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阅兵

8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预演的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2015年9月3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胜利日阅兵。这是自1951年国务院设置“抗战胜利纪念日”以来，第一次举行以检阅武装力量为主要内容的纪念活动，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十一”国庆以外，举行由陆海空多军种参与的大型阅兵式。

今天的中国军队领导人已经可以骄傲地宣称：“西方发达国家军队拥有的各类装备，我军基本都有了，而且不少装备的性能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空军的轰炸机多次在第一岛链之外1000公里处开展远海训练；海军的第二代核潜艇能在印度洋隐蔽活动达数月之久；由新型驱逐舰、护卫舰和补给舰组成的护航编队已21次驶往亚丁湾海域，执行国际护航和反海盗任务。中国是当今世界仅有的5个装备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战略导弹的国家之一，是9个拥有现役航空母舰的国家之一，也是仅有的3个完成第四代先进战斗机试飞的国家之一。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罗斯（Robert S. Ross）评论：“中国海上力量的现代化是这个东亚大国在政治领域的重大成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不再仅仅是一支第三世界军队。”

但在70多年之前，所有这一切都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1937年淞沪会战中，70万中国最精良的地面部队面对30万日军，由于缺乏海空军支援和重武器，伤亡近30万人仍未能获胜，被迫放弃华东主要城市和当时的首都南京。集结在长江下游的4艘中国巡洋舰遭到数十架日机轮番轰炸，在4天内全部沉没，以至于到战争结束之时，海军几乎没有可以出海航行的军舰。同样势单力孤的空军则在外援时告中断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和拥有世界一流航空兵的日本相对抗。1940年9月13日，34架中国战斗机在重庆璧山上空与敌机遭遇，竟被击落13架、迫降11架，敌机无一损失！

以70年前中国军事的基础能力为坐标，今昔对比，不啻霄壤之别。如此反差的原因，是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防政策，以及将军事现代化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明确方针。尽管在建国之初一度以“一边倒”的姿态争取苏联的武器和技术转让，但在随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始终坚持从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出发推进军事现代化，并保持国防工业体系的独立性。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成就大部分建立在对引进的技术加以吸收和内化、最终推出适应自身需求的装备的努力之上。它一再证明：中国不仅有能力对冲欧美国家的军工科技输出封锁，而且绝不是简单地“山寨”俄制装备。解放军推出的许多新型武器系统不仅在技术和质量上超越了其俄罗斯蓝本，甚至还能更上层楼、成为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装备的起点。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进程，与持之以恒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有机结合。通过把高度自给、立足内需、奉行保护主义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拥抱国际市场、实现商品和资本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利的增长模式，中国逐步积累起了实现国防现代化所需的财政资源，并在更大范围内与世界体系相耦合。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仅能提升本国抵御外部入侵的能力，还有助于全球公域安全的维护，在保护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中国公民和中国经济利益的同时，履行中国政府关于“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的承诺。

停泊于青岛航母基地的“辽宁号”航空母舰

2015年5月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指出：“中国梦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就是强军梦。强军才能卫国，强国必须强军。”9月3日，胜利日阅兵，展现的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最新成果，它隐含的是一条现代中国军事发展的脉络，对应的是70年前中国以血肉之躯获得抗战胜利之艰难；和平重要却不容易，大阅兵宣示了所有中国人共护和平、共享繁荣的决心。

向前！多样化发展的中国军事力量

2014年7月5日，“海口号”驱逐舰搭载直-9型直升机参加“环太平洋-2014”军演

2014年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SNWC）教授、知名中国海军事务专家吉原恒淑来华为他的新著《太平洋上的红星：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国海洋战略的挑战》做宣传。他告诉本刊记者：“尽管本书在2010年才最终定稿，但在短短4年后就有了做全面修订的必要。”“中国在海洋能力方面的进步，令本地区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感到惊讶。”

要考察这种进步的最终限度，有必要审视中国政府公布的国防发展目标。2015年5月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延续了2013年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的思路，它将解放军的总体任务设定为：“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不断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在此框架下，陆军应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实现由区域防卫型力量向全域机动型力量的转变。海军应根据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由近海防御型力量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力量结合的转变。空军须按照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实现由国土防空型力量向攻防兼备型力量的转变。第二炮兵则要按照精干有效、核常兼备的战略要求，加快推进信息化转型。四个“转变”的最终落脚点是打赢一场信息化局部战争，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和安全。

“辽宁号”女舰员在测定风力参数

依据这一文件，解放军以海、空、（导）弹为重点，有针对性地推进武装力量的多样化发展。过去5年间，中国第一艘航母正式服役，舰载机战斗力的形成也进入了最后阶段。以新型驱逐舰和护卫舰为基干的护航编队多次驶往亚丁湾执行国际反海盗任务，提升了训练水平和远洋活动能力。在吸收俄罗斯技术基础上开发的第三代战斗机大批交付部队，全新的第四代战斗机也进入了试飞和技术攻关阶段。新型战略导弹和多用途中程导弹在提升了防御战略的灵活性的同时，使中国的二次核打击能力获得了更妥善的确保。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参与过国会研究处（CRS）涉华报告起草的安德鲁·埃里克森告诉本刊记者：“时至今日，中国的海空军（包括陆航）终于初步成为国家领导人手中可靠的力量工具。”“中国已经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现代化部队，旧貌换新颜。”

“航母梦”的实现

2012年12月，歼-15型舰载机在“辽宁号”着降的瞬间

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在青岛基地正式交付海军，始于民国时代的航母梦想，至此终于实现。两个月后，歼-15舰载机在母舰上完成了第一次起降测试，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航母Style”狂欢。已故的刘华清将军和英雄飞行员王伟的名字也被重新提起，在对先烈的缅怀、对未来的憧憬和以伟大文明自励的豪迈感中，我们走完了迈向蓝水海军的“万里长征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海军遵循的是一种类似“海上人民战争”的离岸防御策略。解放军建造了大批鱼雷快艇、导弹快艇、柴电潜艇和数十艘老式护卫舰，准备在遭遇海上入侵时对其登陆舰艇和辅助船只发动偷袭，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控制远海交通线。然而，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改变了这种局面：外向型经济对基于远洋航运的原材料和商品流通具有很大的依赖性，这使得中国有必要建设一支符合经典制海权模式的大舰队。曾留学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军事学院的刘华清上将在1982～1988年出任海军司令员，1989～1997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他的倡导下，中国正式启动了航母工程的论证工作，并曾购入澳大利亚退役航母“墨尔本号”进行研究。

“中国航母之父”刘华清上将

上世纪90年代，由于欧美国家对中国实施军工技术输出管制，中国从西欧购买航母和舰载机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而经济状况不佳的俄罗斯急欲抛售一批维护成本高昂的大中型舰艇，将刚刚停用的“基辅号”航母出售给中国遂成为俄方最关心的课题。但“基辅号”并非美国式的、以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为目标的攻击型航母，而是一种特殊的“载机巡洋舰”。它携带的雅克-38式垂直起降战斗机数量较少、性能不佳，进攻任务要靠笨重的P-500型反舰导弹来完成，不符合中国海军对航母的期待，谈判最终破产。巧合的是，“基辅号”及其姊妹舰“明斯克号”在几年后依然落户中国，不过它们已经拆除了全部武器装备和动力系统，只能改造成游乐场了。

从中国的国情看，航母在短期内要应对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和台湾问题，在更长的时期内，中国需要足够强大的远洋舰队来拓展在西太平洋的防御纵深，保障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这意味着中国的理想型航母必须具备强大的综合作战能力和较远的续航力，其吨位至少要达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的水平。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尚不具备自建此种大型航母的能力，外购又受到若干政治原因的制约，这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只有一艘候选舰能满足要求，那就是搁置在乌克兰黑海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的苏联未成航母“瓦良格号”。

8月22日，在北京昌平“阅兵村”参加“9·3”胜利日阅兵式操演的三军仪仗队女兵

“瓦良格号”是苏联“库兹涅佐夫级”航母的2号舰，虽然依旧搭载有巨大的反舰导弹发射筒，但拥有滑跃起飞甲板，能起降重型战斗机，在性能上与美国航母的差距明显缩小。“瓦良格号”于1985年12月动工建造，1988年底下水，1992年1月20日因经费不足而停工。当时该舰的完工程度已达67.8%，主机、锅炉和大部分舾装品已经安装上舰，只是缺少电子设备和武器系统。1993年俄罗斯一度有意出资继续完成“瓦良格号”，但未能与乌克兰政府达成协议，船厂方面也认为乌克兰残缺的军工体系不足以完成整艘军舰的建造。1995年，俄乌两国最终决定将“瓦良格号”委托给黑海造船厂自行出售，舰上的导弹发射装置、拦阻索，和已经安装的机电设备、陀螺仪、声呐、导航设备、主机和锅炉、发电机组、大部分管线和电缆则以保密为由先后拆除。

1997年9月，乌克兰政府向全球招标拍卖“瓦良格号”的空舰壳。在时任解放军海军高层的授意下，由华夏证券出资、港商徐增平成立的澳门创律旅游娱乐公司出马参与竞标，最终以2000万美元标得该舰。在乌克兰方面的许可下，中方还以200余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瓦良格号”的全部图纸和遗留技术资料。

2015年1月，解放军海军陆战队装甲分队在科尔沁草原进行雪地步装协同训练

2000年6月13日晚，“瓦良格号”由巴拿马籍拖船“南风号”拖带，驶离尼古拉耶夫港。但在该舰离开黑海、进入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前，土国政府依据1936年《蒙特勒公约》，禁止其通过。土方宣称：“瓦良格号”无动力的船体在穿越海峡时极易发生事故，有可能妨碍海峡畅通。背后则不无美国等势力的操纵和阻挠。“瓦良格号”随后在海峡入口外搁置了整整16个月，直到中国政府出面斡旋，与土耳其方面达成多项商贸和旅游协议，该舰才在2001年11月1日被放行，由6艘拖轮帮助通过海峡。

两天后，“瓦良格号”在爱琴海遭遇9级大风，舰体一度因拖船钢索断裂而失控，在抢救中有一名荷兰工作人员罹难。直到11月6日，该舰才恢复正常航行，绕经非洲西岸和好望角向印度洋前进（苏伊士运河不允许无动力船只通过）。船队沿途不停靠任何港口，由船东每个月派补给船运送食品和淡水到舰上，伴航的拖船也在海上进行燃料补给，整个拖航过程共花去500万美元。2002年3月3日，该舰终于抵达大连造船厂。

“瓦良格号”抵达中国之际，创律公司已濒于破产，经相关部门协调，舰体最终被转交给中国海军。由于此前从未改装或操作过如此巨大的舰船，海军和船厂方面在对其进行了三年多的研究和测绘后，最终于2005年6月将其送入船坞，进行全面改装。由于不可能获得苏联时代的原装武器和舾装品，中国海军的作战思路也与苏联海军不同，“瓦良格号”重新安装了中国生产的动力系统、电子设备和武器。舰岛顶部的“望天”相控阵雷达面板被中国自行研制的远程主动相控阵雷达所替换，飞行甲板下方的P-700型反舰导弹发射筒也被拆除。2009年4月，舰体改造基本结束；一年后，军舰转移到大连港新建的30万吨级码头进行最后的舾装，中国官方随后承认该舰将作为训练平台使用。经过10次海试，军舰最终于2012年9月正式服役，并重新命名为“辽宁号”。

“辽宁号”的重建成功仅仅解决了航母平台的问题，该舰搭载的飞机依然是一个大问题。俄罗斯希望中国采购与“库兹涅佐夫号”相同的苏-33式战斗机，但中方考虑到该型机在俄国内已停止生产，重开生产线所费势必不訾。苏-33依据的母型苏-27在中国空军服役多年，其技术已为中方充分吸收和消化，故海军最终打消了购买苏-33的念头，而决心在苏-27基础上自行研制一款舰载机。作为参照，中方从乌克兰购买了1架T-10K型试验机（苏-33最初的母型之一），委托在生产苏-27系列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沈阳飞机工业公司从事研发。2009年8月31日，歼-15单座原型机首飞成功，2012年12月顺利完成第一次舰上起降。由于安装的是国产WS-10A型发动机，该机在实用化之后的全寿命周期内不必受制于人，优势极其明显。至2013年底，歼-15已经启动批量生产。“辽宁号”可以搭载20～24架该型机，在整个亚洲范围内拥有首屈一指的防空能力。

尽管“辽宁号”航母本身不会出现在9月3日的阅兵场上，但该舰首任舰长李晓岩少将（现任南海舰队副参谋长）将作为两栖突击车方队的领队，指挥海军陆战队第164旅的05A型两栖装甲突击车（第一方阵第二方队）接受习近平主席的检阅。“辽宁号”所属的舰载航空兵基地也将派出5架歼-15型飞机，作为第九梯队加入空中受阅队列。不久前，第一艘纯中国血统的航母也已经确认在大连开工，刘华清将军的理想将一以贯之地延续下去。

走向远洋的海上力量

2012年9月中旬，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并与梁光烈将军举行会谈。就在这次访问期间，中美两国海军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反海盗联合演练。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于2012年9月17日在亚丁湾中西部海域进行，内容包括两军人员互访、模拟强行登船、搜索海盗和抓捕行动。扮演被海盗劫持船只的是美军导弹驱逐舰“温斯顿·丘吉尔号”，中方参演的是导弹护卫舰“益阳号”，双方各派出18名特战队员、组成两支混编的突击队，执行模拟营救任务。两支突击队还进行了联合登船临检演练。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新闻发言人向外界公布称：“在这次由美中联合编队执行的登舰演练中，突击队成功地找到了模拟被劫的船只，并为船员提供了援助。”演练开始前，18名美方特战队员登上“益阳号”舰听候双方指挥官的共同部署，为此次不无竞争意味的合作行动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帕内塔表示，演练“增强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盗威胁的能力”。

同样是在中国之行期间，帕内塔还宣布：美方将邀请解放军海军参加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军联合演习——2014年环太平洋（RIMPAC）军演。最终，中方派出了导弹驱逐舰“海口号”、护卫舰“岳阳号”、补给舰“千岛湖号”和医院船“和平方舟号”参加这一活动。2014年6月，中国舰艇编队抵达夏威夷基地，参加了有22国海军参与、为期38天的联合军演，先后完成了战术机动、海上搜救等7个项目共15项内容的联合演练，随后还访问了美国本土。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表示，编队官兵不负重托、圆满完成任务，扩大了中国海军的战略影响。

海军活动异常活跃的背后是新型水面舰艇的大批服役：在2000年，构成海军一线部队主力的仅有21艘导弹驱逐舰和37艘护卫舰，其中具备足够防空能力和现代化电子设备的不超过1/4。而在10年的“小步快跑”之后，驱逐舰和护卫舰的数量已经分别增加到25艘和49艘，70%以上具备亚洲先进技术水平。被称为“中华神盾”的052C型防空驱逐舰已经建成6艘，换装新型主炮和相控阵雷达的052D型也已全面投入量产，预计将建造至少12艘。这两型新驱逐舰既可以充当航母战斗群中的防空指挥舰，也可以担当小型编队旗舰。排水量超过1万吨的055型大型驱逐舰也已经列入建造计划。近30艘性能均衡的054系列护卫舰将取代较旧的053型执行一线作战任务，用于低烈度冲突环境和非传统安全任务的056型轻型护卫舰则预期将建造30～60艘。

不仅如此，过去以数量庞大但技术落后而闻名的中国潜艇部队，同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2000年，中国海军拥有60艘柴电潜艇、5艘攻击型核潜艇和1艘弹道导弹核潜艇，其中仅有4艘刚刚从俄罗斯购入的“基洛级”潜艇具备世界平均水平的安静性和作战能力。15年后，海军一线潜艇的数量维持在了柴电潜艇59艘、攻击型核潜艇和弹道导弹核潜艇各5艘的水平，但其中现代化型号的比例已经超过七成。2014年秋，一艘新竣工的094型攻击型核潜艇历史性地穿越印度洋，抵达亚丁湾进行战斗巡航。吉原恒淑认为：“这艘潜艇能够航行到如此之远的距离，意味着它已经可以用携带的远程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对假想敌的舰艇编队实施前沿打击了。”搭载JL-2潜射战略导弹的094型核潜艇于2007年起陆续交付，进入2015年，它们已经开始了例行战斗值班。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起草的简报《中国海军现代化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估计：到2020年，解放军海军作战序列的规模将扩充到弹道导弹核潜艇4～5艘，核动力和常规动力攻击型潜艇65～73艘，航母2艘，导弹驱逐舰30～34艘，导弹护卫舰54～58艘，轻型护卫舰24～30艘，两栖舰艇50～55艘。海军航空兵的规模将扩充到505架飞机，其中岸基攻击和巡逻机258架，舰载战斗机90架，直升机157架。中国在年均新建舰艇数量方面将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并将在2030年之前把与美国海军的技术差距缩小到10年左右。

与“硬件”升级同样重要的还有“软件”的进步。从2008年12月至今，中国海军不间断地派出了21个批次的特混舰队赴亚丁湾执行反海盗护航任务，并访问沿途各国。被选中承担护航任务的官兵在这一过程中提升了操舰技术，改善了协调机制，也对新的技术装备和作战平台进行了测试。在6年多活跃的亚丁湾行动中，中国海军获得了其他方式无法给予的经验和教益。他们又把这些教益进一步贯彻到实践当中，提升了能力和信心。

在组织架构上，护航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使海军承担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责任，并且必须主动和交通部、外交部等非军事单位协调行动。假以时日，一旦发生地理上距离较远、事态上刻不容缓的紧急事态，海军将越来越多地扮演快速反应单位的角色，作为国家最有效的政策工具去发挥作用。在行动层面，参与护航的海军官兵经历了一系列全然新鲜且瞬息万变的情景。一支海军若不能反复经受这样的考验，终究只能算纸上谈兵，承担不了风险。

护航行动还代表了解放军海军近年来强度最高的实战历练。他们的成绩远不只是进行了一系列反海盗巡航，还在直升机夜间起降、特战分队快速突击、信息共享与防止冲突（SHADE）协调机制等新课题方面积累了经验。这些技能，加上从其他领域获得的收益（如日常训练项目和远海补给），又会对装备的维护流程甚至舰艇设计本身产生影响。吴胜利上将在2012年曾评论说，护航行动乃是中国“海军建设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实践”。

不仅如此，护航行动还使中国海军得以和其他国家的海上力量共同行动，甚至扮演指导者的角色，从而印证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国际定位。2012年派出的第11批护航编队在沿途与20多个国家和组织的50多艘军舰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通过电子邮件、例行常规频段通信、甚高频舰间通信乃至指挥官见面等方式，主动向各国海军和商船通报可疑船只的情况。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帮办谢伟森（David S.Sedney）对此做出高度赞扬：“他们是非常专业的军人，具有很棒的技术，并与包括美军在内的其他国家海军密切合作。”

诚然，不断涌现的新型舰艇和所有参与过亚丁湾护航的海军官兵不可能都出现在本次阅兵中，但以车载方式展现的YJ-12A、YJ-83K反舰导弹，YJ-62A岸舰导弹，HQ-9B以及HQ-10舰空导弹已经足以代表海军一线装备的更新，空中梯队的空警-200H预警机、运-8系列电子战飞机以及歼轰-7A战斗轰炸机体现了海军航空兵的现代化程度。参加过亚丁湾护航的精锐海军陆战队员则杂陈于两栖突击车方队中，与新型战车一同接受检阅。

如同美国海军上校卡尔·奥蒂斯·舒斯特在2012年评价中国海军的进步时所言：“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支陆军，但只有那些伟大的文明才能保有一支远洋舰队。”

攻防兼备的空军

1992年6月27日上午10点15分，8架苏-27SK和4架苏-27UBK型战斗机由俄罗斯飞行员操纵，经蒙古领空和华北空域，抵达安徽芜湖基地。这是代号“906号工程”的苏-27军贸项目为中国带来的第一批现代化战斗机。此后经过两次增购，中国空军获得的俄制苏-27数量增加到了76架，另外还包含200架的生产许可证。后者最终成为歼-11、歼-15、歼-16等“国产苏-27家族”的蓝本，发展出为数众多的衍生型号。

在苏-27抵华之前，中国空军最现代化的主战机型是介于第二代（美国标准，俄罗斯标准则为第三代）和第三代战斗机之间的歼-8。由于采用美制电子设备对歼-8进行大改的“和平典范”工程在1989年宣告流产，而美国在1992年还批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型战斗机，原本就存在诸多缺陷的歼-8处境日益艰难。仅次于歼-8的是以苏制米格-21为蓝本仿制的歼-7，这种典型的第二代战斗机内部空间狭小、无法安装大功率雷达，升级潜力有限。换言之，中国空军的整体实力仅相当于欧美强国70年代初的水平，甚至不足以承担国土防空任务。

苏-27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它除去使解放军获得了一种具有优良即战力的先进三代机外，还为整个中国航空工业实现跨越式升级提供了机会。从组装生产苏-27开始，中国空军陆续接触到了AL-31F型涡扇发动机、N001型雷达、R-77型中程空空导弹等新设备，对战斗机设计和系统集成的理念有了突破性认识。也是在生产苏-27系列的过程中，“沈飞”探索出了一种颇具效率的技术吸收模式：首先对母型机的某些特定局部进行仿制，随后加以调试和改良，使之符合中国的需求以及国际潮流。针对俄制飞机电子设备相对落后且把持发动机命脉的问题，沈飞逐步以数字电传式操纵系统、新型雷达和国产WS-10系列发动机替换了苏-27身上旧有的设备，使歼-11系列真正具备了“中国基因”。至2015年初，中国空军装备的国产歼-11和歼-11B已经达到278架，另外还开发出了双座战斗攻击型号歼-16。歼-11将与成都飞机工业公司研制的单发三代机歼-10一同出现在本次阅兵的空中梯队中。

埃里克森对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52岁的总设计师杨伟赞不绝口，他形容这位设计师“是一位真正的天才”，“为许多机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这位设计师最新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莫过于2011年亮相的“718工程”——歼-20战斗机。这项成果有望成为中国第一型实用的第四代战斗机。一般而言，四代机必须具备以下特征：低可侦测性、高机动性、推力矢量技术、超音速巡航能力、传感器融合技术以及头盔瞄准具。从歼-20原型机的大尺寸和大弹舱判断，中国空军对它的期待可能与美国的F-22相仿。首先，歼-20可能被用于攻势制空作战，这意味着飞机必须足够接近对方，同时具备较低的被侦知概率，继而发射导弹对敌军的高价值空中目标（HVAA）实施打击。易遭攻击的HVAA包括速度较慢、防御力弱的空中预警-指挥机以及加油机。其次，歼-20可能会承担对敌方防空体系保护下的关键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任务。如果作战是以对陆攻击为主，它可能会负责摧毁雷达等关键电子设备，以为后续的空袭创造便利。如果作战是以海上行动为主，那么歼-20可能会承担对舰攻击任务，并协助海军的岸基和舰载战斗机执行争夺制空权的任务。如果进展相对顺利，第一批量产型歼-20将会在2018年前后形成战斗力，原空军副司令员何为荣中将预计该型机将于2017～2019年正式服役。

无独有偶，沈飞在2012年也公开了其在研的四代机原型机，即绰号“鹘鹰”的FC-31。和歼-20一样，它也具备多种任务能力，能搭载新型精确制导武器实施空对空和空对地作战。这还是第一次出现同时有两家企业为中国空军开发功能相仿的先进飞机的情况——空军主力机型的发展已不再是一枝独秀，而是进入了多家争鸣、相互竞争的阶段。不过FC-31也可能充当重型机歼-20的轻量化搭配机种，类似第三代的歼-11B和歼-10轻重搭配，美国的F-22和F-35也与之类似。总的来看，空军并不反对多个功能有重合的项目齐头并进，以选择其中最优者。

与歼-10和歼-11共同在本次阅兵中亮相的还会有空警-2000、空警-200两型预警机，陆军航空兵的直-9、直-10、直-19、直-8A直升机，轰油-6空中加油机以及轰-6家族的最新改进型轰-6K。这种作战半径超过2000公里的新型轰炸机能携带2～4枚巡航导弹，在视距外摧毁敌方的航空基地和重要地面目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预警机和歼-10梯队之前会出现7架老式初教-6教练机，这种速度缓慢的螺旋桨飞机代表了对空军早期历史的传承，也是空军军歌中“中国空军在烽火中成长”的写照。以旧衬新，呼应了此次阅兵的主题。

核威慑与系统转型

第二炮兵部队的参阅装备同样引发了高度关注。传统上部署在加固发射井内的DF-5A洲际弹道导弹已经能搭载分导式多弹头（MIRV），射程增加到1.12万公里的DF-31A则具备了铁路机动和发射的能力。最受关注，技术也最先进的DF-41则是世界上射程最远的导弹，几乎可以投射至地球任一角落。它们在保障了中国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了对敌核威慑的门槛，能够以最小规模的核武库达成最大限度的战略威慑目标。

在中国以外，舆论反响最热烈的还包括DF-21系列中程弹道导弹。这种战术武器由于具备攻击移动目标的能力，意外收获了不对称威慑的战略效果。当它和岸基巡航导弹、潜射巡航导弹以及轰-6K平台结合成一个系统时，将对驶入第二岛链之内、企图干预中国周边事务的航母战斗群构成莫大的威胁。这一模式被称作“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它使大型航母在即时介入亚洲海域时，需要承担更大的受损风险。

问题在于，满足于在第二岛链之内的局部优势，是否就是解放军的终极发展目标？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是在现阶段，在已经部署了具备世界级水平的战术导弹的情况下，解放军也需要适应更复杂的合成作战，以整合大规模实时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能力。而岸基武器虽然能在一定范围内提供替代手段，却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日益扩散的全球利益。此外，新型战斗机的发动机可靠性和隐身性能也还有待改进，它们的航电设备和飞行控制系统需要在更复杂的准实战环境中接受考验。解放军的反潜战和两栖投送能力同样有待提升，这都是2049年这一目标时间线到来之前，需要努力弥补的弱项。

随着周边国家竞相购买新型武器装备，在未来，中国军队需要应对的任务复杂性仍在上升，需要空前程度的联合性、集成化以及由不同军种和机构运行的各传感器、武器系统间的协作。解放军的C4ISR系统能否在战场环境下实现实时数据融合将决定这一问题的前景；倘若C4ISR能力得到了确实的提升，相应的组织改革也会受益良多。现如今，解放军对多兵种联合作战的理解和实施在理论层面颇见成效，不过大部分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故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仍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努力。

在可见的将来，立足周边、保卫海洋权益不受侵犯仍将是解放军的主要战略重心。与此同时，中国也将进一步发展用于区域外非传统安全行动、低烈度冲突和“军事劝服”的全球活动能力，例如打击海盗、撤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HADR）等。不过，要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外作战能力，解放军还必须在卫星导航、C4ISR、反潜战、区域防空、远程空中力量、海上补给、远程维修、作战敏捷度、人力资源以及海外基地方面做进一步努力。如同新发布的《中国军事战略》白皮书所言：“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保障。”9月3日的阅兵，既是阶段成果展，也是进一步前进的起点。 水面舰艇海军导弹中国海军航母舰队阅兵军事空军俄罗斯航母实力演进中国武器航母下水瓦良格号军队武装辽宁号航母战斗机中国最新国产航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