务应该享受的额外待遇，也在战斗中和他们一同承担风险。很多无法承受艰苦条件和严格要求的人半途退出切的队伍，但对那些坚持下来的人来说，“跟着切”本身就是一种骄傲。切就是他们的导师。到马埃斯特腊山区采访的乌拉圭记者古蒂埃雷斯写道：“这里没有命令，没有许可，没有军队礼节，拉梅萨的游击队表现出一种更为亲密的纪律性，这种纪律性是从他们对领袖的信任中生发出来的。……格瓦拉无须抛弃他的阿根廷式粗鲁来显示他对手下战士的热爱，战士们以同样的男性沉默回报他，带着一种比简单的服从更为深厚的忠诚。”
从哈瓦那穿越海底隧道，卡瓦尼亚要塞与老城隔海相望。这里的防御工事已经有四五百年历史，最初是为抵御加勒比海盗修建的。今天，一座格瓦拉纪念馆位于要塞的边缘位置，外墙上手写体的暗红色“Che”来自切的亲笔签名。
1959年1月，卡斯特罗的部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后，这是切在哈瓦那的第一个工作地点。那个时候，切的声望登峰造极，甚至超过了卡斯特罗。古巴诗人、共产党人尼古拉斯·纪连为切写了首诗，把他和民族英雄何塞·德·圣马丁相提并论，在古巴民众中得到了广泛共鸣。糖业专家博罗托回忆：“切已经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亲眼见到他对很多古巴人来说简直就像在做梦。你得揉揉自己的眼睛。他身体结实，皮肤很白，长着栗色的头发，很有魅力。”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切浪漫的英雄形象背后是一个冷血残酷的刽子手。切在卡瓦尼亚的办公室和卧室现在对公众开放。办公室正中横着一张银灰色办公桌，桌上一角摆着一台黑色拨盘电话，桌子后面插着一面古巴国旗。卧室中的陈设也同样简单，一张单人床，一个五斗橱，橱柜上摆着镜子、台灯和他专用的马黛茶杯。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需要清肃政府军，对叛徒、密探和战争犯实施革命裁决，巩固起义军的胜利果实。这项必须进行的工作交到了切手里。
被切委任负责“清洗委员会”工作的埃斯特拉达回忆，审判从晚上八九点开始，通常凌晨两三点进行裁决。埃斯特拉达的工作是收集证据、采集证词以及为审判做准备工作。最高检察官切坐在他的旁边，对这些人的生死做最终判决。一共在300多份判决书上写下“Che”的签名，随后这些战犯都被押赴刑场。
对于这些判决的性质，人们从来没有达成共识。在国外，美国公开指责古巴是在搞屠杀。但法院院长伯雷格坚持，切的判决非常谨慎。审判时，目击者、死者、被虐者的家属或被虐者本人都会到场。《切·格瓦拉传》的作者、美国作家乔恩·李·安德森也为他辩护道：“我还未找到任何一个可靠的原始资料表明切曾处死‘无辜者’的案例。由格瓦拉下令处死的人所犯罪行都是应在战争或战后处死的重罪，如临阵脱逃、卖国求荣或者强奸、拷打或谋杀。我必须补充一句，此研究历时5年，包括在迈阿密和其他地方的美籍古巴流亡社区中的反卡斯特罗主义古巴人在内。”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古巴人被一种革命后的热忱裹挟着，伯雷格的压力反而是法庭上的群众苛责他的裁决太仁慈。1959年1月底，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体育馆主持了公开审判来回应美国的指责：“前来看审判的外国记者被大声辱骂的人群和要求采取死刑判决的歇斯底里的呼声赶跑了。”
切没有对这些争论做出直接回应，他似乎一直秉持着一种近乎残酷的冷静。他认为，危地马拉的阿本斯之所以被颠覆，就是因为他没有清除军队里的不忠分子，让美国中情局的人渗透进来。古巴绝不能重复这个错误。对于切来说，革命是最高的宗旨，包括他自己在内，任何个别人的牺牲都是理所应当的。换句话说，对敌人的残酷无情也同样理所应当。
1958年2月17日，在马埃斯特腊山，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第一次处死了队伍中的叛徒欧蒂米奥·盖拉。所有目击者都从未公开谈论这场处决。但切在日记里坦率地写道：“这种情况对我们、对欧蒂米奥都不好受，所以我决定解决这个困境，我用一支点32手枪冲他的头部打了一枪，子弹从大脑前颞叶穿出。他喘息了一会儿后，死了。”这段描述的精准和冷静显示了切的超然态度，为革命“解决困境”的行为并不会让他背负任何心理负担。从那以后，他就以对背叛革命者的冷血闻名了。
1959年，格瓦拉·林奇到哈瓦那来看望儿子。他看到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切跳下吉普车，质问一个正在执勤的年轻人，缴了他的枪，用一种坚决的冷冰冰的语气下令逮捕他。“我看到那个孩子脸上绝望的表情。”林奇回忆，“我问（切）为什么要逮捕他。他回答说：老爸，在这儿不许有人在执勤的时候睡觉，因为这会让整个兵营陷入危险之中。”林奇写道，在那一刻之前，他都还以为眼前的年轻人就是“195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跟他们告别的那个孩子”，现在他知道自己错了。
堂吉诃德的失败
在后世对切·格瓦拉的膜拜中，他激进的革命热情被解构成为反叛、理想主义、永不妥协。切戴着缀着红星的贝雷帽，永远是那个勇敢奔波的游击战士。而1959到1966年赴刚果前的切，似乎从来不是那个文化图腾中的一部分。阿莱伊达说，切至少读过6遍《堂吉诃德》。在治理国家的6年多时光里，切遇到了那个他永远无法打败的风车。
革命胜利之初的古巴，好像加勒比海上的一叶扁舟。卡斯特罗虽然已经夺权，但革命并不是完全依赖军事胜利完成的。他在山区的帐篷里和两个反对派别临时结盟。在国内，他仍有许多尖锐的反对者。以蔗糖为生的古巴的经济命脉依然牢牢掌握在大地主和美国资本家手里。华盛顿关于古巴共产主义化的论调随时可能招致一场暴风骤雨般的颠覆。
古巴应该走怎样一条路？卡斯特罗和切的看法有本质区别。他们是性格上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卡斯特罗富有领袖魅力，擅长政治手腕，对于他来说，生存是新政权的首要目标，为此，和以往一样，他随时准备根据政治结盟的需要调整自己的立场。他清醒地意识到古巴的命运尚掌握在美国手里，他一面怀着十二分的戒备，让切整顿军队，预备美国人的武装颠覆，一面否认古巴革命的共产主义性质，小心翼翼地试探华盛顿的态度。1960年4月，卡斯特罗飞往华盛顿。他放低姿态，重申外国人在古巴投资的承诺，坚持土改法案只会影响无人照管或者未被使用的土地。他劝说更多的美国人到古巴旅游，希望美国这个古巴最大的蔗糖买家能够提高从古巴进口蔗糖的配额。他还说会尊重两国间的双边防卫协定，允许美国海军使用关塔那摩海湾，反对共产主义。
切不像卡斯特罗那样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他不擅长、也不欣赏政治妥协，更不会摆政治姿态，说政治谎言。在国际政治面前，切显得既天真又冒失。1960年，切第一次以国家领袖的身份出访。在印度，尼赫鲁为他设宴。在印度总理喋喋不休地介绍了两个多小时的菜肴后，切憋不住问：“总理先生，你怎么看共产主义中国？”尼赫鲁脸上显出漫不经心的表情，答道：“司令先生，你尝过这些美味的苹果了吗？”切追问：“总理先生，你读过毛泽东的作品吗？”“啊，司令先生，你喜欢这些苹果，我真是太高兴了。”尼赫鲁的态度是切不能理解的。
在雅加达，见苏加诺之前，阿根廷驻雅加达大使给切讲了许多八卦，包括赫鲁晓夫送给苏加诺一位俄罗斯女人。切到苏加诺的宫殿与他见面，苏加诺坚持带切参观自己的油画收藏。切开始不耐烦起来，他打破沉默：“苏加诺先生，我们一直参观，可是还没见到那个可爱的俄罗斯姑娘，他们说这是您最好的收藏。”作为翻译随访的阿根廷大使差点吓晕，赶紧用一个经济问题偷梁换柱。事后，切还大笑了一番。
革命是切的一切理想。古巴只是一个起点，一个拉美全面革命的据点。就像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立场一样，他也不惮直言他的打算。1960年1月，切就在哈瓦那发表了《起义军的社会计划》的演讲，他宣布：“我们的美洲兄弟和我们有着同样的地理条件，这样就可以进行土地革命，在田野、山区进行斗争，然后再发展到城市。……这次革命不仅是古巴人民的革命，因为它已经触动了整个美洲的正义良知……这次革命给拉美的专制统治者们和实行垄断政策的外国公司敲响警钟，因为他们是人民政权的敌人。”切已经着手向尼加拉瓜人提供帮助，帮他们组建游击队，并组建一个革命党派领导这支队伍。他在卡瓦尼亚和来自其他国家的革命者见面，这并不是一个被严密保守的秘密。
卡斯特罗在华盛顿遭遇了滑铁卢。根据切的演讲和表现，美国认为“古巴成为对抗其他拉美政府革命活动的基地”，切是最大的危险人物。
但是那个时候，危险的切对于古巴来说意味着一种机遇。1960年切的出访有一个隐藏的目的。卡斯特罗希望能绕过美国，把古巴的蔗糖卖给苏联人。共产主义的切是与苏联接触的最合适人选，他的表现早就得到苏联人的特别关注。1959年1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就决定派遣阿列克谢耶夫秘密赴哈瓦那。切在访问时在开罗和苏联人秘密接触了两次。10月在回到古巴三周后，“塔斯社记者”阿列克谢耶夫拜访了他。他们谈得很投机，从深夜两点一直聊到几乎天亮。快结束的时候，切对他说：“如果没有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的帮助，我们无法获得革命胜利，也无法维持革命。”说完，他强调这是他的个人观点。阿列克谢耶夫说，他很希望了解其他革命领袖的想法，问切能否帮助他安排与卡斯特罗见面。“问题是卡斯特罗不喜欢和记者说话。”切说。阿列克谢耶夫看着他：“我的目的不是要采访他，不是为了做新闻。”切明白了。1960年2月，苏联副总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到访了哈瓦那。
用阿列克谢耶夫的话说：“切实际上是我们和古巴关系的设计师。”但满怀革命浪漫主义的切对苏联也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1961年10月，阿列克谢耶夫根据赫鲁晓夫的要求，向古巴政府提出了在古巴设置核火箭的提议。出乎他的意料。古巴人同意了。切热切支持了这个想法，因为“任何能够阻挡美国人的东西都有价值”。
1962年10月，一颗苏联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美国侦察机，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在时局最紧张的时刻，卡斯特罗给赫鲁晓夫发电报，希望莫斯科能在美国进行地面进攻的时候率先发射导弹，他向赫鲁晓夫保证他和古巴人民准备誓死战斗。但仅仅一天后，卡斯特罗得知，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完全背着古巴达成了一项协议——苏联人撤出导弹，美国人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丘比特导弹。据说，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卡斯特罗勃然大怒，一拳打碎了一面镜子。而切在危机发生几周后，还忍不住让英国《工人日报》的记者萨姆·罗素发表他对苏联人背叛的愤怒。
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收缩了在拉美的活动，莫斯科宣布要与华盛顿“和平共处”。卡斯特罗接受了现实——1963年春，他在访苏时发表了联合声明。他重申古巴支持“社会主义联盟”，支持莫斯科的“和平共处”政策。他和苏联达成了完全一致，古巴“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建立与美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对于卡斯特罗来说，这不过是一笔公平的交易，他换回一份合同，未来6年，苏联将向古巴购买2400万吨的糖。
对切来说，“和平共处”与推进拉美武装革命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对于苏联来说，切在政治上变成了一个大麻烦。在克里姆林宫的保守人士看来，古巴是想爬进社会主义阵营的野心家，他们担心切会削弱莫斯科在拉美共产党中的领导权，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切更青睐北京而不是莫斯科。从1962年底，苏联就在切身边安置了一个克格勃特工，他的公开身份是苏联大使馆文化专员，切的新任俄语翻译。
在古巴国内，切从1959年开始就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他被任命为国家工业部部长，兼任国家银行行长。在卡斯特罗的核心领导圈里，并没有对经济在行的人选。切的优势是在游击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进行过经济基础建设。
在切的头脑中，经济并不关乎经济，而在于革命。在1959年的蔗糖收获季节，他考虑将每天的工作时间从8小时变成6小时。顾问告诉他，这么做虽然能够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但很可能在全古巴的劳动力市场掀起类似的减少工作量的浪潮，这样会提高蔗糖生产的成本，影响古巴在国际市场上的收益。“也许你是对的。”切回答，“不过你看，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古巴的失业问题。”是卡斯特罗最终打消了他的想法，因为他还无法承担与古巴和美国资本家为敌的后果。
切接管国家银行时，建筑师尼古拉斯·奎因塔纳正在负责为银行修建32层的大楼，那是前任银行行长帕索斯遗留的项目，新银行大楼的地基已经铺好。他去银行见切，建议购买美国公司的电梯。切说，他认为楼梯就行了，如果他这样有哮喘的人都能爬上楼，其他人为什么不能？切提出，要把大楼厕所的数量削减一半。奎因塔纳回答：“在革命时期，人们上卫生间的次数和从前是一样的。”切反驳道：“新人不一样，他们可以牺牲。”奎因塔纳突然明白，切根本不想建这座大楼。几年后，原来计划修建大楼的地方变成了阿梅贺拉斯医院。不久，切在新发行的10比索和20比索钞票上签了自己的名。人们很快发现，新行长认为钞票是根本不应当存在的东西，也无须去探究它的使用规律。1959年在古巴市场上有5.1亿比索在流通，而次年，流通比索的总量就达到了10亿，几个月后更是飙升到11.8亿，而此时还有约4.7亿面值的比索即将投放。
切曾对奎因塔纳说：“革命让人不舒服，不过这是必需的，革命进程中的一部分是服务于未来的公正的。”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者，切认为革命的内核是要消除个人主义。他极端排斥物质，也否认人普遍的物质追求。他说：“在古巴，个人主义必须消失。明天，所有个人应该适当地应用个人主义为社会的绝对利益服务。”他提炼出一个词——“新人”，作为新古巴人的代表，而这个“新人”和他自己画上了等号。他拒绝给家人提供旅费来古巴看他，林奇夫妇不得不自己攒钱，他们必须为在古巴的一切消费自掏腰包。
切欣赏他访问中国时的义务劳动，想把这个概念完全复制到古巴。他每个周六都到工厂的总装线上帮忙，去砍甘蔗或者在建设工地搬砖。不久后，他身边每个想让切保持对自己好感的人都开始放弃自己周六在家的休息时光，和切一起劳动。切的计划后来被称为“模拟社会主义”，其原则是个人通过不计报酬地为社会工作，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觉悟。
切拒绝领取国家银行行长的工资，在工业部他同样压低自己的薪水。副部长奥兰多·伯雷格为此不得不把多出来的钱捐给土地改革基金。有一次伯雷格收了一辆古巴富人流亡后留下的捷豹跑车。一周后的一天，他在车库里遇到切，切走过去冲他喊：“你就像个拉皮条的！”后来他在办公室对伯雷格说，他应该开一辆便宜的车，就像他自己那辆旧的绿色雪佛兰“羚羊”。不久后，伯雷格得到了一辆和老板几乎一样的车，他开了12年。“切超级严格。”伯雷格说，“……就像上帝。”
“上帝”切认为所有古巴人都应该怀有超脱物质的情怀。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勒内·杜蒙在走访古巴全国后认为，新建立的农业合作社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工人不认为自己是主人，他劝说切考虑一个方案，工人在淡季进行额外工作可以得到报酬。切激烈地反对了这个想法。他说：古巴工人需要的不是做主的感觉，而是责任感。他向杜蒙解释了一种社会主义成员的理想形象，他们对商业利益不感兴趣，为社会工作，而不是为利润工作。他直接批判了苏联在工业上的成功。他认为，苏联的每个人都在工作、奋斗，但那不过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不认为苏联人真的是“新人”，因为他没发现他们和美国人有什么实质的区别。杜蒙评价说：“切的想法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阶段。”
作为工业部部长，切设想建立健全的工业体系，古巴将能制造大型船舶、机械，还能利用榨糖的废渣造纸，为工业提供原料。最初，他认为只要依靠苏联，一切就都不是问题。在切的工业部里，捷克和苏联的顾问和南美的第一代经济学家并肩工作。圣诞老人、英语学习都消失了，俄语成了新的第二语言。切每周要进行两次俄语学习。但是革命领袖们没有完全预料到经济建设的困难程度，旧体制破碎后，新体制还无法满足古巴当前的需求。美国采取的全面封锁紧紧扼住了古巴的喉咙。苏联石油的硫含量很高，腐蚀了美国炼油厂的管道，而东方阵营来的技术人员也无法操纵美国人留在古巴的先进机器。很多从苏联阵营购买的工业设备质量并不过关，或者已经过时。切需要生产建筑材料，但两个大型砖窑竟然都因为没有耐火砖而限制了生产。从前的纺织厂也关门了，因为生产的棉线质量“不太稳定”。
在内忧和外患的夹击下，1962年，在切担任工业部部长一年后，古巴经济开始滑坡，蔗糖产量甚至低于50年代中期500万吨的最低数；大米、玉米产量也大幅下滑，导致卡斯特罗不得不在3月12日宣布，从1962年3月19日起实行食品配给制。1964年，针对前两年甘蔗歉收的情况，切定出1964年的蔗糖产量应达到550万吨、1965年700万吨、1970年1000万吨的目标。这意味着，切承认了工业化道路的失败。古巴由美国的“糖罐”变成了苏联的“糖罐”。
在国内和国外，切的敌人都变得越来越多。伯雷格承认，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切的革命道德洁癖和个性。他怀疑任何主动给他提供好处的人，认为这表现出唯唯诺诺的迎合，甚至是道德腐败。一次，一名新来的保镖把切的靴子擦得亮亮的，切从后面踢了他一脚，叫他马屁精。在古巴，很多结了婚的男人会同时拥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妻子”，同时和几个女人生下孩子。总有很多女人像追星族一样围在切身边，但切一直履行一夫一妻制。他年轻时从来都喜欢漂亮女人，但他学会了克制。
甚至，他与古巴文化的格格不入也变得愈发明显。“古巴人喜欢聚会，但切不喜欢，很少邀请人去他家里，也不去别人家里。他最好的朋友伯雷格住在与他家距离两个街区的地方，可切只去过他家一次。在古巴，人人都爱跳舞，可切喜欢听探戈舞曲，他是音乐盲，从不跳舞。所有古巴人都喜欢去海滩，但切从不游泳。古巴人爱和朋友一起喝朗姆酒，但切从来不喝。有红酒的时候，他会喝上一点。古巴人爱喝咖啡，他爱马黛茶。古巴人爱吃烤猪肉，他爱烤牛排。古巴人喜欢直白地开玩笑，但切喜欢刻薄地冷嘲热讽……他常说自己是一个拉美人，他想象把所有拉美国家统一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但他仍然是个阿根廷人，他最好的朋友、可以和他最无所顾忌谈话的人，都是阿根廷人。”
朋友艾尔伯托·格拉纳多注意到，作为国家领袖的切并不快乐，他身上笼罩着一股阴郁的气息。他剪掉了长发，还是戴着贝雷帽，一成不变地穿着橄榄绿的军装，不过已经发福了。伊尔达也发现他极度疲惫。他的工作从周一排到周六，包括晚上。星期天上午他又会去参加义务劳动，下午，他会坐在客厅地板上，跟孩子和宠物狗一起玩，看拳击赛和足球赛。更多时候，他会把自己关在放满了书的顶层办公室里。那里的装饰品只有一个列宁的铜像、一个玻利瓦尔的铜像和一幅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照片。
1962到1965年的古巴，政界和理论界爆发了一场理论论争，其焦点是两种经济体制的矛盾：非中央集权的独立核算制和中央集权的预算制。前者强调其产品具有商品的性质，企业的成功视其效益而定，个人的收入直接与劳动量挂钩。这种体制最先由农业部门提出并试行，后来外贸部门也随之实行。后一种体制与它相反，每个企业都是国家计划下的生产单位，产品在企业之间的交换不具有商品性质，劳动者的报酬与劳动量并没有直接联系。这种体制主要在工业部门实行。身为工业部部长和国家银行行长的切是中央集权预算制派的主将，在他看来这实际上是一场“物质动力”和“道德动力”的斗争。1965年，在卡斯特罗的干预下，这场论战戛然而止。切的理论并没有占据上风。这或许让切更为失望：和平年代塑造“新人”是一个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对人性中本能的克服乃至根除，只有在战争条件下才能实现。
很多和他关系密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看法：切实际上一直期待着美国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入侵。那个时候，革命的热忱才能再次燃烧古巴，进而席卷整个拉美大陆。但在1965年，这种可能性已经很小。在去刚果之前，切给父母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的脚跟又一次感觉到了罗西南德（堂吉诃德的坐骑）的肋骨，我手持盾牌，重新上路。”
（参考文献：《切·格瓦拉传》，乔恩·李·安德森著，马昕译，长江文艺出版社；《格瓦拉为什么出走》，程映虹著，原载《读书》；《切·格瓦拉——未公开的档案》，尤里·加夫里科夫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拉美国家苏联美洲文明游击队人生美国工作伟大美国革命古巴卡斯特罗格瓦拉游击战古巴共产党名人哈瓦那经历共产主义国家切格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