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发力稳增长

9月8日，财政部发布《财政支持稳增长的政策措施》，财政部表示，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财政部将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加快落实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相关措施，及时进行预调微调，加快推进有利于稳增长的改革措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财政部的具体措施包括“实施更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加快推广PPP模式；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深入推进财税体制等改革”等等。

在当前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突然发力，扮演起稳增长的核心角色，一定程度上也凸显了当前货币政策的困境，由于货币政策能够施展的空间相对有限，稳增长的重任只能更多指望财政政策。

在经过连续数次降息之后，目前的利率水平已经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近期国内CPI指数反弹，更限制了利率水平的下调空间，现在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75%，而最新公布的8月份CPI为2%，这使得当前中国已经处于负利率区间。在CPI出现反弹的同时，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仍在延续颓势，显示出实体经济活动仍然偏冷，8月份的PPI同比下降5.9%，这已经是连续41个月同比下降，CPI和PPI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也使得货币政策陷入两难之中。同时考虑到当前面临的资本外流压力，如果国内利率水平过低，还会进一步刺激资本外流。

货币政策的两难还不止于此，从流动性来看也同样面临很多困境，如果为了稳增长释放过多的流动性，又会对人民币汇率形成贬值压力，带来更多的资本外流。从8月份央行下调人民币中间价以来，人民币一直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为了不让人民币短期之内贬值过快，央行已经消耗了不菲的外汇储备在外汇市场维稳，8月份中国外汇储备下降至3.5573万亿美元，较上月大幅缩水939亿美元，以这样的缩水速度，即使是高达3.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未必够用。

按照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这三项目标，而只能从中三选二，现在的中国经济很明显正在陷入“不可能三角”的经典困局之中，而三项目标中究竟优先以哪两项作为政策目标，似乎也很难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能会减弱，而财政政策将会在稳增长之路上挑起大梁。

虽然和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更具操作空间，也被赋予了更重要的角色，但也并不意味着新一轮“4万亿”卷土重来。一是因为本届政府反复强调不搞大规模强刺激，包括在近日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也再次重申“中国没有超发货币，没有搞大规模强刺激”；另外，随着中国负债率大幅提升，强刺激的边际效应下降等因素，再次推出类似“4万亿”的刺激政策也不再具备外部条件。新一轮的财政稳增长，更多还是进行结构性调整。

按照财政部此次发布的《财政支持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主要措施包括“实施更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加快推广PPP模式；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深入推进财税体制等改革”等等。

“如何实施更有力的财政政策”是此次财政稳增长的主要看点，不过从财政部的文件来看，其中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强刺激的政策性安排。主要措施是：“统筹资金推动重大建设项目加快实施，建立盘活存量资金的约束与激励机制，督促各部门和地方加快消化已收回的存量资金，用于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以及“加大降税清费力度，尽快落实好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小微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标准由年应纳税所得额20万元以内提高到30万元以内”等等。

按照年初已经确定的财政预算安排，今年财政支出17.1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6%，拟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比2014年增加2700亿元，赤字率从2014年的2.1%提高到2.3%。另外，如果按照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经提供的数据，假如按照实际财政支出差额口径来看，我国的赤字率其实已经达到了2.7%左右，这就意味着我国赤字率距离3%的警戒线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扩大财政赤字的空间其实已经不大，即使下半年财政政策开始发力，也不会突破年初的财政预算框架，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将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所在。

由于我国财政预算制度并不科学，很多预算中安排的财政资金往往不能在当年花完，因此形成了大量的沉淀积累资金，这就使得资金的使用效率较低。今年上半年，财政部收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沉淀和违规资金2500多亿元，统筹用于稳增长和保民生的急需领域。目前我国的财政存量资金规模究竟有多大并无一个权威统计数据，如果按照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合计的公共机构存款总量来计算，截至2014年底超过20万亿元，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资金都属于沉淀资金，但是财政存量资金可用于盘活的规模也由此可见一斑。未来的财政政策如何发力，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将成为一大看点。

财政部此次发布的《财政支持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加快推广PPP模式”是另外一大重点。所谓PPP模式，也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式在发达经济体十分常见，在中国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存在，但是多年来在国内发展并不顺利。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和各部委密集出台了多项鼓励PPP模式发展的政策文件，财政部和发改委还分别发布了详尽的PPP模式的指导意见和合同模板，各级地方政府推出了总额高达万亿元级别的PPP项目，PPP模式的重要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当前基建投资领域的最大热点。

PPP模式之所以被高度重视，一定程度上也是吸取当年“4万亿”的经验教训，如果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不能有效带动社会资本，只是政府资本唱独角戏，这样的投资热潮很难有效持续下去，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会比较有限。另外，由于现在地方政府债务比例较高，在投资资金来源上也受到较大限制，而如果能够大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地方政府的融资压力，政府以运营补贴等作为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的对价，能够将社会公共品的支出压力平滑分配至以后不同的年份，从而缓解政府当期财政支出和债务压力。

PPP模式在中国发展多年，一直进展不大，主要原因在于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不高，难以有效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一是因为大多数PPP项目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为主，注定了项目的回报率有限，而对于政府而言，推出PPP项目的初衷是为了减轻政府负担，如果给予PPP项目过高的回报率，也就背离了推出PPP的初衷，同时PPP项目如果回报率过高，也会形成对全社会的负担。

此次PPP模式被提高到稳增长的高度，如何解决固有的难题就成为关键所在，如果不能有效突破，这一波风起云涌的PPP热潮可能也会慢慢归于平静。从目前的政策层面来看，降低社会资本的融资成本成为吸引社会资本的一大政策红包。今年5月份，国务院文件《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中专门提及要做好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应创新符合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特点的金融服务，优化信贷评审方式，积极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发力财政宏观经济财政制度增长市场货币政策ppp模式ppp项目稳增长国内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