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会议：中国式梦想与美国式现实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领导人蒋介石、罗斯福（中）和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

1943年11月22日到26日在开罗召开的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被彼时的中国领导人视为划时代的事件。在经历了6年多艰苦的抗战之后，中国的贡献终于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继年初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蒋介石又得以破天荒地和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出现在全世界公众的视野中。如此美妙的经历，加上美国对中国充当“四大警察”之一前景的渲染，使蒋氏不禁感慨：“这实在是我们中国百年来政治外交上最大的胜利！”

与之相反，在研究战时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全球战略的诸种英文著作中，“开罗会议”往往仅以过渡角色出现，其重要性不仅落在随后举行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之后，甚至也不及稍早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和魁北克会议。在邹谠的名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中，开罗会议仅仅占据了一个页码的篇幅。这种冷落足以代表美国学界和政界对本次会议的一般印象：稀松平常，无甚可书。

一边是中国式理想，一边是美国式现实，在开罗阴错阳差地交汇：中国视会议为漫长努力的结果，认定自此已经奠定大国地位；美国视会议为军事反攻的开端，许下的远景需要靠战场表现才能获得。蒋介石短暂的大国梦在一年之后即告破碎，留下的只有关于“中国纠结”的无尽反思。

“门户开放”的误会

从19世纪末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化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大致以“门户开放”（Open Door）为要旨。史汀生国务卿在1931年的一封信件中曾对这一政策做过完整的阐述，他认为，“开放”包含有两层意味：其一是经济性的，即维护“各国对华商业上之机会均等”；其二是政治性的，即为了获得自由贸易的权利，必须确保“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这种看似不偏不倚的主张，与美国传教士、教育家和东方学研究者对中国抱有的理想主义情结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政治神话：美国应当、也必然成为中国独立地位的保护者。

1943年7月7日，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左）代表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颁授美国荣誉军团勋章

但在“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看来，“门户开放”不过是一种自我强化的心理暗示。首先，它更近似于对既定秩序的承认，而不是对列强在华格局做出根本性调整的大纲。在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以及日本全面侵华的重要关头，“门户开放”对中国没有起到任何意义上的保护作用。长期以来，与其说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捍卫了中国的独立，倒不如说是中国巨大的疆域和列强间的勾心斗角阻止了任何一个国家推行排他性政策。其次，即使是在“门户开放”运行相对顺畅的20年代，中美两国之间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也极为有限。华盛顿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不承认主义”就是这一现实的反映：出于情感和道义，美国不能放任日本破坏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美国更不愿意牺牲和日本之间的可观贸易额，而与东京断然决裂。

换言之，到1941年12月日美开战时为止，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是出于主观认知和想象：华盛顿既未确切地了解中国的需求，对中美展开军事和政治合作可能遭遇的困难也估计不足。但这并不妨碍罗斯福总统及其幕僚早早地将中国纳入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设计之中——早在1940年，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就预见到了美国成为战后世界领导者的必然性；而一个强大、亲美的中国不仅能阻止日本再度挑战太平洋秩序，对拥有强大陆上力量的苏联也是一种平衡，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意义极为重大。故而在1941年《大西洋宪章》公布之后，赫尔立即开始鼓吹：“在战争之中和战争之后，承认中国是大国，她享有与强大的西方盟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平等的地位并得到复兴。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的新秩序做准备，而且是为了在东方实现稳定和繁荣。”

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的地勤人员正在维护一架P-40型战斗机。机头绘制的鲨鱼图案是该部队最醒目的识别符

但国务院在做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承诺之前，并未与军事部门就中国战场的地位达成一致。早在1939年，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下属的计划委员会就确认：当美国在亚洲和欧洲面临同等严峻的军事考验时，它不可能在两洋同时发动攻势，而必须遵循先难后易的原则。1940年法国之战结束后，联合计划委员会认定纳粹德国的威胁较日本更为突出，因此建议：“即使不得不与日本开战，在太平洋方向投入的兵力也应当优先保证大西洋方向的主要作战之所需。”1941年春，英美参谋长华盛顿会议签署的《ABC—1备忘录》最终确认：“德国是轴心国的主要成员，大西洋和欧洲战场是决定性的战场……如果日本参战，我们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将是防御性的。”

换言之，尽管在日美开战之后，英、美、荷、澳四国迅速组建了西南太平洋四国盟军总指挥部（ABDA—C），并在美国陆军编制内增设了中缅印战区（CBI），但对日反攻并非此际美国的战略重点。改任陆军部长的史汀生含混地表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因此要加强它，使它能够迫使日本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但在1941年，中国仅仅获得了价值2600万美元的租借物资，占当年租借总额的1.7%。中缅印战区与西南太平洋总指挥部之间缺少协同和配合，当1942年春第一支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时，几乎处在孤军奋战的状态。

1944年6月1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塞班岛登陆，准备夺取整个马里亚纳群岛

缅甸战局的失利使得中美两国的矛盾第一次开始凸显：蒋介石认定，英美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即要求中国军队投入于己无关的战区，无异于驱使华军为“帝国主义”充当炮灰。他本人作为中缅印战区总司令，有权要求美方提供继续作战所需的物资和财政援助，并在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的军火分配委员会中获得一席之地。而作为中缅印战区参谋长和援华租借物资总负责人的史迪威，则对中国军队的总体价值表示了怀疑。他尖刻地宣称：除去“迫使日本在中国保留一支庞大的常规军，并为这支军队提供给养”外，中国战场并不能发挥其他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滇缅公路已经中断，1942年5月以后，所有美国援华军事物资只能经由从印度阿萨姆邦到昆明之间的“驼峰航线”空运。作为驻华美国陆军航空兵总指挥和空运负责人，陈纳德开始与史迪威争夺租借物资分配的优先权。为了抵制史迪威提出的缅甸反攻方案，陈纳德制订了一项以战略轰炸为主、地面推进为辅的在华军事计划，倡导依靠空袭削弱在华日军，再由中国军队围而歼之。在这一计划中，中国军队仅须承担保卫机场和扫荡残敌的任务，与蒋介石“不能放任史迪威在缅甸用中国军队承担代价巨大的反攻”的主张不谋而合，立即受到重庆方面的推崇。从1942年秋天起，中国政府和美国陆航几乎同时向华盛顿提出：优先强化在华的空中兵力。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领导人丘吉尔（右）、罗斯福（中）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

到1942年底为止，美国国务院与军事决策者之间的分歧，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与参谋长之间的分歧，在华美军总指挥与航空兵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已经糅合成为赫伯特·菲斯笔下的“中国纠结”（The China Tangle）。纠结中的重重矛盾将在不同时间以不同的形式爆发出来，使任何一方的见解都无法得到完全的伸展。

蒋介石的“建国”大业

较之美国对华战略的巨大分歧，蒋介石的战争目标从一开始就很清晰：“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战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

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四项决议：设立总裁一职作为党的领袖；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设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构；批准国家大战略蓝图《抗战建国纲领》。就本质而言，《纲领》是要借全国一致对外、各党派皆拥护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时机，完成在1928～1937年已经尝试过的以国民党为唯一核心、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但蒋介石自知以中国的国力不足以单独完成“建国”，他的打算是促进和迎合国际局势的变化，以争取外部援助。而1941年底日美战争的爆发，令蒋氏看到了最佳机会：美国不仅是传统上的对华友好国家以及日本的头号对手，还具有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军事和财政力量；从理想角度看，中国不仅能从美方获得“建国”所需的大部分援助，还能将军事压力转嫁给美国，从此专注于内政建设。

出于这一动机，蒋介石比任何人都更热衷于推动中、美、英、苏四国正式结盟，并期待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尽快转入反攻。然而1941年12月底的重庆军事会议最终确认了美方提出的“先欧后亚”方案，并要求中国承担派兵入缅的义务，对军事援华的力度则语焉不详。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议再度强调：“中国政府应当明白，利用立刻就能提供的有限援助，一心一意地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挽救缅甸局势的重要性。”而蒋介石在缅甸战局失利后已经打定主意：除非中国获得了期望中的物资和财政援助，否则将暂停战区级规模的反攻。

在此背景下，始终致力于弥合中美分歧的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项低成本的方案：通过外交和政治鼓励激发中国的热情，促进中国军队更积极地作战。于是在1943年1月11日，英美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废除过去一个世纪里一切不平等的对华条约，改签平等新约。这一举措获得了蒋介石的积极回应。但令美方始料未及的是，废约未能对蒋氏的军事主动性有太大的促进，反而令后者误判形势，开始进一步研究在既不进攻、亦不媾和的形势下推进“建国”的可能。

1943年3月，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正式发表，引起全国关注。蒋氏并非长于论述的思想家，在不平等条约废除之际突然抛出洋洋十万言的巨著，并责成军政要员限期阅读，显然带有政治目的。而全书以“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起笔，终于“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实际上是对政治蓝图的描绘，或者说是蒋介石在“抗战必将胜利”这一前提之上，关于“建国”的大战略。

《中国之命运》虽然以大部分篇幅谈论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问题，其本质却是内向的：旧约的废止原本仅是恢复了中国与英美之间的主体地位的对等，但经过蒋氏的渲染，俨然已经成为全部正义的化身。而国民党既为废约行动的领导方，自然也就变为正当性和真理的唯一代表，可以、且必然成为中国命运的主宰。这一点，其实正是蒋美分歧的关键——蒋介石谈“中国之命运”，是要在抗战的大背景、美援的现实帮助和国际地位上升的战略期内，完成以国民党为唯一核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统合，完成“建国”目标。而《中国之命运》几乎未曾提及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事，则暗示了蒋将军事问题置于次要地位，认定美日战局的发展迟早会导致日本的崩溃。中国军队因为实力有限，大后方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又濒临崩溃，已经不愿再将军事反攻作为主务。而美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张，都与《中国之命运》大相径庭：国务院在“使中国成为大国”和废约问题上的积极，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军事主动性；以史迪威为代表的军事部门则要研究，在“先欧后亚”的既成事实下，如何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使中国军队对日方保持军事压力。这种“三重分裂”在1943年夏秋之交已经达到高潮，而表面光鲜的开罗会议，看似只是分歧暴露的开端，实际上已经是战略分裂的结果。

“使中国成为大国”

中美两国政府，尤其是急于取得对轴心国军事胜利的美国，并非没有注意到军事、政治路线脱节的不良后果。从1943年春天开始，罗斯福总统、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对中国给予了更多关注，希望通过“在中国和为中国做更多的事”，使中国继续在美国的政治—军事蓝图中发挥作用。但在租借物资数量严重受限的情况下，预计到1944年春季之前，史迪威都无法在缅北发动新的进攻。不仅如此，在1943年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重新趋于紧张，美国开始担忧中国可能再度陷入内战。在此情况下，罗斯福及其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决心再度动用外交手段，提前赋予并确认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渴求的大国地位，以战后充当世界领导者之一的前景缓解重庆的担忧。这种“大国”图景包括恢复中国在对日战争中丧失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并使中国在维护太平洋乃至世界的繁荣与稳定方面占据显赫的位置。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不协调的情形——在美国极其希望中国发挥积极军事影响的1942年，“使中国成为大国”还仅仅是一种毫无可操作性的政治口号；而在中国战场陷入困境、就连陈纳德这样的乐观主义者都担心可能出现军事崩溃的1943年，“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步骤突然提速了。

当然，“提速”的幅度和规模依然由华盛顿掌控着。1943年8月魁北克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基于“四大国一致”的愿望，提出了参会要求；但英美不愿令重庆介入与其关联不大的欧洲事务，以免给胃口正在递增的莫斯科以讨价还价的资本。中国同样被美国继续留在最高军事决策圈之外。但华盛顿排除了伦敦和莫斯科的反对意见，使得中国可以参与签署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达成的《普遍安全宣言》。宣言中包含了四国“用以反对其各自敌人进行战争的联合行动将为组织及维护和平与安全而继续下去”的保证；作为回报，四国对战时和战后问题负起责任，“建立一个普通性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尤其是关于战争结束后未经共同磋商不得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军队的条款，使中国甚为满意。宣言签署前，赫尔还向莫斯科确认了美国的决心：“我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在这种背景下，定于1943年11月召开的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就成为将《四国宣言》的条款精细化，特别是使中国的“四大国之一”地位获得可行性保证的重要环节。但部分因为《日苏中立条约》对中苏领导人公开会晤带来的障碍，部分也因为美国希望将苏联的影响力局限于欧洲，四国首脑并未在同一地点集中会晤，而是在开罗和德黑兰分别召开会议：首先由中、美、英三国就亚洲—太平洋问题展开会晤，随后苏、美、英三国领袖再在德黑兰会面。而开罗会议也同样遵循了美国在1941～1942年的策略，即对未来的期许要服务于现实的战局。

评估这种期许与现实结合的方式是困难的。就形式而言，罗斯福不仅拒绝了在会前就中国事务与丘吉尔提前磋商的要求，而且与蒋介石多次长谈，这使得英国人抱怨“原本在开罗最次要的中国事务，竟占据了首要位置”。而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诉求：它承诺中、美、英将“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这是保证中国大国地位的底线条件，亦是美国构想的战后亚洲秩序的基础之一。作为交换条件，“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无条件投降”不仅杜绝了中国单独对日媾和的可能，使得重庆必须以坚持抗战作为赢得大国地位的前提，同时还意味着军事胜利依然是处理日本问题的基础。中国必须证明它对赢得战争的重要性，在进入1944年之后表现得更加坚忍和主动。但在这个问题上，事情又变成了老样子：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不愿将用于欧洲战场的人力和物力优先投入到解除中国的封锁状态的作战当中。开罗会议在军事问题上没有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除去在政治问题上的热情表态外，美国实际上依然希望中国在得不到足够援助的情况下继续战斗下去。而蒋介石一如既往地要求美方提供足够的援助用于军事力量的改进和财政的稳定，但这恰恰是美国不愿意也无法做出保证的。开罗会议对中国是一个体面的奖赏，但也仅此而已，各种路线的分裂没有得到任何程度的弥合。

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在紧随开罗会议之后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流露出了对中国“在战后是否会强大到足以起到给它确定的那种作用”的不信任。斯大林同时还向罗斯福透露，苏联在战后希望收回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并在远东获得一个不冻港。美方向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中的中国代表透露了这些意见，但似乎从来也没有提醒过重庆：倘若中国不能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出主动性，未来他们将被迫承受的代价。

破碎的“大国”梦

对美国和中国而言，开罗会议的长期影响既辉煌又悲惨：在会议结束后一年，“中国纠结”以一场空前的军事失败作为结果。这场失败不仅断绝了中国在太平洋反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可能，而且反过来颠覆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路线，导致了雅尔塔的再度协调。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由华北经华南攻入西南。此前三年大体处于防御状态的中国军队在装备、补给和士气上的不堪状况在此役中暴露无余。夏季之后，日军经过苦战攻陷了长沙、衡阳，随之又侵入桂林、柳州，破坏了美军在华实施成本较低的“空军中心”作战的根本据点——航空基地。这意味着陈纳德所主张的以中国为基地、依靠航空兵驱逐在华日军，甚至进攻日本本土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而史迪威出于挽回军事败局的考虑，不仅提出了解除对共产党控制区的封锁，而且希望武装并利用中共部队，这使得他和蒋介石的矛盾彻底激化。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由魏德迈中将继任驻华美军总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

作为史迪威事件的直接原因和重要后果，中国在美国对日的军事战略中丧失了地位。1944年6月，美军在中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登陆，这场战役的胜利使他们获得了B-29轰炸机最理想的基地，陈纳德的机场不再是不可替代的了。一个月后，罗斯福在夏威夷与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这两位太平洋地区美军总指挥召开会议，明确排除了在中国沿海或台湾登陆、以之作为进攻日本跳板的可能。此后，尽管魏德迈等人仍在研究装备中国军队、向华东和华南发动大规模反攻的可能性，但在参联会的计划中已经退居到了次要地位。

不仅如此，1944年的军事失败还使得罗斯福不得不重新评估苏联在对日作战乃至战后亚洲秩序中的重要性。1945年2月，罗斯福在雅尔塔与斯大林达成了关于苏联对日参战和战后政治问题的新安排。如同在1943年时未经严肃评估即慷慨许诺中国以“大国”地位，美国在1945年又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中国在东北的部分主权“让与”苏联。中国的“大国”理想，最终只能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得到呈现。

对美国而言，开罗会议是一种相当矛盾的经验。它在形式上迎合了罗斯福的个人偏好——这位总统喜欢与世界领导人会晤，并就战争目标和未来和平方案做出重大决定。因为这种偏好，罗斯福在会议之前甚至未曾与国务院和参联会进行过全面的沟通，这就使得首脑会议上提出的设想和计划，往往富于理想主义、却忽略了现实。而已然存在于美国政治、军事、外交和外交路线中的多重分裂，更使得开罗会议成为诱发矛盾的争吵女神厄里斯——美国许诺中国以大国地位，但在“先欧后亚”的战略前提下，1942至1944年的美国不可能也不愿意给予中国建成此种大国地位的经济和军事保障，而单凭开罗会议的外交操作和《开罗宣言》是无法使中国成为“大国”的。

与此同时，当时的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同样身陷矛盾的战略之中。蒋介石看重对日战争以及美国参战带来的机会，对“抗战建国”的憧憬使得他乐于利用对日军的牵制作用乃至中国在幅员、人口上的不可忽视性，寻求在战后亚洲秩序中的地位。这种“大国”地位以及美国为使中国成为大国做出的努力，将使国民党成为战后中国唯一的领导者，并使这个“新中国”成为美国主导下的新国际秩序中一个重要的伙伴。开罗会议的召开和《开罗宣言》的发表使蒋氏一度触及了这种理想，但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当时中国并不具备维持“大国”神话所需的现实军事和政治能量。

（参考资料：《The China Tangle》， Herbert Feis；《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George F. Kennan；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邹谠著） 中国近代史美国政治蒋介石军事日本政治政治开罗宣言美国军事谈判中国之命运日本军事罗斯福开罗开罗会议日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