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到“解冻”的古巴

2014年12月17日，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向古巴人民和国际媒体发表关于古美关系的讲话。图为哈瓦那市民聚在一起观看劳尔·卡斯特罗演讲的电视直播

时隔54年，星条旗终于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楼前重新升起。

退役海军陆战队员吉姆·特雷西、拉里·莫里斯和弗朗西斯·伊斯特将折叠好的旗帜交给一名中士，随后目送国旗缓缓上升。1961年1月，正是他们三人承担了那项极为难堪的任务：在古巴民众的注视下降下星条旗，封闭馆舍准备撤离。他们当然不曾料到，自己要过半个多世纪才能把同一面旗帜带回到哈瓦那。

那是古巴革命胜利的第三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不过35岁，切·格瓦拉31岁，领导美苏两国的还是约翰·肯尼迪和尼基塔·赫鲁晓夫，贝拉克·奥巴马要在好几个月之后才会出生。所有的主角都坚信自己正在跨过的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卡斯特罗相信他能建成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强国，格瓦拉相信他能将革命的火种散播到整个美洲，赫鲁晓夫相信他在加勒比海获得了挫败美国的利器，肯尼迪相信他很快就能遏制“赤潮”。

他们最终都失败了。

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种令人窒息的官僚气味不同，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他曾通过广场演讲、当面指示等方式，绕过政府实行直接民主。为了抨击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老人政治，他宣称不会允许超过60岁的人继续待在领导岗位上。到1976年为止，古巴依然保留着总统一职，1991年之后还允许党员信仰宗教。而惠及全国的免费医疗和教育网络，在覆盖范围和公平性上甚至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古巴的人均寿命达到了与美国相当的77岁，识字率超过99%，鼎盛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高达7.5%。

8月15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中）访问古巴，出席美国驻古巴大使馆重新开馆仪式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古巴，与真正的繁荣依旧相去甚远。由于在经互会体制内获得了大量的廉价石油和蔗糖销售收入，古巴几乎将自己的经济结构弱化成了单一的蔗糖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大大下降。出售蔗糖的收入被随意地花费在输出革命和各种无节制的计划当中，日用品和农产品生产却日益萎缩，导致普遍的短缺。数以万计的古巴人开始尝试偷渡佛罗里达海峡，奔赴对岸的美国。这样的离境者累计高达100多万人，相当于古巴总人口的1/10。美国海岸警卫队甚至不得不建立一套标准来制止汹涌流入的古巴移民：在被发现前已经踏上美国领土的称为“干脚”，可以获得庇护；还在海水中挣扎的称为“湿脚”，需要被遣返。在这些“干脚”中，也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亲生女儿阿丽娜·费尔南德斯。

满脸络腮胡子、雪茄不离手的卡斯特罗终究没能兑现在60岁以前退休的承诺。在他65岁这一年，苏联解体，古巴丧失了53%的进口贸易额和70%的出口市场，能源进口量缩水50%。三年之内，35%的国内生产总值和39%的人均收入快速“蒸发”，农业、交通和工业陷入全面停滞。祸不单行，1998到2008年之间的16次飓风使国家遭受了206.64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严重旱灾造成13.5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对古巴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经济、金融和贸易封锁，缺乏活力的计划经济已经处在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劳尔·卡斯特罗

2006年，自革命胜利以来一直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次因为健康原因暂停履行职权；两年后，这位82岁的老人正式退休，由同样年近八旬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继任。2011年4月，古巴共产党“六大”通过《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确定将以解决经济问题为中心，开启全面改革进程。国家补贴被大幅削减，私营企业和土地承包制开始缓慢出现，海滩上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因为革命爆发而宣告中止的新兴产业——石油开采、通信和采矿，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得到恢复。

对缺乏资本积累、人均月收入不足20美元的古巴来说，佛罗里达海峡对面那个曾经的敌国，几乎是他们就近获取复兴资本的最可取来源。2009年恢复在美洲国家组织（OAS）的会籍之后，古巴即借助国际力量，重启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在出生于古巴革命之后的奥巴马总统的努力下，双方终于在2014年底达成协议。

程映虹

2015年7月20日，古美两国正式宣布恢复外交关系。8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随同三位陆战队员抵达哈瓦那，主持重启美国大使馆的升旗仪式。他表示：“奥巴马总统和卡斯特罗主席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这就是不再做历史的囚犯，而将重点放在今天和明天的机会上。”

古巴的这种变化何以产生？我们采访了程映虹与崔守军两位专家。

崔守军

三联生活周刊：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等人领导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取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从那时起至今，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已经存在了56年之久，不仅在风云际会的“冷战”年代异常活跃，也是极少数未因苏东剧变而“变色”的国家之一。你是如何评价这场革命及其遗产的？

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菲德尔·卡斯特罗：20世纪最后的革命家》）：古巴革命爆发之前，巴蒂斯塔政权大体奉行军事独裁路线，通过操纵选举和压制议会实施个人独裁。卡斯特罗等人推翻了这个政权，并赢得了大部分民众的拥护。革命胜利之后，社会主义古巴建立起了全世界少有的全民教育（义务教育）和全民医疗覆盖机制，这一成绩获得了许多国家的认可。

不仅如此，古巴革命开创的若干新模式，其意义不仅限于一国，而是深刻影响到了一系列后发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在拉丁美洲范围内，古巴一直是反美态度最坚决，影响也最大的一个国家，对拉美左派运动的兴起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到了“后冷战”时代，在国际性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讨论当中，古巴依然能发出很强的声音，受到各国左派的推崇。

但应该看到，古巴建立了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制度，没能从根本上改善古巴的经济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古巴经济虽然已经呈现出依赖单一经济作物（蔗糖）、受国际市场影响严重的基本面貌，但炼油、通信等新兴产业也有了蓬勃发展。卡斯特罗等革命者试图以激进手段克服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改变过去的殖民地经济特征，结果只是使古巴由依赖资本主义市场变为依赖苏联的经互会体制，原有的技术优势反而基本丧失。到今天，古巴经济依赖单一作物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牛奶、鸡蛋、面粉等农产品和日用品的供应反而面临长期困难，其全民医疗体制也为缺医少药的状况所困扰。今天的古巴差不多是靠外资和旅游业的收入来维持日常经济运转，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现象，也不是单用“美国制裁影响”就能解释的。

三联生活周刊：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逐步将“门罗主义”的目标转化为现实的政策运作，从安全、政治、经济各领域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渗透和控制，包括成功地颠覆过智利、格林纳达等国。但与佛罗里达州仅一水之隔的古巴却避免了类似的命运，并在“后冷战”时代大体维持了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你认为个中原因何在？

程映虹：有必要修正一种偏见，即认为革命后的古巴始终处在彻底的孤立和封锁之下。实际上，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也只有美国长期对哈瓦那保持强硬态度。英国、日本、西班牙等国一直都和古巴保持着贸易乃至外交关系，尽管这种交往由于美国因素的存在，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对哈瓦那的处境依然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作用。另外，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整个苏联―东欧阵营，加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和非洲一些新兴的民族主义政权，它们或者是古巴的盟友，或者与其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往来。换言之，古美关系的对立反而为哈瓦那赢得了来自东方阵营的“输血”。其中的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至今仍是古巴重要的经贸伙伴和政治上的支持者。在拉丁美洲，古巴在60年代一度鼓吹输出革命，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但当卡斯特罗在70年代初宣布放弃这一政策之后，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和古巴恢复了关系，重新建立起贸易往来。委内瑞拉等国一度视古巴为反对美国的地区领袖，给予其大力支持，这都是支撑古巴政权维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崔守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卡斯特罗逐步靠拢社会主义阵营，这令美国感到威胁已近在咫尺。因此在1961年，中央情报局扶植反卡斯特罗的流亡者武装在猪湾（Bay of Pigs）登陆，企图以武力颠覆革命政权，但被击败。这个事件直接引发了第二年著名的导弹危机：哈瓦那担心美国会再度发动入侵，因此与莫斯科急剧接近，甚至允许苏联将带有核弹头的中程导弹部署到古巴。尽管这次危机最终没有引发核战争，但让美国意识到了古巴维护自身独立的决心的确非同一般，加上有苏联的庇护，随后20多年间，美国虽然也对古巴实施过小规模的暗杀、渗透之类行动，但全面入侵的想法基本不再有了。

至于苏东剧变之后的情况，应该看到，这一事件和随后的全球化进程刚好是接续发生的。对美国尤其是90年代的美国来说，它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很重要原因是世界各国对全球化进程的认同。在这种背景下，再去对古巴实施暗杀、颠覆之类“冷战”色彩浓郁的行动，已经和时代精神不合。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时，在外交领域推出了“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即相信从长期来看，市场和民主化可以改变古巴；今天的奥巴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一路线。所以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和政治施压可以说明显地减少了。

另一个特殊情况是，美国一度认为古巴与经互会体制下的东欧国家并无本质差异，一旦失去了苏联的经济“输血”和政治庇护，崩溃将是顺理成章的。但事实证明，卡斯特罗开创的“古巴模式”有它独特的顽强性。例如它在“公正、公平”的口号下，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免费医疗和教育制度；虽然带有“大锅饭”的特征，效率不高，但还是维系了相当一部分国民的忠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有行业职工平均月工资还不到20美元、位列世界倒数的情况下，古巴政权依然能保持相对稳定，而没有迅速崩塌的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不再担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和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由其弟劳尔·卡斯特罗继任。在那之后，古巴开启了一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你是如何看待这场改革的？劳尔·卡斯特罗在其中发挥了哪些个人作用？

程映虹：与兄长菲德尔相比，劳尔的政治态度相对要灵活一些，甚至被认为是古巴共产党领导层中主张改革的人士中地位最高的一位。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和倡导激进路线的切·格瓦拉在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物质刺激和市场调节等问题上存在分歧。90年代后半期，劳尔曾在自己领导的军队后勤部门中发起经济改革，鼓励军队发展商品生产。当时他手下有一位叫邵黄的华裔将军，是跟随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时的老战士，自60年代起负责后备役部队和军事后勤。在劳尔的授意下，邵黄开始在蔬菜生产中实行与中国类似的承包制度和按劳分配模式，使菜农有了积极性。一些人的收入甚至高于政府部长的工资，结果被当时的报纸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劳尔出面说：这符合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原则。

1997年第一次访华时，劳尔认真阅读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件，据说把中共“十五大”报告读了6遍。他到访了许多经济改革比较有成效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和深圳，每天晚上都在驻地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总结白天参观的心得。结束这次中国之行后，劳尔曾邀请中国政府的经济智囊前往古巴，介绍经济改革经验，尤其是如何吸取海外侨民的资本和技术，古巴领导人基本上都出席了讲座和讨论。尽管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对此不完全赞同，但没有他的默许，改革措施不可能推进下去。

崔守军：对古巴来说，变革可以说是大势所趋。这个国家在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它西临墨西哥湾，南傍加勒比海，北面是北大西洋，离巴拿马运河这个两洋枢纽也很近。往返墨西哥湾和东太平洋的国际贸易航线，可以把古巴当成一个很好的中转站。它的自然资源也比较丰富，矿业和石油开采前景都不错，供养1100万左右的人口（不过是北京的一半）可以说绰绰有余。最近几年兴起的旅游业，也是一个重要的收入增长点。应该说，在经济政策得当的情况下，90年代古巴面临的那种经济困窘局面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对自身优势和过往政策的再检讨，是劳尔·卡斯特罗改革的重要原因。

放眼整个美洲，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形势较好的几乎都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这些国家有一些共性特征：人口不多，自然资源丰富，旅游业发达。这些经验是古巴完全可以效仿的。与周边国家的反差日益明显，使得古巴从上到下人心思变，成为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之一。

劳尔的上台，则为全面开启改革提供了契机：尽管他也是领导革命的那个老一辈阶层的成员之一，但思想比较开明，对既有体制的弊端看得也较清楚。另外，他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兄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换作是其他人，推行比较激进的市场化政策可能会遭到菲德尔的反对，但主政者是劳尔，菲德尔的抵触情绪可能就会少得多。

三联生活周刊：迄今为止，古巴版的“改革开放”大致有哪些重要目标和举措？如何评价其实际成效？

崔守军：劳尔·卡斯特罗关于古巴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纲领性文件，是2011年4月古巴共产党“六大”上通过的《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这次大会的意义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纲要》提出了几项重要的政策调整。一是以市场取向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推进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包括承认和鼓励合资企业、小农、土地承包与租赁、个体劳动等形式，也会为其提供贷款。再就是吸引外资，从外部寻求资金来源。

当然，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这些调整到目前为止还局限在经济领域，并且受到严格的束缚，比如依然有“以计划经济为主”、“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之类紧箍咒。古巴本身严重缺乏资本积累，菲德尔·卡斯特罗等老一辈领导人对市场的作用也持怀疑态度，这些都决定了改革的成效不会那么立竿见影。实际上自2012年以来，古巴的GDP增长率一直徘徊在3%以下，并没有取得很惊人的成果，这些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和引进外资来改进。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开放已经给古巴社会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在世时，曾出资为古巴修建了一条海底光缆，于2013年投入使用，这使得古巴可以稳定地接入国际互联网。尽管现在上网费用还比较贵，每小时收费在4～5美元，相当于大多数古巴人一星期的收入，但没有挡住当地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外部世界的热情。这方面，在美国的100多万古巴裔移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平均收入比古巴国内高得多，可以把一部分收入汇回到古巴，使留在当地的亲朋好友有经济条件去接触互联网。

信息化革命的确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即使是古巴这样在政治和经济上相对封闭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拒斥互联网的力量。而通过网路进入古巴的各种信息，将在更深的层面改变古巴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意识，使改革和开放成为一股无法逆转的潮流。

三联生活周刊：与经济领域的变革相伴随，2008年以来，古巴也开始寻求与欧盟各国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2015年7月1日，华盛顿和哈瓦那正式宣布恢复断绝已有54年之久的外交关系，美古关系“解冻”的主要原因何在？

程映虹：美国对古巴的长期制裁和封锁，基本出发点是希望卡斯特罗政权因不堪重负而崩溃。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非但没能达成所欲的效果，反而使卡斯特罗获得了强化社会控制、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外部理由。在“冷战”已然结束的大背景下，古巴作为苏联在加勒比海军事前哨的功能不复存在，它在安全方面对美国已不再构成重大威胁，调整对古外交也就成为大势所趋。

另外，劳尔·卡斯特罗全面主政也成为美古两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契机。与其兄菲德尔相比，劳尔身上的改革色彩更为鲜明；在对内加速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的政策背景下，他本人迫切希望在美国的上百万古巴裔移民能够回国投资，以拉动国内经济。因此，哈瓦那本身也乐见对美关系的松动。这样一来，双方在大方向上就形成了一致，剩下的只是枝节问题。

崔守军：1961年“猪湾事件”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对古巴始终奉行政治上打压、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但美国总统已经换了10任，卡斯特罗却依然屹立不倒，足见“大棒”未必总能达到所欲的效果。在美国的百万古巴裔移民中，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卡斯特罗的反对者，但也有人认为两国关系“解冻”能提供可观的贸易机会，并组织游说集团推动美国对古政策的转变。另外，奥巴马政府大体延续了克林顿时代的“接触政策”，认为推动古巴的市场化转型和民主化进程比一味地打压更有助于美国利益的实现，所以对两国关系正常化持积极态度。

站在古巴的角度，经济陷入困境已有较长一个阶段，在领导层决意启动改革的背景下，与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实现关系缓和可谓大势所趋。在谈判过程中，哈瓦那方面十分重视战术策略，最终既没有做出重大的政治让步，也没有被美国所要挟，这让领导层感到复交不是一种“丧权辱国”的行为，从而有助于其实现。

除去古美两国各自的利益考量外，也不应忽视美洲国家组织等区域共同体的居间斡旋作用。1962年，该组织曾在美国的影响下中止了古巴的会籍。但进入“后冷战”时代，左翼思潮在拉丁美洲出现复苏，委内瑞拉等国认为将古巴重新纳入美洲一体化进程意义重大。2009年，美洲国家组织以实施改革为条件、同意古巴重新入会，2014年又在哈瓦那举行了第三届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领导人峰会。近年来，美洲国家组织对华盛顿施加了很大压力，希望美国政府能从“美洲一致”的角度出发，解除对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封锁，使哈瓦那重新融入整个美洲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和安全合作。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治接班人和现任古巴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今年也已是84岁高龄。他在2013年宣布：到2018年第二任期届满后，不会寻求继续连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你看来，后卡斯特罗兄弟时代的古巴可能往何处去？

程映虹：从“政治强人”菲德尔到“改革先锋”劳尔，这种变化本身就反映了古巴迈向市场化和对国际开放的总体趋势。很快，新一代古巴领导人将会接管政权，他们很难阻挡已经兴起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潮流。另外，在美国的上百万古巴裔移民基本上是倾向于市场改革和政治民主的，在卡斯特罗兄弟告别政治舞台之后，他们对古巴国内形势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大。这是其他转型国家所不具备的要素。

几年前我启程前往古巴访问时，曾在迈阿密机场看到回国探亲的美籍古巴裔移民排着长长的队伍，背着大包小包，装满从糖果到家电的大小商品准备重归故里。他们为托运这些商品支付的手续费远远超过了机票的价格。而在哈瓦那国际机场简陋的接机口，又能看到黑压压的古巴人翘首期待亲友的归来，几乎把出口完全堵住了。当时我就想，如果古巴开放了，恐怕谁也挡不住这个巨大的潮流。

崔守军：新一代领导人全面接手古巴党、政、军领导层之后，他们的历史负担较轻，观念更加开放，改革的力度和速度都会有更长足的提升。另外，古巴一些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在后卡斯特罗时代将会发挥更显著的作用。例如，1991年取消宗教禁令之后，古巴成了唯一一个允许共产党员信教的社会主义国家，天主教在其社会生活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98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就曾访问古巴，最近教皇方济各也前往古巴访问，并和卡斯特罗兄弟会面。通过宗教纽带，古巴与西方世界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认同关系，这种关系的意义将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扩大。 解冻经济革命美国革命美国政治古巴卡斯特罗政治古巴共产党哈瓦那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