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访凉山：慈善的理想与现实

凉山彝族百姓渴望改变命运，公益组织认识到做教育才最有效

去西昌市四合乡的路极其泥泞，摩托车是唯一自如的交通工具。所谓的路，有时候称为泥淖更合适，老乡的摩托车半个轮子陷在前人的车辙里，褐红色的烂泥巴甩得到处都是。我们眼见一辆SUV在泥地上打滑，四个轮子在山路上横着走，看得胆战心惊，感觉分分钟要滑下山去。一辆大卡车干脆陷住了，司机无助地站在路边，只有一名农民正杯水车薪地用锄头挖开一条通路。

四合乡离凉山首府西昌市并不远，山路的前半截还能回望到远处州府现代化的楼群。但是车行半小时，就遇到拦路的一群黑白的山羊，放羊的男孩已经十几岁了，完全听不懂汉语，打招呼时一片茫然，默默跟着母亲把一群山羊赶上山坡。从泥地里第二次把摩托车拔出来后，我们终于到了四合乡永定村火普组，这里是典型彝族山村的样貌：土坯房外挂着成串的玉米，仙人掌遍布墙头，一些学龄前的彝族孩子在房前自己打滚玩耍，个个拖着清鼻涕，因为不会汉语而无法沟通。

在一片土坯房中，雪白水泥墙的索玛花爱心小学是全村最显眼的建筑。4年前，索玛慈善基金会在这里建了一座板房小学，今年正在重新修建成钢筋混凝土建筑，工程已经完成了90%，因为“最悲伤作文”引发的风波，正在无限期停工。

为什么要修学校

索玛花爱心小学是索玛慈善基金会修建的第四所小学，在这所小学建立前，村里有100多名失学儿童。

四川越西县大营盘村小学的孩子们在校园里玩耍

户口是首要原因。索玛慈善基金会理事王跃介绍，因为四合乡离西昌市区很近，近些年很多附近高寒地区的农民自行迁到了这里。“但他们生了孩子都不知道回原户籍地上户口，有的是超生，更不敢上报，到最后孩子长到七八岁了还是黑户，想上学根本报不了名。”

另一个原因是上学路途远，这也是凉山很多偏远地区的缩影：从火普组到山下的四合乡中心小学，摩托车尚且要走一个多小时，小学生往返至少要四五个小时，每天上学完全不现实。

彝族传统建筑多为土坯房，窗子小，做教室采光不好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住校，但一是孩子太小，二来没有户口，要额外交一笔借读费，让本身就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家长支付这个费用，显然是不现实的。

索玛慈善基金会刚成立的时候，跟很多慈善组织一样，都是先从送物资开始，这个办法最直接，但很快就被证明效用也是最短浅的。

大营盘村与外界隔绝，台湾人张平宜和她创办的“希望之翼”已在这里耕耘15年

“我们给彝族的孩子送文具、送衣服，刚开始去他们都很感谢你，但后来再去，他们就主动问：‘哥哥，这次怎么没给我拿东西来？’发现我们只是想走访一下，立刻就不高兴了。”到最后，村民们连旧衣服也不想要了。王跃现在已经理解彝族老乡的心态了。“他们生活在赤贫线以下，只会考虑吃什么、穿什么、有没有钱，眼界就只有这么大。直接给东西就算给一百年，最后村里还是这样，甚至还助长了他们不劳而获的心态。”

解决的办法就是修学校。在凉山，小学有乡镇中心校、完全小学、教学点三种，像火普组此前有的就是教学点，只有一、二年级，之后再转学到中心校读书。索玛慈善基金会之前修的三所小学，都是把摇摇欲坠的土坯教学点扒掉再新建。彝族传统房屋因为是土坯结构，很难安装窗子，校舍里的光线都很差，新修的水泥房子则结实敞亮。

大营盘村小学的孩子们拥有条件良好的教室

索玛慈善基金会把前三所小学都赠送给了当地政府，由政府派公办教师教学，基金会额外再雇用厨师，购买日常食材，给学生们提供免费的阳光午餐。

这在当地是一种常见的合作模式，成都义工网的创始人老黑也这样修过学校。

越西县普雄镇宝石小学的学生。“最悲伤作文”的小作者来自这所学校

凉山昭觉县永乐乡冲洛村的村小原来是一处危房，几十名学生冬天也要在寒冷的露天上课。四川大学支教团最先发现这个小学，找到老黑一起合作，由学生们打报告，拿到教委的正式批文，老黑去筹钱，找义工做地勘和设计规划。最后由义工网找了村里一处荒地，又买了老乡十几平方米的农田，建起了一所标准的村级小学。

建校过程中，公益组织一般只负责建设，具体买地、规划设计、房屋验收等往往都没有健全的手续，看起来跟盖一所农民房没有太大区别，首要矛盾是解决迫在眉睫的失学问题。像老黑的福源小学，建造过程中也有当地党委、工商局、政法委、教育局等部门的人参与。“我们也必须有政府同意，有人出钱给盖学校，政府也觉得是好事。”凉山当地的媒体纷纷刊登了学校建成的消息。

成都义工网创始人老黑在凉山推行“脸盆计划”，培养学生的卫生习惯

索玛慈善基金会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给学校派支教老师。在2014年下半年，索玛花一共有19个支教点，每个老师最少持续教学一个学期以上，跟学校的公办教师一起授课。

山区里因为偏僻、条件差，很多地方都留不住教师，教学质量也堪忧。“你看孩子读课文看起来是会的，你单独指着一个自然段让他读，就读不了了——他们都是背的，就是跟老师咿呀地学舌。”王跃发现，一些学校教加减乘除、认时间的方式都是错的，支教志愿者能大大改善这种情况：“我们的老师要求是大专以上文化，大学生年轻人为主，也有退休的老教师，各行各业的都有。他们上去后，本地老师就不上课了，因为确实教得更好。”

孩子们搬进州政府建造的教学楼后，张平宜把在大营盘村最早援建的平房教室改造成了办公室和会客厅

老黑的成都义工网没有支教项目，他修建的福源小学，距离中心校有8公里的距离，一下大雨，整个路就都冲毁了，让孩子们走读上学完全不现实。福源小学过去只有一个初中水平的代课老师，“教学质量就别说了”。在工资之外，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总裁班每个月给老师额外补贴1500块钱，就是想把这位老师稳住：“我们已经把要求放到最底线，只要他能把这几十个孩子管起来，哪怕一天、一个星期认识一个字儿都是好事。”

尴尬的“一步跨千年”

老黑第一次来到凉山是2008年，学到的第一节课是：鸡汤只能喝中间。

此前也去过很多贫困地区的老黑，第一次踏进布拖县乡下的彝族民居时，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因为大凉山冬季寒冷，牲畜常常跟人混居在房子里，一进门右边往往是牛圈或马圈，用木栅栏隔开，中间是火塘，左边是睡觉的地方，整个房间都是通的，牲口的气味儿满屋都是。鸡和猪是散养，屋里屋外地跑，老房子的地面都没有硬化，动物的粪便和泥巴混在一起。“没法下脚，一片稀里哗啦！”

彝族人非常好客，一来客人总要杀鸡宰羊招待，家里再穷，借也要借一头回来。但是第一锅鸡汤捧上来，老黑就被村长提醒要小心：“当地人卫生习惯不好，杀鸡根本没有清干净，下面不能喝，鸡肠子里的渣子全沉在锅底了；上面也不能喝，漂了厚厚一层油，那些油泡更是不干净，就中间的汤能吃。”老黑看着鸡汤真感动，也真不敢喝，从没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介绍凉山彝族自治州历史时，现在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一步跨千年”：凉山一直实行着奴隶制度，直到1956年民主改革，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当封闭的西南边陲突然开放，尤其是近20年来，一下子接入到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和全球化。自称为“诺苏”的凉山彝族人社群，始终是被动接受社会变迁，人与时代，落差巨大。

“很多学生身体都不好，家长也不会带他们去看病。第一，缺钱；第二，他没这个意识，说找个毕摩（巫师）来做一做法事就好了。”王跃听支教老师说过，学生生病了，老师给了药，孩子藏在舌头底下，转身偷偷就吐了——吃了回家会被爸爸打，毕摩说了不能吃药。“你不能怪他们，千百年来在封闭的环境里生活，养成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改掉的。”

老黑曾经问过一位彝族村长，对自己的老乡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村长给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答案：第一是死了人不要杀猪；第二是结婚不要收彩礼——这两个习俗足以让一个富裕的中等家庭直接进入贫困。老黑去凉山的第一天就见到了一场葬礼：“当地有人去世，家里要杀几十头猪、牛，互相之间还要攀比，举债也要杀猪。我眼见着学校操场上在分肉，死者十里八乡的整个大家族全来了，直接在操场上架起五六个大锅炖，每三斤肉放一堆，一堆一堆地大家分走。”

四川大学维吾尔族学生木拉提3年前在昭觉县支教，头一天他刚刚在微信上号召大家帮助贫困失学儿童，第二天参加婚礼，就发现彩礼高达10万元，而新郎家的房子破得连星星都看得见，之后只能靠出去打苦工还债。回到课堂上，木拉提想教育自己初一的学生们不要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没想到孩子们哄堂大笑：“老师，才10万元！太少了！”

这些习俗，若无深入认识，偏见自然容易产生——“民族劣根性？”老黑不同意这些说法，“但如果说真正改变生存形态，他们能拿到的工作和机遇都太少了，地理条件有限制，个人能力也不足。”老黑发现，文化水平低下，让凉山的彝族人即便走出去，也无法找到体面的工作。要么做最底层的活儿计，要么就是铤而走险。老黑曾经帮助过布拖县一间被撤并的村小，一位本地小伙子在他的支持下代了半年课，终因条件过于艰苦而作罢，出走到成都打工。

几年后老黑在成都再次遇见小伙子时，惊讶地发现，小伙子居然是带了村里的女人出来，在最低档的卡拉OK、按摩发廊里从事性服务。前一任老代课教师拉牛，是村里受人尊重的文化人，可拉牛老师的儿子和儿媳妇外出打工第二个月，就在西昌火车站因贩毒被抓获，判了十几年徒刑和无期徒刑。

“如果孩子们不读书，将来容易成为社会的一个隐患。”王跃感慨，现在想教化成年人，跟他们讲道理，讲外面的社会和远大的抱负是不现实的。现在让孩子们会写自己的名字，读得懂合同，以后打工就不会被欺负。“等到他们有了下一代，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外部力量介入到凉山，改变现状，教育是关键，遂成共识。

样板小学

“两间盖在水塘地的‘小危屋’，占地十来平方米，全部的校产就是教室内几扇只有铁条不见玻璃的木窗，两块嵌在墙上的黑板，两张讲桌和17套破旧的桌椅。”

“从创校至今，每年高达七八十名学生入学，却没有一个正式的老师，也没出现过一个正式的毕业生。”

——如果按照这个描述来寻找越西县大营盘村小学，现在真的会彻底迷路。台湾女记者张平宜和她创办的“希望之翼”已经在这里耕作了15年。大营盘村是越西县的麻风村，过去的麻风病人都在这里隔离，也被外界孤立。麻风村有大约1000名村民，近百名麻风病患者。

车子沿着水泥路一路盘旋，最后到达村子的最高点，面前是一座整洁的校园，三层的教学楼、宿舍次第排开，张平宜在楼上跟我们招手，一进门，先招待了两杯手冲的蓝山咖啡。

“很多记者来我们这都会失望，以为会破破烂烂，没想到这么现代。”妆容精致的张平宜自带一种巨大的亲和力，预想到我们的吃惊，她的台湾口音有种得意。“之前有个义工过来，带了全套的野外设备，还拿了一口锅，真的是把我给气死！我就要满足他，让他在宿舍里搭帐篷睡。”

教工楼里有抽水马桶、太阳能淋浴、还有速度流畅的Wi-fi，一时间确实让人不知身在何处。学生们已经放学了，穿着校服在操场上玩耍，有些孩子正在帮助清扫杂草，把昨夜下雨的积水推到水沟里去。

在头一天，学校刚刚收了大营盘村山上的一个孩子，因为路远偏僻，这个孩子已经11岁了，从来没读过书，不懂汉语，也不会与外人交往，在校长和张平宜面前只会睁大眼睛，无助地左顾右盼。

学校收下了这个孩子。“否则还能怎么办呢？再不读书，今后出去打工都没人要。”张平宜已经很少遇到这样的学生了，罗桂平校长介绍，当地学生在入学前没有家庭教育可言，一年级孩子听不懂老师说什么，头两年全在教汉语。但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到了三年级，孩子的汉语就都很流利了，大孩子的卫生意识更好，宿舍楼外的水池一直站满了孩子，住校的小学生自己把袜子洗得干干净净。

前十几年，张平宜帮助学校扩展校园，修建教学楼、水渠、宿舍等基础硬件。她现在的工作是弥补政府的不足，学校22名政府发工资的公办教师，“希望之翼”额外雇了3名管理老师、5个厨房阿姨，今年新装修了一个幼儿园，马上还会有3位幼师。

政府已经免去了学生的学费和午饭费用，“希望之翼”给住校的孩子提供生活费、早晚餐费，还有奖学金：初中前5名学生每个月补助150元，5～10名每月100元。“这个奖学金我们只发一半，过去也一次性发，结果发现有孩子头一天拿了钱，第二天家里就买了一台电视，那可不行！现在留一半我们帮忙攒着，学习好的孩子能攒2000块钱，毕业了正好上高中用。”

更多的变化是看不见的。凉山彝族结婚早，索玛慈善基金会教过15岁上学的女孩，刚上完一年级，学会写名字认字儿，第二年就辍学当新娘去了。张平宜性格泼辣，跟村民们约法三章，禁止在校生结婚，否则必须退回所有生活费。当地孩子小学毕业就要出去打工，张平宜跟家长们吵过很多架，劝孩子继续读中学。有些毕业生被张平宜带到青岛，她的弟弟在那里有一家健身器材厂，孩子们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学习做焊接、车床、管理总务，不用再出去做苦力活儿。

大营盘已经有两届初中毕业生了，每届一个班，平均分已经连续两年在全县9所中学中位列第二。“我们人少嘛，也占了不少便宜。”去年的27名学生，有11个继续升入高中，余下的读职业中学，或者出去打工了。而在15年前，大营盘村的孩子连小学都一个也读不下来。

“教育帮扶见效特别慢，要先教好一代人，等到下一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好在罗校长已经发现，十几年前，大营盘村毕业的头几届学生，有的已经当家长了，这些学生的孩子刚三四岁，就着急送到学校来。“读过书的学生已经认识到了教育的意义。”

大营盘村的学校，也许是慈善组织在凉山助学中最具样板色彩的。

刚过去的半年，张平宜花了10万块钱装修了操场角落的麻风病治疗室，翻修打通成幼儿园，给学前班的小孩子上课用。这个幼儿园跟此前我们见过的教学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墙壁刷成了粉红、奶黄、嫩绿，铺上迪斯尼童话形象的软地垫，给孩子做游戏用。以前的毕业生回校看张阿姨，被她带着一起给教室做装饰。张平宜指导当地工人，把碎瓷砖拼成了花坛，称赞他们“简直是素人艺术家！”——听到这种城市里才用得到的称呼，难免跟凉山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明明我们上山时，还看见村里的幼童浑身赤裸，当众在马路上排便，可眼前的绿瓦粉墙与彬彬有礼的小朋友，又让人确定，那些贫困、文化上的鸿沟，至少在眼前这所校园里被克服掉了。

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张平宜的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一些当地官员对麻风村有偏见，难得来办事，都是一副避之不及的样子。张平宜想把村里的孩子送到附近村小去读书，结果女校长告诉她，那只能会“来一个跑一百个”。

跟很多慈善组织一样，与基层打交道需要民间智慧。此前，张平宜想在普格县盖初中部，招收全凉山州麻风村的孩子，明明已经与政府选好了地址，也回台湾募到了善款，结果再回凉山，领导换人了，冒出来“洪水泛滥区”、“泥石流潜在危险区”的理由彻底拒绝了她。

“如果我不是台湾人，不是个女人，早就被折腾死了。”一直被当作外宾，张平宜最后直接利用起这个身份。四川省台办、凉山州台办、凉山州对外友好协会变成了她的法宝，解决类似教师要不要开小灶、学校建输水管道等争端时，这些官员都被张平宜搬出来帮忙，这时候如果事情再发酵，“那可就是政治矛盾了”。

选择帮扶公办学校，也是智慧之一。“我是台湾身份，对当地没有置喙的余地。如果10年前是我自己办私立学校，我一走，这个学校就倒了，所以一定要跟公办学校合作。”现在张平宜还留在大营盘村，主要是有大量外县麻风村的孩子过来上学，如果她一走，很难保证越西县还愿意接受这些外县的孩子。

罗桂平校长作为公办学校的校长，一直要维护张平宜和政府之间的平衡，不能偏袒任何一方。罗校长跟张平宜的关系很好，完全看不出来两人曾经因为学校教工厨房的事，有整整一年不说话。“大家最后意识到要各退一步，才能把事情办好。”外来的慈善组织，需要学会在当地的运作法则，当然也会给对方带来变化。罗校长举例，乡里面电力检修，总是不打招呼突然断电：“张小姐发现学校停电，外面路灯还在亮，就特别生气，觉得有电为什么不供学校。但是乡上的人可能觉得，我检修嘛，给你发什么通知，唯一的电当然要保路灯。”

多次争执之后，现在再检修停电，电力公司都会给罗校长打电话，让提前做个准备。“这都是张小姐斗争的结果，对我们本地也是一种进步。”

张平宜因为是台湾人，无法以她自己的身份在大陆组建非政府组织，2014年才刚刚在中国华侨基金会下挂靠了项目，可以合法地通过公募账号在大陆筹款。“希望之翼”的善款，之前主要来自台湾企业界。

“希望之翼”近些年在媒体上的露面不多，在台湾，张平宜动不动就会被戴上“红帽子”，如果宣传太多就会被政客利用。在大陆也没有主动宣传的必要：此前因为没有募款资格，大众和企业也没法给“希望之翼”捐款。

但是对索玛慈善基金会和老黑的成都义工网而言，宣传是必需的，这是他们募集善款最主要的途径。但必须注意的是，宣传到什么程度必须拿捏得当，一旦越界，好事的性质立刻就变了。

悲情的临界点

今年8月，一篇“最悲伤作文”在网上热传，索玛慈善基金会也由此被全国所知。

基金会理事长黄红斌（网名老邪哥哥），7月做例行的支教检查时，在越西县宝石小学的墙上看到了一组优秀作文，其中就有这篇写着“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的作文——《泪》。

小作者木苦依伍木家共有姐弟5人，16岁的大姐、15岁的二哥都在外打工，木苦依伍木领着两个弟弟在家。他们的父母在几年前相继去世，孩子们每个月有678元的孤儿生活补贴，在宝石小学免费就读，12岁的木苦依伍木放学后要独力照顾两个弟弟的饮食起居。根据2012年的数字，凉山有7000人左右的双亲死亡孤儿，失去父母抚养的孩子达到了2.5万人，木苦依伍木的情况并非个例。

文章贴在“老邪哥哥”的微信朋友圈里，最初只有三十几个赞，没有太大反响，没想到被转发后，8月份开始在网上热传。

木苦依伍木的童年超出了外界的想象，人们意识到，在这个时代，还有孩子过着这样的生活。木苦依伍木本人和索玛慈善基金会很快收到了92万元捐款，在网上同时发酵的，还有对当地政府的批评、问责。王跃看到文章走红时就意识到，事情要坏了，“我们给政府抹黑了”。

当政府的眼光落在索玛慈善基金会时，当初盖学校时忽略的手续，变成了基金会最大的问题。9月初，在从四合乡下山的路上，“老邪哥哥”被拘传，四合乡的学校因以涉嫌违法买卖、占用国有（飞播）林地，违法建设、非法办学、建设场地施工造成地质灾害隐患等原因，被勒令在8月末前自行拆除。因为舆论的声浪，“老邪哥哥”在24小时后被释放，爱心小学尚未拆除，目前无限期停工，马上要修好的新学校，现在一个学生都没有了。

索玛爱心小学缺少手续的情况，在当地的公益组织中并不鲜见，因此当地公益圈里大多报以同情式理解。也因为事情的悬而未决，让同侪们不知自己如何应对是好。

老黑本来接了香港一家基金会的援助，打算9月下旬在美姑县开展自己的“脸盆计划”，把干净的洗漱用品送下乡，但在“这种风口浪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开展，如果要持续一天的卫生公开课上不了，物资也就白送了。

这不是老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2012年，《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跟着成都义工网的志愿者到布拖县下乡，报道了86个孩子因撤点并校面临无学可上的困境。文章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老黑再次去做活动，第一次遇到了当地政府的全程监管，最后不欢而散。

张平宜不赞成用孩子个体讲故事。像木苦依伍木这样的情况，大营盘小学里其实也有，“但只说一个人的故事，很多人就会定向给这一个孩子捐款，一下子涌过来几十万元，这对他和其他的孩子都不公平”。但是由于筹款途径的不同，张平宜的标准，对国内的基层基金会来说，是另一种难以达到的平衡。

老黑举例：壹基金2007年成立，头一年一共筹到了1067万元，2008年汶川地震一来，当年地震一项就筹到了1.2亿元。到了2011年、2012年，整个数字又掉到了三四千万元，到了芦山地震，15天又筹到了2.4亿元。“国内的公益捐赠，就是需要用灾难来刺激，甚至很多公益组织会暗暗期待灾难。公众只有受到巨大的震动，才想到捐钱，平时有多少人能意识到公益是一件长期的工程？”——这是中国目前慈善的特别状况。但是，当“灾难—捐赠”模式使用不当，不同的利益方之间曾有的平衡，便极易宣告破裂。

在凉山，据州政府部门最新数据，当地有180多家当地的公益组织，全国及境外有超过1000家公益组织在这里有项目，凉山的贫困、封闭，让这里也成为做公益的热点。国家社工人才培训基地主任郭虹做过多年非政府组织（NGO）研究，她告诉我们：因为凉山支教的特殊性，使凉山的慈善公益组织与当地不同层级的政府，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甚至各级大大小小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平时各自我行我素，维系着“民不举官不究”的局面；若得到某位领导的首肯，还会受到特殊照顾；若是触动了某些部门或某位领导的“忌讳”，就会备受“检查、审查、考察、视察”的待遇。“一些地方官员也承认，社会组织来凉山，做了很多政府做不到的事情，对老百姓是好事。但是‘不按规矩办事’‘惹麻烦’，也是地方官员对社会组织最大的不满。然而，究竟什么是‘规矩’，在凉山支教有哪些规矩，绝大多数社会组织既不知道有没有，也不知道该问谁。”

（感谢实习生王紫祎对本文的帮助） 凉山中国凉山支教张平宜近访慈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