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难民的欧洲求生之路

9月13日，在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边境，援助人员给一名叙利亚女孩发放食物。女孩和她的家人等待入境匈牙利

9月2日，叙利亚3岁男孩艾兰·库尔迪的尸体被冲上了土耳其岸边，新闻摄影师拍下的照片震惊了全世界。国际舆论掀起轩然大波，致使欧盟各国“松口”承诺临时增加接受难民的数量。不管有无小艾兰遇难的照片，叙利亚的战火并未停止，难民们依然继续着从土耳其、希腊，到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最后再转至奥地利和德国的求生之路。他们在逃离苦难的同时，也成为各方势力博弈的牺牲品。这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正在考验着欧洲诸国。

逃离叙利亚

从土耳其边境城市博德鲁姆（Bodrum）的岸边到希腊的科斯岛（Kos），最近的海上距离只有4公里。叙利亚难民阿卜杜拉·库尔迪（Abudulla Kurdi）向“蛇头”交了4000欧元，带着妻子和3岁的小儿子艾兰（Alyan Kurdi）、5岁的大儿子盖利普（Galip Kurdi）登上了本来只可乘10人的皮筏艇。最后17个人挤在皮筏艇里在半夜出发，刚驶出4分钟就在海上倾覆了。除了阿卜杜拉自己，他的妻儿全都离世。

难民们如此的冒险之旅在今年入夏后达到了高潮。今年7月份大约有5万难民通过海上抵达希腊诸岛。截至8月的数据显示，抵达希腊的难民中有78%是叙利亚人。自2011年起，叙利亚已经历战争长达5年之久，政府军与反政府军持久战以及“伊斯兰国”凶猛的攻势之中，停战遥遥无期。战火之中，多达420万难民被迫逃离家园，涌入与叙利亚交界的国家：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

然而黎巴嫩和约旦已是自顾不暇，两国面对大量难民的涌入感到难以消化。今年1月，黎巴嫩宣布实行新的难民政策，原本依靠身份证明就能自由出入黎国的叙利亚人被严格限制入境，他们需要具备入境的正当理由，并且被限定停留期限。国土面积不大的黎巴嫩，自2011年起接收了将近120万叙利亚难民，人口增长了20%。约旦同样无力自顾，除新涌入的60多万叙利亚难民外，约旦还拥有大量的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难民，他们的安置问题均成为约旦政府的负担，大量叙利亚人不愿意停留在约旦政府为他们修建的难民营中，而是散居于约旦的城市之中，社会和生活资源被分摊。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显示，自2011年叙利亚难民涌入以来，约旦的国内失业率大幅上升。因此自去年7月开始，约旦政府要求在本国的联合国难民署停止向难民签发避难申请许可证，而此证件是难民们获准离开安置点，在约旦国内通行并获得金钱和食物资助的凭证。

叙利亚3岁男孩艾兰·库尔迪遇难于土耳其海岸

这样，叙利亚难民们前进的方向只剩下土耳其了。相较之下，土耳其对待难民的态度显得相对慷慨。光是叙利亚难民，自2011年起有近200万人越过土叙长达300公里的边境进入土耳其境内。土耳其承认难民的临时居民身份，这使其渐渐成为世界上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土耳其政府已在难民问题上投入达60亿美元，其境内有多达30余个叙利亚难民营，分布在10个省内。但到达土耳其后，仅有10%的人愿意留在营地，更多的人散居在土叙边境以及土耳其各大城市之中。

从死亡之手逃出来的叙利亚人，却又在土耳其陷入了贫困的漩涡。法海德（Umm Fahid）几个月前带着孩子从叙利亚逃出来后，他们最先被安置进难民营，法海德随即意识到，相比无止尽地在安置点内等待，出来工作应该会为她和孩子带来更好的生活。“我不想只是在难民营里，每天被分配一点食物，剩下能做的就是等待。难民营里只有等待，我希望我能做点什么来改变生活。”法海德说。她选择了伊斯坦布尔。等待她的却不是体面的生活，相反比她想象的要艰难百倍。“来到这里才发现，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住的都是叙利亚人。”她说话的同时，也用渴望的眼神看着过路的人，希望他们能有些施舍。“我们的人到处都是，都坐在地上，乞讨或是找工作。但没有人愿意雇用一个叙利亚人，在这里找到工作是不可能的。”在伊斯坦布尔的大部分叙利亚难民居无定所，摩天大楼前的空地或是旅游景点前的草坪是他们停留的地方。法海德带着四个孩子、两包行李在城市里流浪，每天靠乞讨能有50至100土耳其里拉的收入，她将其中一小部分存起来，期望在不久之后可以租到一个小的公寓，孩子们有地方可以安置，这样有助于她找到一份工作。

9月3日，一名马其顿男子透过隔离网向暂住在希腊和马其顿边境格夫戈里亚的难民们卖水

欧盟边境国希腊早就封闭了与土耳其的边境。2011年“阿拉伯之春”波及叙利亚，当年希腊和土耳其边境上的难民人数达到高峰。2012年希腊政府在北部边境与土耳其交界的埃佛洛斯河（Evros）流域修建了10.5公里的护栏，增加部署了1800名警力巡逻，阻止难民的进入。同年，欧盟边境管理局再次在希腊和土耳其边境实施“波赛冬行动”，共花费3700万欧元，修建了长达30公里的金属护栏。2015年4月14日，一名叙利亚人曾随着一批难民试图从土耳其陆路进入希腊，但他们在边境上遭遇到了希腊警察。“我们想游过河进入希腊，等我们刚上岸，希腊警察们就开始用脚踹我们，我被他们抓着头发拽回了河里。”

没有一条合法的渠道可以让这些难民顺利到达欧洲。想要从欧洲成功获得政治避难，他们必须先“违法地”到达这些地方——或通过“蛇头”的船，或藏在大巴里，或用假护照搭乘飞机。欧盟逐渐地关闭边境本是为了将非法难民、移民拦在欧洲的大门之外，但以此筑起的人工屏障却令悲剧不断涌现。在欧盟接二连三的行动下，许多人破釜沉舟，选择了爱琴海这条“死亡之路”。土耳其沿海的城市如博德鲁姆和伊兹密尔（Izmir）等本是度假胜地，近年来却成为偷渡人口的一个中转站。难民们在这里聚集，在“蛇头”安排下坐巴士前往海边，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往往是一艘充气的橡胶筏船，一个临时安装的发动机和永远都塞不完的人。爱琴海的另一头，他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8月15日，一批叙利亚难民从土耳其乘皮筏艇经爱琴海抵达希腊科斯岛海滩

巴尔干自由之路

大批难民从土耳其乘皮艇前往希腊海岛，但抵达希腊后，他们看见的是早已过度拥挤的难民营，生活条件极端恶劣。联合国难民署曾估计，大约有20.5万名难民目前滞留在希腊各个岛屿上，其中69%为叙利亚人。“由于大量难民的涌入，这些岛屿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驻雅典的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凯迪·科哈伊（Ketty Kehayioy）表示，“在莱斯博斯岛和科斯岛上，我们缺乏相应的工作人员来帮助难民们进行注册，这也成为难民救助的一个巨大瓶颈。此外这些岛上相应的设施也非常有限。”

8月27日，向德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叙利亚移民在殷格翰市的登记中心学习德语，登记中心为他们提供短期住宿

希腊根本没有足够的设施及人力来接收和管理难民。此前希腊这一侧仅在莱斯博斯岛（Lesbos）和萨摩斯岛（Samos）有两个难民营，这两个难民营的工作是确定新难民的国籍，并为他们提供医疗、心理和基本人道救助。但由于难民人数过多，两个难民营根本应付不过来，而大量难民登陆的另外两处——科斯岛（Kos）和希俄斯岛（Chios）则根本没有难民营。一名阿富汗难民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通过难民船上了莱斯博斯岛，却发现没有人帮助他们。“我的孩子已经病了，我和妻子也病了。孩子们现在依然还穿着我们登船前的衣服，晚上他们就这样湿着衣服睡觉。这里太可怕了。”另一名17岁的阿富汗男孩自己一个人，父母已经找不到了，他被希腊政府作为难民孤儿送进莱斯博斯岛的莫利亚难民营以非法移民的身份监禁了70天。“我们没有热水洗澡，大部分人连条睡觉盖的毯子都没有。”阿富汗男孩如是说。

在希腊申请难民身份的人通常必须在看守所里被关押几个星期，等待自己的申请被提交，但希腊地方政府根本没有相应人力来处理数量如此庞大的避难申请。尽管医生无疆界和联合国难民署等组织的工作人员几个月前就赶到希腊为当地政府缓解接待难民的压力，但依然是杯水车薪。因此很多难民选择离开海岛，前往希腊，再尝试从马其顿穿越巴尔干地区继续向北。他们拖家带口，随身携带的物资少得可怜，开始了疲惫不堪的长途跋涉。

漫长的征程背后是更多无法预料的情况。“大赦国际”2015年7月曾公布了一份名叫《欧洲的边缘：在马其顿、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对难民和移民的暴力》的报告，详细描述了这条巴尔干难民路线上的情况。那是一种法律真空的混沌。

从希腊边境村庄伊多梅尼（IIdomeni）到马其顿的格夫戈里亚（Gevgelija），有一条两侧全是向日葵田的铁路，这条被称为“无主之地”的铁路蜿蜒几公里，对难民们来说是希腊与马其顿240公里的边境中最容易突破进入马其顿的地方。在边境等待难民们的是马其顿边境警察。“我们受到了马其顿警察的袭击，我和我13岁的孩子都被他们打了，他们要把我们遣返回希腊。”这名阿富汗难民先后被遣返回希腊10次。除了强制遣返，还有漫长的关押。

警方抓捕的难民被送进马其顿加齐巴巴（Gazi Baba）地区的难民营，没有申请难民身份的程序，在几个月的关押后，他们将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受到起诉和审判。“当我们被送到加齐巴巴难民营时，那里已经有400多名难民了。人们就睡在楼梯上，地上和走廊里到处都摆着床垫，早已超员了。”一名叙利亚难民回忆道，他一度曾通过绝食抗议，警察对他说：“如果你死在这，没人会关心你是怎么死的，我们会把你的尸体扔出去。”

难民们在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申请避难身份非常艰难。2014年，仅有10名申请庇护者在马其顿获得了难民身份，而在塞尔维亚，仅有1名获得资格。漫长繁冗的避难申请程序使得很多人继续向北走，希望进入匈牙利。作为“申根国”，匈牙利执行着欧盟统一的难民移民政策。“一日为难民，终身为难民。”在经历长途跋涉之后，难民们发现匈牙利政府还是将他们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关押起来。同样，匈牙利的难民申请审查非常严格，2014年，仅有240人在匈牙利获得了难民身份，与申请总数相比少之又少。

大部分难民在离开难民营后，被遣返回塞尔维亚或马其顿。难民们渴望进入欧盟，然而合法避难渠道少之又少，难民们被困在了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巴尔干之路上的难民越来越多，他们没有合法身份，也不受相应政策的保护。“大量难民在这一地区的出现，是因为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两国没有完善的难民、移民处理措施，同样也是由于欧盟难民政策的失败。”大赦国际欧亚部主任古利克（Gauri van Gulik）如是说。

1997年生效的欧盟《都柏林协议》规定了难民只能向他所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提出难民申请，如果在其他欧盟国家发现非法入境的难民，这些难民将被遣送回他入境欧盟的第一个国家。随着近几年难民潮越来越严重，这一规定让意大利、希腊这样的欧盟“前线国”承受着极大压力。欧盟并没有改进自身的难民政策，而是期望通过强化边境管理来解决问题，显然这是本末倒置。

巴尔干之路上压力最大的国家便是欧盟边境国匈牙利。联合国难民署表示，自2015年1月以来，已经有大约14万难民入境匈牙利，仅2015年8月份就有5万难民涌入匈牙利，这一数字现在仍以每天2000人左右的速度上升。匈牙利政府早就在与塞尔维亚的边境上立起了铁丝网。9月初，由于匈牙利阻止难民继续旅程，曾有上千人在布达佩斯国际火车站与警方对峙。

有的难民原计划在匈牙利乘坐火车前往奥地利和德国，无奈受阻之后，他们干脆沿着高速公路徒步西行。由于大批叙利亚等国难民滞留匈牙利，近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奥地利总理法伊曼临时磋商决定允许这些难民入境。匈牙利也在压力下，开放与奥地利边界，并派巴士将难民送至那里。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表示：“没有多少难民愿意留在匈牙利、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和波兰，所有人都想去德国。我们的任务就是给他们登记，然后送他们去边境。”

德奥开放边境的第一天，9月5日，共有1万名移民抵达奥地利，这些移民可以在奥地利申请庇护，或者继续前往德国，但是当天奥地利政府表示只有大约20人愿意在奥地利申请避难。德国政府发言人强调，这次放行只是为缓解匈牙利压力的一次性措施，不能成为长期先例。德匈两国会遵守要求难民在首个入境国申请庇护的欧盟规定，这就意味着，难民申请庇护的任务依然在欧盟边境国匈牙利身上。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就曾公开质疑这些难民的目的，认为大部分前往德国的移民都是想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而非出于逃难的目的。难民问题愈演愈烈，联合国难民署官方网站首页，在为难民捐款广告旁边，是一篇专门介绍“难民”和“移民”定义区别的文章。

“难民是受暴力或迫害威胁而逃离的人。他们通常面临险恶且不人道的处境，迫使他们穿越边境至他国寻求庇护。”联合国难民署的文章强调，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明确定义难民身份及政府机构应提供之基本人权保障，是确保难民不会被驱逐出境或遣返到他们生命及自由受到威胁的地方。“移民大部分是因寻找工作改善生活而迁移，一些是因教育、家庭重聚等因素，而非受直接迫害或人身安全威胁。对各国政府而言，两者之间的区别至为重要。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可导致严重的后果，削弱公众对难民及庇护机构的支持。”

应许之地德国

最终，难民们来到梦寐以求的德国。难民们到达德国提交难民申请后，除了在难民营的食宿、医疗费用之外，政府还会每月发给他们每人134欧元的基本生活费。而如果难民找到独立住所，政府则把每月基本生活费补助提高到346欧元，难民可以搬到州政府安排的个人居所中去住，在所规定的州内可以自由迁徙，这些难民享有免费医疗、体检、适龄子女的教育补助等诸多福利。德国申请难民结果所需等待时间平均是7个月，而难民们只要等满3个月就可以开始在德国工作。2014年向德国政府首次申请难民身份的成功率是48.9%，远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去年一年德国申请难民人数达到20万人。

德国的难民政策有着自己的历史根源。战后德国政府因为需要对纳粹在“二战”时的暴行进行补偿，德国的避难法制定得格外宽松，1949年德国基本法的第16条款，可以说是西方世界最慷慨的关于避难的规定，“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可以享受避难的权利，并在等待申请结果时可以享受相对慷慨的福利”。20世纪70年代德国与波兰、苏联等国家关系有所改善，在这些国家的一些有德国血统的人开始被允许返回家园。

80年代上任的德国总理科尔大力支持有德国血统的人返回德国。接受这些人被认为是爱国的表现，也是更好地缓解德国的低出生率和劳动力短缺的办法，而且这些有德国血统的人更易融入德国。这种重新安置政策由于战后的德国基本法第16条款和战争补偿法案（the War-related Compensation Act）规定而变成一种法定政策，来自苏东的难民只要能够证明自己或父母是1937年德意志帝国边界内的德国公民，就完全可以获得德国国籍。

但是移民大量涌入，使德国不堪重负。德国政府面对不断增加的难民潮，尤其在苏东剧变前后到欧盟东扩之前，德国的外国移民数量几乎占了欧盟十五国的一半，是欧盟各国接纳外国人最多的国家。它迫切需要借助某种途径改变避难法律和程序，阻止日益扩大的难民潮。

德国政府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因为难民的权利很清楚地写在宪法中，对宪法的任何改变都需要议会多数通过。而且因为德国“慷慨”的避难政策部分是为了对“二战”期间法西斯德国的排外主义罪行进行忏悔，如果修改这种“赎罪政策”可能会引起国内外公众舆论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科尔决定把难民和移民问题放到欧洲层面来解决，以实现一些在国内层面无法实现的政策选择。通过移民政策的欧洲化，科尔希望劝说其他成员国分担更多的难民。

此时的欧洲正处于一体化进程的初期，欧盟还是个雏形，东、西两德新近统一。在建立经济货币联盟问题上，德国选择让步弃用德国马克，但同时科尔提出把司法与内务合作并入欧盟的详细建议书。最初法国的反应并不积极，但法国国内右翼势力非常重视移民和难民问题，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想在1993年选举前做出积极行动而与科尔合作。此外其他欧盟国家相信，在政治上加强联盟可以在共同体内对新德国进行更可靠的限制，因此可以说德国对欧洲移民政策的制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德国同样拥有大量土耳其裔库尔德人族群，这在历史上也对德国产生了绝对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欧洲的库尔德人已超过100万，其中在德国的最多，大约为50至80万人。“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复兴与繁荣，欧洲亟须劳动力，不少国家都制订了劳工招募计划。1961年，德国与土耳其达成有关招募劳工的协议，这次劳工移民因1973年石油危机，世界经济衰退而基本结束。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之后的10年间，约有35万土耳其公民向德国提交了庇护申请，其中库尔德人占90%。而90年代初，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PKK）在该国东南部的冲突升级，以及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库尔德人“起义”失败，致使约200万库尔德人逃往土耳其、伊朗，造成举世瞩目的难民问题。这些难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欧洲。

德国有欧洲最多的库尔德人，其中90%来自土耳其。正因如此，上世纪90年代德国成为库尔德工人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政治动员的主战场。1999年在德国约有1.1万PKK成员，PKK还在德国发行名为《自由》的报纸，作为宣传工具。1993年PKK在欧洲的活动达到了顶峰，库尔德人闯进土耳其驻欧洲领事馆并劫持了人质。德国政府同一年底就对PKK及其35个附属组织发布禁令，禁令延伸到整个欧洲。此后几年支持PKK的群众游行活动始终存在，而1998至1999年的“奥兰贾事件”更是在德国产生了至少46次游行示威。

这段时间德国国内的仇外及种族主义情绪高涨，1993年就有多起新纳粹主义分子焚烧土耳其人房屋、杀害土耳其移民的惨剧发生。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1993年德国议会修改宪法，取消了根据基本法第16条款提供的无限制避难权。德国移民政策由此缩紧，避难申请人数量锐减，申请成功率一度降至2%以下。

上世纪末德国的移民政策又出现了转向。1999年实行的德国《公民法》规定，2000年之后在德国出生的儿童可以拥有双重国籍。而根据欧盟和土耳其相关协议，从2000年起在德国拥有居住权的土耳其人所生的小孩也能自动获得德国国籍，这也为接下来10年德国土裔移民数量的大幅增长埋下了伏笔，如今土耳其人在德国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二战”前犹太人在德国的比例。

显然德国此次接收大量叙利亚移民也有自己的考虑。虽然经济增长稳定，失业率始终保持在4.7%，但德国正面临着人口危机，2030年预计会出现600万就业人口的空缺。而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假设没有外来移民，2050年德国的就业人口将会减少到2600万，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三分之一。

德国经济学家、前柏林市财政部长蒂洛·扎拉青（Thilo Sarrazin）在《德国正在自取灭亡》一书中曾表示，德国人口的低出生率，外加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中低阶层和大量穆斯林移民家庭和后裔，将会对德国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

今年，德国政府打算接收80万难民。而这些难民在融入德国社会时还会遇到语言、教育、宗教、社会政治地位等多方面的困难。德国劳工及社会部部长安德丽亚·纳勒斯（Andrea Nahles）已经表示，为了让难民们融入，德国政府明年需要额外增加30亿欧元的支出，以期“让这些逃难的人们能够尽快成为我们的邻居”。 德国难民希腊历史欧洲中东局势难民叙利亚匈牙利移民求生欧盟成员国希腊移民移民欧洲求生之路移民土耳其经济叙利亚战争欧洲难民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