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爪哇岛：寻找海洋的记忆

雅加达巽他格拉巴港口传统的皮尼西帆船前聚集了开斋节做祷告的港口工人、船员以及他们的家人

雅加达：凝固的时间

在雅加达的印尼海事博物馆，讲解员马路瑞·优图正在向我们娓娓叙说印尼悠久的造船史。博物馆位于殖民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堆放香料的仓库里，这是典型的荷兰风格的二层楼房，外墙上有一种叫作“壁锁”的构造物用来稳定梁壁，可以抵御来自海边的风浪。优图说，一般来这里的都是荷兰游客，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全在海事博物馆的建筑上。“大概看到祖先留下的建筑至今屹立不倒，他们会觉得自豪吧。”他说。看到我们对印尼的海洋文化很感兴趣，优图一下子来了劲头，连关门时间也推迟了。

博物馆最主要的陈列就是形态各异的船。“印尼是个群岛国家，在许多岛上都河道纵横且有茂密的森林，很适合制作船只并把它作为交通工具。原始的木船只是把一根完整的树干中心掏空。渐渐地，木船出现了船外支架那样的东西，能更好地让船保持平衡，不至于倾覆；接着木船上又挂起了风帆，这可能是和阿拉伯以及中国帆船学习的结果。”优图介绍说。他尤其推荐我们观看的是一只制作于加里曼丹岛的独木舟，看上去是展览了大、中、小三个型号，实际是制作过程的展示。“这种船做好后很小，要放在离炭火20厘米左右的地方熏烤，慢慢就会膨胀变大。”他亲眼目睹过制作现场，觉得很不可思议。

博物馆的展览分为史前时期的船、印度教和佛教统治时期的船、伊斯兰教统治时期的船。按照不同岛屿的制作特色，每个时期下面还有细分。让我奇怪的是“伊斯兰教统治时期”之后，造船业的发展就断掉了。关于当代船舶制造的情况，又回到了传统船只的当代应用。比如，在1996年，一群来自南苏拉威西省的布吉人做了一艘他们的传统船只“皮尼西”，一共11个水手驾着这艘船去参加加拿大的船舶展。他们在海上航行了68天，共计1.1万公里，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到达了温哥华。不仅如此，水手们到了加拿大后又航行了两周到了美国的圣迭戈市。“这充分说明了‘皮尼西’的航行能力。今天考古学家在墨西哥的港口城市安达普尔科也找到过‘皮尼西’的残骸。”

从海事博物馆走出来不远，就是雅加达的旧港口巽他格拉巴（意为“椰子”，华侨称其为“椰城”）。这里是雅加达城市历史的发源地：它最早是巽他印度王国的一个小港口，1522年被葡萄牙人侵占；1527年，巽他王国的敌对国淡目苏丹国国王法塔西拉赶走了葡萄牙人，将这座港口小城由巽他格拉巴改名为查雅加达（意为“凯旋城”，简称“雅加达”）；之后这里又在1619年被荷兰人征服，更名为巴达维亚。1945年印尼共和国成立之后将首都定在这里并称作雅加达，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保持至今。现在的巽他格拉巴港口依然供印尼国内的一些小船来停泊。我在这里看到了真实的皮尼西船。它的两头尖尖地向上翘起，船身用彩色油漆涂抹出漂亮的线条。一位船员告诉我，这种“皮尼西”已经有引擎来做动力，它们基本都是往返于加里曼丹岛之间，运送木材、水泥和香料。从雅加达到加里曼丹岛需要4天的时间。“虽然很慢，但是这种船的好处是在很多小的码头都可以靠岸，很方便，所以当地人依然坚持用它。”

泗水市纳斑加渔村的孩子们

直到这时，我才找到了雅加达这座港口城市和海洋的一点关系。在来印尼之前，印尼最吸引我的就是它作为群岛国家的面貌——它有1.7万多个岛屿，领土只有30%是陆地，70%都是海洋，海岸线的长度达到8.1万公里。我想当然地觉得来到雅加达这座拥有全国最大海港的海滨城市，会马上体会到人和海洋的亲密，但是从一开始便是失望的：飞机接近雅加达的时候我看到了有些发黑的海水——雅加达是个深受工业污染的地方，海岸边既难见渔民，也没有人在海边消遣娱乐；而问当地人港口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回答是，你为什么想去那里——旧的巽他格拉巴港口所在的哥达老城区其实相当破败，走在街上导游都叫我们注意背包；新的港口丹戎不碌港则完全是个闲人免进的工业地带。而我以前去过的港口城市，港口附近都会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地方，很多都有着餐厅和酒吧这样的休闲设施，海洋也会是一道人们熟悉的、装点城市的风景。但在雅加达，人们离海洋的物理距离虽近，心理距离却是遥远的。一位已经来雅加达工作三年的印尼人告诉我，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置身于一个海滨城市，“甚至餐桌上都没有什么海鲜”。大部分时间，他和许多收入中上水平的人一样，都在新城区的公寓、写字楼和商场里活动。

即使找到了这种关联，我发现它也仅仅存留在历史当中，与现实没有太大关系。就像海事博物馆中展现的都是古代的造船工艺，巽他格拉巴港口停泊的依然是“皮尼西”帆船。一方面固然可以解释为印尼海洋传统的辉煌；另一方面则说明了航运发展在当代的式微。海事博物馆里隐而未现的是造船工业和港口建设今天让人叹息的面貌：由于船厂设备残旧、人才缺乏、进口船舶配套设备成本高、生产系统落后等原因，印尼造船业竞争力很低。目前，印尼200家船厂中只有极少数船厂能建造最大5万载重吨的船舶，但建造周期平均18个月，远超国际标准。像丹戎不碌港这样在印尼国内排名第一的港口，集装箱处理能力仅为新加坡港口的六分之一。此外，印尼各个海港设施陈旧并且运费高昂，也限制了集装箱进出口吞吐量的增长。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从印尼巴东港（位于西苏门答腊岛）运输一个集装箱到雅加达，是从雅加达到新加坡运费的3倍多。

雅加达的海事博物馆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仓库改造而成

于是我的“发现海洋国家”的旅行就变为了“寻找海洋记忆”之旅。同时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被海洋所包裹的这片群岛，近代以来海洋文化却逐渐衰落？

日惹：船从海上来

制作哇扬皮影的印尼手艺人

印尼人可能自己都忘记了，今天印尼的文化呈现出如此多元的面貌，和海洋有很大关系。印尼群岛处于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在古代，印尼各岛相继受到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华文明的影响。但正是因为文明的交流主要以海上贸易而不是武力征服的形式来进行，所以印尼能将这些文明的特色很好地同化，并保持自身的特质。

从雅加达出发，我们沿着爪哇岛向东，到达了位于中爪哇省的特区日惹。爪哇岛是印尼群岛中最大的一块岛屿，分成三个省和两个特区，即西爪哇省、中爪哇省和东爪哇省，以及雅加达和日惹特区。生活在东爪哇省、中爪哇省和日惹特区的土著人属于爪哇族，生活在西爪哇的民族主要是巽他族，雅加达的土著则叫作巴达维族。印尼一共有100多个民族，其中爪哇族最多，占到人口的47%，爪哇族人形成的爪哇文化也就成为印尼文化中的重要组成。

婆罗浮屠上的浮雕

日惹在今天的共和制度下仍旧实行世袭君主制度，城内有苏丹和王宫。能被允许保留君王，这和日惹苏丹为独立战争做出的贡献有关。印尼在1945年先由苏加诺宣布独立，再进行独立战争。荷兰人和英国人组成的盟军卷土重来，苏加诺选择将首都临时迁到了日惹。日惹当时包含了日惹王国和库阿拉曼王国，两个王国均是马打兰王国的王族后裔。不仅两个国王的苏丹在苏加诺宣布独立之前就表示了愿意归属于共和国的领土，在迁都之后，他们又倾尽全部人力和财务，抗击侵略者，最终独立战争取得胜利。战争结束后，苏加诺政府投桃报李，通过了《地区法》，确立了日惹的特区地位，日惹的地区行政长官可不经选举，由总统直接任命日惹苏丹担任地方最高领导人。日惹的王室一直以来都是爪哇文化最有力的保护者和弘扬者，所以要了解爪哇文化的面貌，一定要来日惹。

在日惹的历史上，一共存在过两个王国。一个是混合了印度教和佛教信仰的夏连特拉王国，另外一个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打兰王国。夏连特拉王朝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婆罗浮屠，它离日惹城42公里，是游客必去的地方。在去婆罗浮屠之前，我看到酒店关于婆罗浮屠的宣传册上都画着一尊佛像和一艘船，当时并没太明白它的意思，毕竟这座遗址是在内陆，并不临海。

印度教建筑遗址——普兰巴南神庙

尽管在图片上看过许多次，站在婆罗浮屠的脚下还是会觉得震撼。并不是因为它体量的宏大——事实上它比想象的要小一些，而是它所呈现出的一种曼妙的视觉效果。它是作为一整座大佛塔来建造的，下面六层是正方形，上面三层是圆形，是一座立体的曼荼罗。一位荷兰艺术家兼印度教学者认为，婆罗浮屠附近曾经有湖泊存在，所以当初的设计者有意把它的样子设计成“一朵浮在水中的莲花”。建造婆罗浮屠的石料取自附近河流，约5.5万立方米，接着石块被切成合适大小，相互以榫卯形式拼合堆砌，没有用到任何粘结剂。如此精巧的建筑在建好后很快就随着夏连特拉王朝被其他王国攻破而废弃了。王朝最后一位王子被迫逃往苏门达腊岛的室利佛逝王国，在那里入赘做了国王。再后来附近的火山爆发，婆罗浮屠被埋在厚厚的火山灰下，隐没于疯长的热带丛林中。在它被遗忘了近10个世纪后，直到1815年，对考古和历史有着狂热兴趣的英国人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爵士才带领手下人重新发掘了它。

我们开始登塔。按照引导，我们要从东面进入，顺时针方向绕行，逐层走向顶端，这寓意着一个人逐步达到完美的精神境界。每一层都有着各种塑像和浮雕。塔基描绘的是地狱的景象，第二层至第六层则表现了人间世界的各种生活场景。我在这里找到了宣传册上所画的船只。一共五块浮雕都和船有关，那是婆罗浮屠建造之时、公元9世纪左右爪哇人的生活日常：他们已经熟练地驾驶船只，参与到海外贸易当中。让浮雕里的船只更加出名的是一位英国人按照上面的样子仿制了一艘，带领27个船员航行到了非洲。

雅加达的独立清真寺是东南亚最宏大的清真寺之一 

在婆罗浮屠的旁边专门有一间海洋博物馆陈列了这艘木船。1982年，菲利普·比勒从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后，来到婆罗浮屠旅行。由于对航海很感兴趣，他注意到了浮雕上的船只。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比勒开始收集大量的资料，投入到木船的制作当中。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印尼人到达了非洲东海岸的马达加斯加岛，因为今天那里有个族群无论长相、语言还是风俗都和印尼人相似。古罗马的学者老普林尼就记载，那时欧洲所获得的香料是从东方运到非洲，再由非洲转运而去的。但是印尼人是否绕过了好望角到达非洲西海岸则没有很坚实的证据，西海岸那里只有一些香蕉、甘薯和槟榔之类的植物让人去推测那是来自印尼的物种。比勒想试验一下这种木船的航行能力，至少说明古代印尼人是完全有可能到达非洲西海岸的。最终，比勒在2003年8月15日从雅加达出发，2004年2月23日到达了非洲西海岸的加纳，胜利完成了航行。

其实在婆罗浮屠这个佛教圣地旁边建造一间海洋博物馆并不奇怪，那些在浮雕上乘坐木船的人，既有可能是商人，也可能是宗教人士。印度教和佛教就是伴随着海上贸易，慢慢传入印尼群岛的。博物馆里展现了连接起印度次大陆和非洲大陆的贸易路线：船只满载着香料从巽他海峡出发，穿过印度洋，到达非洲的西海岸；回程则贴着非洲东海岸北行，经过印度西海岸，从印度带回来象牙、皮革和宝石。如果完整走这样一圈下来，需要三年时间。史学家认为印度的影响源自东南亚人在接触印度文化时候的主动学习和借用，而非印度人刻意输出思想或者向外移民。当时印度统治者已经通过宗教确立了神圣的地位。印尼的国王们看到这种新宗教在巩固王权方面的实用价值，他们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建造起辉煌的宗教建筑，因为宗教可以大大提高他们的权威。这便是婆罗浮屠被建造起来的根本原因。

立于三宝垄市大觉寺前的郑和雕像

从公元7世纪一直到16世纪，在爪哇岛上都有着持续不断的建庙活动，它们有的属于印度教，有的是佛教，总体上说是印度教的神庙多，因为印度教更为昌盛。婆罗浮屠虽然是佛教建筑，但也有很明显的印度教色彩，比如在许多台阶下都能看到一种叫作摩伽罗的海兽，它来自印度神话，代表爱。离开婆罗浮屠之后，我们又去往另外一个纯粹印度教的建筑遗址——普兰巴南神庙。这片神庙群在8世纪时由珊查耶王朝修建，它由8座主庙和250多座大小不同的神庙构成。现在除了主庙已经修复完成外，其他建筑都处于废墟状态，星星点点分布在田野里，十分壮观。

我们到达普兰巴南神庙时正好是傍晚时分。夕阳西下，神庙沐浴在柔和的光辉中形成漂亮的剪影。这个时候突然响起了开斋之前的诵经声，它们从不止一家的清真寺宣礼塔中此起彼伏地传出，如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成为配合眼前如电影画面般美景的奇特音轨。它让我再次意识到印度教的统治只是过眼云烟，我身处的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伊斯兰教国家。

为什么伊斯兰教最终取代了印度教和佛教的地位，成为这片土地上主要的宗教？这还是和海上贸易发生的变化有关。13世纪之前，穆斯林商人从事的是西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他们把东南亚国家视为中转站而不是贸易对象，因此没有和当地人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也没有大力传教。13世纪后期，随着十字军东征发动了香料战争，西欧对香料的需求加大，盛产香料的印尼诸岛成为西方主要的贸易对象。阿拉伯商人纷纷深入到印尼各个港口，建立贸易据点，与当地人贸易、通婚，结交当地统治者并传播伊斯兰教。由于伊斯兰教一开始就是针对普通民众而不是上层统治者来进行传播的，所以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这当然也和伊斯兰教的本身属性相关——当时流行的是伊斯兰教的苏菲派。对于早已深受印度教和佛教熏陶的海岛地区，包含着印度神秘论和哲学思想的苏菲教派听上去并不陌生，它很大程度上是以新的词汇表达旧的概念。

夜幕降临，我们决定去看一场哇扬皮影戏来度过在日惹的夜晚。它起源于爪哇人的祭祀活动，后来演变成具有娱乐性质的表演，是爪哇文化的代表。我们在王宫附近挑了一家剧院观看。进去时演出已经开始了，下面的观众都是游客。皮影的操作者叫作“表演者达朗”，他盘坐在幕后，看上去十分忙碌：不仅皮影戏的全部操纵都要他一个人完成，他还需要进行对白和演唱，一些特殊的音效也是他制作出来的。“达朗”是整个剧团里十分受尊敬的人物，这可能也和祭祀的传统相关，传说白幕布上的影子都是祖先灵魂的体现，一定是德高望重的人才能担任表演的任务。

这一晚表演的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片段。《罗摩衍那》和另外一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是哇扬戏主要的故事框架。当地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虽然乍看上去它搬用的都是印度史诗里的情节，其实有很多本地化的处理在里面。“比如故事发生地全部都是在爪哇。它还引入了一些新的角色，像是一个叫作塞马尔的丑角，它比印度史诗中作为中心角色的印度神要更有力量。仔细观看你就会发现，印度要素实际是次要的，哇扬戏展现的是爪哇人价值观和道德取向。”而伊斯兰教的色彩在哇扬戏中也能看到。我十分不解为什么皮影的造型都怪异夸张。“那是因为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所以这些人物各个都是尖鼻、长臂、大头。”朋友解答，“并且伊斯兰教传入后，哇扬戏也演绎了不少伊斯兰教的宗教故事。”看来，哇扬戏是体现爪哇文化如何将外来文化吸收同化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三宝垄：郑和的印迹

古代印尼除了和印度、阿拉伯国家有着通商往来外，还与中国一直保持着海路上的朝贡贸易以及民间贸易交流。1405年郑和下西洋，在印尼许多岛屿上都有登岸，他留下的痕迹和带来的影响，便成为今天印尼文化的一部分。离开日惹，我们继续前往中爪哇省北部的海滨城市三宝垄，找寻与郑和有关的记忆。

光是听到“三宝垄”这个名字，就觉得这座城市应该和郑和有些渊源了。当地一位华人告诉我，他们都称呼郑和为“三宝大人”，类似semadarang的一个拼写。后来说快了，便成了今天的名字semarang，翻译成三宝垄。但我查英文资料，发现也有一种解释是说它来自爪哇语“asem”和“arang”的结合，意思是“稀有的罗望子”。如何解释城市的名字，取决于你是否了解郑和的事迹。我接连问了几个当地爪哇族人，他们都说的是郑和那个版本。郑和的故事在这里已经深入人心。

三宝垄有两处关于郑和的著名建筑，一个是传说中郑和登陆后用作伊斯兰教祈祷的三宝洞，另一个是大觉寺。大觉寺的文书黄通达告诉我，其实大觉寺早年和郑和没有关系，它是在1746年由福建光华寺的人专门过来建设的佛教寺庙。后来三宝洞那片土地归当地犹太人所有，华人去参拜就要交钱，于是信徒们重新造了一尊郑和的塑像，把他放在大觉寺里。正好大觉寺位于唐人街内，华人过来都很方便。之后有印尼“糖王”之称的黄仲涵又将土地买回来，捐给了华社管理，但郑和的这尊塑像就一直摆在了大觉寺。每年还因此诞生了一项重大的仪式：农历六月三十日，华人们都会抬着大觉寺的郑和像（其实是根据那尊像再做的缩小品）去三宝洞和他的真身会合，叫作“充电”。这个仪式极其隆重，一路有舞龙舞狮，还汇集了布袋戏等传统表演，就是在苏哈托统治时代也不曾中断。“那时没有抬着郑和的像巡游，我们把他放上车，到了三宝洞再拿下来。”

三宝洞本应是在一条叫作赛蒙安的河边，郑和的船队从河流入海口进来后登岸。随着历史变迁，如今完全看不到河流的踪影。现在的三宝洞更像是一个公园，由一片刷着红漆的中式庙宇组成。这里面不仅包括了供奉有郑和像的三宝洞大殿以及后面的三宝洞，还有供奉郑和助手王景弘的船舡爷庙，另外还有一间土地公庙，以及一间分割成三部分的小庙，里面分别摆着一只船锚、一张孔子的画像还有一个纪念海上遇难的众多无名水手的牌位。

如果和大觉寺对比，就觉得三宝洞里的宗教信仰也没有那么复杂了，大觉寺简直就是各路神仙的汇总。黄通达说，上世纪60年代之后福建光华寺没有再派僧人前来，所以关于佛教的供奉就断掉了。于是寺庙改成了一间道观，但仍然叫“大觉寺”的名字，里面能够找到保生大帝、妈祖、观音菩萨、土地公、太上老君等各种神灵。“华人的信仰丰富，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完全是为了方便考虑。本来大殿后面的禅房是用来休息的，随着神仙的增多，都开辟出来作为祭拜的场所。”

华人为什么要把郑和奉为神灵呢？这其实是违反郑和本意的。因为他是一名回教徒，反对具体的偶像崇拜。我们到来的时候，大觉寺的理事们正在开会，商讨如何在郑和下西洋610周年之际，搞一次隆重的巡游活动。其中一位大觉寺基金会的辅导告诉我，对于郑和的崇拜在荷兰殖民时期最盛。因为那时荷兰人挑拨华人与当地人的关系，而且华人处境卑微，华人需要在心中树立一位显赫的祖先来激励自己。另外，他们相信三宝垄华人的历史是由郑和开始的，在郑和没来之前，华人并不知道这里适合移民。如今的三宝垄是印尼华人人口第三多的城市，他们是带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在三宝洞，我看到大部分都是当地人过来祭拜。郑和能在印尼人心中有崇高的地位和他的穆斯林身份分不开。一本叫作《三宝垄编年史》的书曾经引发争议，但观点也被一些当地人认可。据说它是由一位荷兰人根据保存在三宝洞庙里的资料汇集写成。这本书主要讲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他的一些穆斯林随从留在了爪哇北部沿海地区，这些穆斯林华人通过贸易、政治联系以及通婚的方式与印尼人的上层建立联系，传播伊斯兰教。它暗示着这批华人穆斯林及其后代在爪哇北部沿海的伊斯兰化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

我注意到一对印尼夫妇带来的贡品，那是在一片香蕉叶上摆放了一点米、茉莉花和鸡蛋花，它完全是印度教风格的。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属于喀嘉文教派。这是一种伊斯兰传入爪哇后形成的教派，混合了万物有灵教、佛教和印度教元素的伊斯兰教派。而他们贡品的旁边，就是一位华人妇女刚刚摆上去的香，配在一起，倒也十分和谐。

泗水：海洋国家的失落与复兴

我们在爪哇岛旅行的最后一站是泗水。它是东爪哇省的首府，也是印尼仅次于雅加达的第二大城市，拥有国内的第二大港口。泗水在历史上还有特别的意义——古代印尼最后一个海上贸易王国满者伯夷的中心就在这里。

满者伯夷王国在14世纪哈奄－乌禄在位的时候达到繁盛的顶点，他先后征服了马杜拉岛、巴厘岛和爪哇北部的沿海港口，其统治范围达到了菲律宾南部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岛等地。这样，满者伯夷国便牢牢控制了马古鲁群岛的香料贸易。满者伯夷用爪哇的稻米换取马鲁古群岛的香料，然后将香料送往马来半岛出售，从而获得丰富的利润，大部分香料转运到欧洲、印度和中国市场。满者伯夷靠着海上贸易成为当时东南亚最大的印度教－佛教国家。根据文献记载，每年3月或者4月，在皇宫附近都要举行盛大的宰特拉庆贺仪式。首先由印度教婆罗门和佛教僧侣祈求王室兴盛，然后是王子们盛装游行，王室成员观赏格斗、拔河等体育项目，以及国内外商人进献礼品。王室成员以及政治盟友、各地村社首领还要发表赞颂帝国伟业的演讲。

哈奄－乌禄因为缺乏子嗣，在去世之前不得不将领土分成两部分，东部由庶子来做长官，西部则交由女婿来统治。两位统治者继而掀起了内战，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们不断陷入内耗当中。终于在1478年，末代君主格尔达布米的儿子陈振文（依华裔母亲姓）皈依了伊斯兰教，在淡目地区成立了伊斯兰王国，之后攻陷了满者伯夷的都城。自1478年起，满者伯夷依然作为淡目王国的属国存在。到了1527年，淡目以满者伯夷统治者与葡萄牙殖民者私自交往为理由，出兵摧毁了满者伯夷的都城，从此满者伯夷便在历史上彻底消失。

1811年，在爪哇担任总督的莱佛士爵士对满者伯夷的遗址发掘产生了兴趣。当时这片地区长满了茂密的柚木树林，但莱佛士手下的工作人员做了很好的调查工作，将建筑遗址和散落文物的情况报告给了总督。后来陆续有各国的考古学家来到这里考察。现在位于泗水市特沃兰镇的满者伯夷博物馆，是在1924年由一位当地地方官员和一位荷兰建筑师联合建造的，用来展示和保管各种出土文物。在绕着博物馆的一个长11公里、宽9公里的区域里，还散落着大量的建筑遗址。

与我去过的另外一个室利佛逝海上王国的“考古展示公园”不同，这里遗存之丰富让考古学家很容易判断特沃兰镇就是满者伯夷都城的所在。“并且各种遗址显示了一个城市在功能上的分区，哪里是祭祀场所，哪里是农业生产的稻田，哪里是交易买卖的市场都很清楚。”博物馆的讲解员告诉我，“这座都城是座经过严谨规划过的城市。它开凿有多条运河，因为这里旱季和雨季分明，运河用来排走洪水，也可以将水输送到几个大型水库，用于旱季浇灌。”让考古人员兴奋的是，不仅仅是一些神庙的遗存，他们还找到了一些民宅的地基，这就可以用来研究居民敬神的活动如何进行。我在博物馆里也看到一些奇特的展品，比如一些造型各异的屋顶的模型，那是建造者在动工前的设计方案，由此可见城中建筑样式之丰富；还有一些具有国外面孔的泥塑。这一切都说明满者伯夷的中心是一个外商云集、热闹非凡的城市。

然而在满者伯夷之后，印尼就没有再出现强有力的海上贸易王国。殖民者的出现改变了印尼群岛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的作者安东尼·瑞德将17世纪中期印尼各海岛从国际贸易中撤退的原因归结于两点：首先是殖民者对于航运的攻击，（荷兰人）“为了加强他们在马鲁古群岛的垄断，封锁葡属马六甲海峡，努力有系统地割断爪哇北部沿海地区港口的贸易动脉，这就导致这些港口地赤贫化”；另外他认为这里面也有印尼人自己的问题——比如爪哇岛上的马打兰王国王子就为了有荷兰人武力支持他重新登上王位，而同意了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全部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公司对印度棉布和鸦片的完全垄断，不加盖公司印章的布匹一律不允许进口；公司对大米和蔗糖的出口完全垄断，每年要按照市价给公司供应；三宝垄和其他爪哇岛北部的港口全部割让给公司。”瑞德继续写道：“从那时起，人们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爪哇人厌恶海事。’”爪哇人应对贸易被破坏的方法就是主动从国际贸易中抽身出来。荷兰人抱怨道：他们变得贫穷，不再购买印度棉布，转而自己种棉和纺布。

荷兰殖民者的垄断政策让他们不得不自食恶果。为了弥补贸易损失，他们不再靠东印度公司用贱买贵卖的方式来进行掠夺，而是将公司作为领土统治机构，来向殖民地征收赋税。这次坐车从爪哇岛由西向东穿行，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经常可以见到稻田与火山相映成趣的景色，火山灰周期性地对土地加肥，所以爪哇的土壤非常肥沃。17世纪末，荷属东印度公司正是看到了印尼的土地资源，开始推行一种强迫种植制度。他们规定农民必须把大部分土地和时间用于种植欧洲市场所需要的农作物，并按规定价格卖给殖民政府。这是印尼社会的关注焦点从海洋转向陆地的开始。印尼传统的商业社会转变为农业社会，农业税取代过去的商业过境税成为税收收入的主要成分。

“遗憾的是这种以内陆为发展重心的思路在建国之后也没能得到太多改变。”印尼前海洋渔业部长洛克敏·达尔瑞告诉我。他说，第一任苏加诺总统倒是说了一个振兴海洋的计划，但那是在印尼刚刚独立、领土和主权完整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局限在国防和安全的架构之下。那时的总理朱安达发表过一个《朱安达宣言》，它第一次声明印尼各个岛屿之间的海域全部属于印尼领海，海岸基线12海里以内水域也是印尼领海。这就改变了之前1939年荷印政府颁布的《领海与海洋环境条例》中印尼领海只是海岸基线3海里以内的说法，因为那意味着各国船只都可以自由地在印尼领土周围海域航行。在第二任总统苏哈托的建设蓝图中，农业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海洋事业则退居次要地位。改革时期，瓦希德和梅加瓦蒂在任时间短，无暇提出发展海洋的计划。下一位苏西洛总统任期当中则忙于印尼民主制度的巩固。直到新任的佐科总统，在竞选当中提出了打造“海洋强国”的战略蓝图，并在2014年10月上任后开始实施具体的政策。

这其中，“复兴海洋文化”和每个人都相关。佐科认为，首先民众要改变生活习惯，例如从饮食上增加鱼类在三餐中占有的比例。这不仅为了提高印尼渔业的产量，也是让人们从思想上进行革命：如果渔业在印尼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变大，那么人们对非法捕鱼、海洋污染等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敏感，政府打击非法行动的力度也会更大。除此之外，佐科的政策里还包括开发海洋能源、挖掘海岛旅游的潜力、建设海洋基础设施等等。

在泗水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泗水市下面一个叫纳斑加的渔村。和雅加达不同，泗水市近海的水质要好得多，从事近海捕捞的渔民不需要跑到离城市很远的地方下网，以躲避工业污染。我终于看到了我想象中的海岛国家的样子：纳斑加渔村围绕清真寺而建，是个生气勃勃的小村子。在那些刷得五颜六色的木屋中间穿行，随处可见正在缝补渔网的妇女、收拾鱼肚子的男人以及拿着油炸鱼饼跑来跑去的孩子们。他们的渔船就停在岸边的浅滩上，一旦下午潮水涨上来，他们就会驾船出海。一位叫苏拉诺的渔民告诉我，他今年56岁，从15岁就随父亲一起出海，“即使收获不好，也没有想过换个职业，因为做渔民最自由啊！”他不记得村庄的历史，但应该已经很久了，自己的爷爷、太爷爷都是渔民。他有5个孩子，3个孙子。“他们中总会有一个继承我的事业吧！”

（感谢杜丁丁、梁庇寒、林优娜、印尼大学Hikmahanto Juwana教授、Evi Fitriani教授、Arie S.Soesilo教授、Dwi Woro Retno Mastuti教授、曾瑞山先生、吴永升主席、鹰航Asa Perkasa先生对本文采访的帮助） 印度教海洋污染博物馆郑和雅加达印尼海洋爪哇岛佛教佛教三宝宗教记忆大觉寺爪哇中国伊斯兰教婆罗浮屠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