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中国开始战斗

1937年，上海遭到日军空袭的某酒店门前一片废墟

逃亡中的中国

从上一年的“七七事变”开始，无数中国普通家庭的平安梦被击碎。以往还只是东北地区的人民流亡，可是到了1937年底，半个中国的家庭都有了流亡之心，因为如果停留在家乡，等待他们的命运很可能是死亡，要不就是遭遇抢劫和强暴，不当亡国奴只能选择流亡。政府已经无能为华北地区以及整个长江三角洲的人民提供安全和保护，日军的进展使上千万中国人沦为了难民。

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还在进行中。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到由汉口、汉阳和武昌构成的大武汉，如果还有必要，就越过长江复杂的河谷地带，进入到大西南的重庆。其实上海战役期间，拆卸工厂的大规模行动就已经在进行，南京也有1.5万箱来自故宫的珍品等待运往大后方。

12月初，蒋介石还留在首都南京。当时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强调战情严峻，占领了一大片中国国土的日本人觉得可以尝试和谈。德国大使陶德曼传递过来日本的试探性建议，这个建议只是日本在寻求和平的幌子下面的花招，日本提出了一个经济合作的计划，是在中国北方进行煤炭电力交通的掠夺性开发。蒋介石说只要他的国家在受进攻，什么谈判都不可能。他很清楚地意识到，政府里有部分要求和谈的人，他们在攻击他“举棋不定”。但是现在日本的四项和谈条件如此苛刻，他有理由坚定拒绝。他告诉汪精卫：绝不能屈服于敌人，与之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至于我国家和民族永受其束缚。

12月7日夜间，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建议，他们应该离开南京了。当天黎明，端纳和蒋夫妻一起乘坐飞机离开，在离开前，宋美龄写了一封邮件给美国的《大西洋月刊》，要求他们把杂志寄往自己的新地址。端纳还记得，在他们乘坐的西科斯基水上飞机向西部飞行的时候，蒋介石开始对自己低声吟诵古诗，最后是一阵沉默。飞机降临到庐山附近的机场。

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在抵御进攻上海的日军

随后是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在南京陷落后对全国的讲话中，蒋介石强调：我们必须勇敢前进，屈服的结果变生惨祸。日本人的鲸吞方式会让他们陷入难以消化的问题中，等他们的军事力量精疲力竭的时候，那就是中国人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1938年初，他和宋美龄一起登上了《时代》的封面。《时代》的文章写道，过去很少使用“中国”这个概念的千百万人民，在过去的一年里，不再是散沙，慢慢有了国家意识。

最让端纳印象深刻的是蒋介石的离群索居的思考。“和他在一起就像是孤独的北冰洋之夜一样寂静。”他们几人常常一起散步，蒋夫人会不断讨论战争问题，可是蒋基本不说话，最多只有一两个词语。

1937年，遭受日军轰炸的南京城区损毁严重，人员大量伤亡

日本在1938年1月2日接到了蒋拒绝和谈的讲话，随即，蒋介石不再作为交涉对象，他们开始寻找新的傀儡政府的代言人。与此同时，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主和团体，日本方面也有部分主和人士，他们害怕日本在战争泥潭中无力自拔。蒋批准和这个团体中两名早年亲近孙中山的人士——头山满和萱野长知进行密谈。他宣布，如果日本完全撤退，作为交换条件，他可以下野。但是日本对此并不满足，东京找人传话给汪精卫，说他应该成立新政府，做可以谈判的和平方案。

尽管蒋介石号召民众必须团结起来去抵抗日本，可是多数普通的中国百姓是听不到他的讲话的，政府的宣传到不了那么深远的腹地，也到达不了流亡的道路上。多数民众的流亡工具只是双腿。当时在中国中部的记者埃德加·莫莱报道他看到的流亡人群：身穿半现代化丝绸衣裙和鞋子的小巧玲珑的女孩、在长木棍帮助下保持平衡的踉跄老妇、麻木的村姑、浑身湿透的孩子，都在逃难路上绝望挣扎，一些难以想象的家畜拉着大车，车上是寒酸的家产。而另一位作家韩素音看到逃亡去武汉的道路上，人们用肮脏的双手或者衣服上的破布擦着因沙眼而变得红肿的眼睛。《时代》杂志上写着人们不得不流亡，日本人毁灭了一个接一个的村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夺走，日本人强暴了每一个妇女，男性村民被剥光了衣服，用鞭子鞭打他们，强迫他们拉着大车，上面满是被抢劫的财物。周围都是被扔下的尸体。

在乡间宣传抗战的宋美龄（左一）与农民们交谈

至于军队，也在流亡路上挣扎。莫莱报道了他看到的流亡军队：在长长的队伍中没有大衣，也没有钢盔和武器，只有几挺机关枪，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一架中国飞机飞过我们上空，而日本的战斗机随处可见。

另一位记者记录了山东、河南边界的流亡军队。到处都是坏疽，伤口处蠕动着蛆虫。在竹席上默默等待死亡的士兵露着暗淡的微笑。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城市和小城镇，也占领了主要公路和铁路沿线，但是更为广阔的区域是他们无力控制的，就像一张巨大的网，他们只占有其中的几道线，日本人的控制被当作了在“没有矿洞的坑里挖沙子”，蒋介石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看起来正在生效。

1937年，蒋介石在江西庐山检阅军队

战斗开始

“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变得非常乐观，他很明确地鼓励蒋介石，本来以为中国军队还需要有两三年的时间才能和日本开战，但是现在他觉得，国军已经足够强大了。可以把日本人赶到长城之外，因此力促蒋介石要守住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不要计划早早退往大西南。1937年初，他还建议蒋把部队派往华北地区，但是这一派驻肯定会引发全面战争，蒋介石很早就了解到日本的海陆空现代化进攻能力。

抗战期间，美国志愿航空队指挥官陈纳德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昆明

不过蒋介石的心理上，此时也确实觉得可以与日本放手一搏。最大的鼓励来自于民气。经过“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现民气可用，民众支持他和统一战线，也支持政府明确的抗战计划，尤其是他目睹了新练精锐部队的操练景象。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到了1937年，日益巩固的政治地位，使蒋介石“精神和身体皆觉较前舒适”，而国内不管任何政治倾向的民众，都觉得蒋在位就是“救国大业所需”。

在关于中国当时军队的研究中，专家发现，表面上中国有200万军队可以投入战斗，但是政府的实力其实很弱。中央军的司令官们缺乏大军团作战经验，而士兵又多是文盲，包括底层军官，各地军阀保留着对军队的控制，以便自己达到发展实力的目的。当时165个师只有79个对南京负责，而杂牌军队基本战斗力不强；直接听命于蒋的为数更少，武器也缺乏，相比起战备力充足，并且有海空支援的日本军队而言，三个满员的中国师才能抵抗一个日本师的战斗力。

1938年，河南花园口黄河决堤，帆船运送失去家园的妇孺到安全地带

但是法肯豪森并没有认清这点，他一再向蒋介石强调富有攻击性战略的好处，他觉得中国必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进行抵抗，精神上的抵抗意志，需要一个能提供坚强领导的政府，而这个政府的领袖，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意识到了这点，尽管军队力量不够强大，也需要短时间内发展空军，可是如果一次次的不抵抗，那么他将彻底丧失大众的支持。

所以当“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尽管蒋介石承认自己的国家尚未准备好战斗，但是他补充说：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中央军奉命向北进军，在庐山的总司令部里，他身穿戎装，面色严峻地宣布，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随后的几天，他发送电报给驻扎北平的二十九军，“我已决定对日宣战”。

之后他呼请国际制裁，要求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组织调停，但是没有想到国际局势相当不利于中国，英、法、意只是虚弱地要求日本节制，美国国务卿甚至停止运送已经卖给中国的战斗机，这是美国一贯的孤立主义情绪在作祟的结果。

在北平陷落后，蒋介石立刻调遣装备精良的第87、88师驻扎在上海郊区，他的战略思想是，要吸引敌人离开华北地区，他想牵制日本人，阻止他们巩固占领北方，沿黄河分裂中国的战略意图，只要中国不退让，那么东京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个庞大的国家的国土面积，以及广阔的无法到达的地区。

蒋介石的战略还包括阻断日军向武汉前进，使苏联对华的供应线畅通。他分析日本军队在平坦的华北地区畅通无阻，但是在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可能会利于中国的轻武装部队。不过，蒋介石的这些宏大战略很可能招致更大的报复后果，日本控制了长江口，他们可以从海上补给部队，而且空军也有很大优势，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城市轰炸，更大的危险是，一旦他们占领上海，就会占领首都南京，进而西进武汉，那样，整个北方和东部就被日本占领了。这一部分蒋介石显然预料到了，他除了想在广阔的区域拖住日本人，还想在心理战上胜利。当每个中国部队战斗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中国的士气就会持续高昂。

蒋介石，包括宋美龄都是这么想的。在激战的时候，宋美龄从南京去上海探望难民，结果道路上布满了弹坑，自己的汽车也被日本飞机监视着，尽管他们的汽车上面挂了英国大使的旗帜。果然，汽车在弹坑里翻车，失控的汽车翻了出去，穿着宽松裤子的宋美龄从端纳的头上飞了出去，她落在20英尺开外的沟里，失去了知觉。和她同车的端纳把她背到农舍里抢救，在她苏醒的瞬间，她的反应是：你绝对不能说是你背我出来的。然后她化了妆，洗了脸，回到了汽车上，坚持去了战地医院探望，照顾了伤员。事后人们才知道，她摔断了一根肋骨。

从日本人大举进攻上海的1937年9月中旬到中国军队撤出上海的11月8日，许多战斗是在城市巷子里进行的，因为中国军队并没有空中或者海上的任何优势。当时中国的空军很少训练，在8月14日的一场轰炸日本军舰的战斗中，两颗炸弹扔到了南京路上，当时的《字林西报》记者法尔默写道，一个被炸飞了头的锡克警察双手伸向前方，而南京路上都是不知道来自何方的头颅和躯体，另一架飞机把炸弹扔在大世界门口，炸毁了100多辆汽车，里面的人都烧死了。

不过这个城市的灾难，却使中国人抵抗的心态更加明显地展露在世界面前了。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城市能做到，所有的战斗都暴露在外国使节、新闻记者和各国商人的眼前。北站的四行仓库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大楼的一侧已经被炸开了大洞，但是中国军队仍然在那里抵抗着日本人的进攻。成群的旁观者在四周的屋顶上观看战斗，一直到最后，仓库的守卫者才进入英美租界。在90天的战斗里，国军伤亡大约有30万，其中包括很多德国顾问团训练的精锐部队，还包括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大量年轻军官，另有35万上海及其周边的人开始了逃亡生涯。

曾经想象能阻拦敌人三个月的苏州被成吨的炸药轰炸，爆炸形成了瀑布。对平民的轰炸开始受到谴责，可是日本已退出九国联盟并宣称要战斗到底，南京成为第二次城市战役的发生地点。日军逼近南京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南京是没有必要防守的，因为只会平白牺牲部队，尤其是下一阶段战争的目标已经变成了保存实力，以及争取各国的援助，但是蒋介石觉得，南京是首都，如果不加以抵抗，必将被视为懦夫。而且，南京的抵抗将进一步加强国民的凝聚。这时候，胡适等人请求蒋对日和谈，但是蒋对此予以嘲笑，在他看来，老派文人的动摇求和，是不明白此时求和求来的只是投降。

事实证明蒋介石的判断正确。但是南京的守城者唐生智并无作战才能，人们甚至注意到这位守城将军有吸鸦片的习惯，在记者招待会上神态恍惚。12月12日，想尽可能多地拯救士兵的撤退战略开始实行，但是战场形势已经使撤退变得不可能了，成千上万的士兵死在长江中，混入平民中企图逃亡的士兵被日本军队检查手掌的粗细而杀死，过去10年成为中国现代化标志的南京的建筑物被焚烧，100万南京人中约有一半流亡他乡。随后是在整个“二战”中独一无二的城市暴行，南京大屠杀。这是南京城市历史上最恐怖的六周，死亡人数高达30万。

首都迁移到了武汉，蒋介石宣布自己的行政职位让给了孔祥熙，但是此时中国的所有民事机构实际上已经逐渐消失了，所有的职位都让给了军事机构，各个院和部只是徒有虚名，立法院只有7名官员，一个人处于超群的地位，那就是蒋介石。

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蒋负责全面工作。军队损失严重，一位将军说他的12位营长中阵亡了11位，部队损失了70%。

在对侵略做出回应的时刻，宋美龄成为对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的最好的发言人。她说中国将一洗多年来懦弱的污名，即使美丽的土地已经丧失，被血泊和火焰淹没。她说自己最奇怪的是，许多国家都说这只是一个事件，而不是战争，日本正按照事先制定的征服计划侵略中国，但是约束战争的条款似乎都失效了，似乎回到了野蛮的时代。

苏联与美国：复杂的外交局势

事实上，随着柏林的亲日政策所造成的德国援助的减少，斯大林已经看到了中国获得苏联的援助可以转移日本对于苏联远东地区的进攻，他和蒋介石都放下了意识形态，并和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武器和飞行员开始不断运往中国。

1937年开始，蒋介石就注意不再公开批判共产党的军队，因为他要求斯大林派遣作战部队直接入华。斯大林这边一方面要避免刺激日本，但是另一方面要让中国政府抗战到底，否则来自远东的压力无法缓解，苏联第一批飞机开始运往广州，接下来，大量的攻击机、坦克、汽车以及武器弹药都源源不断运往中国，以1937年的美元币值计算，就有2.5亿美元之多。

1938年，外交变化更大。希特勒在日本的压力下，终于召回了德国顾问团，停止一切武器销售给中国，但是，有7位反纳粹的军官辞职而留在了中国，其中一位后来成为蒋介石的卫队长，不过后来又证明他受了苏联的收买，自己是克格勃特务。

不管他是什么人，亲苏成为蒋做出的重大选择，因为他明确判断，中国要是想取得最终胜利，要联合苏联。美国和英国成为最明确的下一阶段目标，外交政策就是抗日政策，但是此时，美国还在保持孤立，在可预见的未来，唯一可靠者就是苏联。1938年5月，他告诉斯大林：没有你的帮助，中国将无法支持，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当时中国似乎只剩下10架轻型战斗机，斯大林很快派出了65架轰炸机到中国。

2000多名武装人员和3000名军事顾问涌进中国兰州，其中包括朱可夫，似乎这些人是在一夜之间从地上涌出来的。被派遣到兰州观察的史迪威通过四处寻找线索，以及贿赂在苏联人宾馆工作的老板和仆人，发现兰州城里的苏联飞行员为数众多，尽管他们表情阴沉，但是却有另外一种坚韧、顽强、饱经风霜的感觉，他们饭量很大，体格魁梧，而跟着他们学习的中国飞行员正变得像他们一样，充满了公牛的斗志。

史迪威是受美国军事部门的派遣去兰州观察苏联的援助情况的。此时的美国，在对中国的政策上还处于彷徨阶段。尽管面对新兴的法西斯力量，进行干预是美国的基本打算，可是此时的罗斯福总统虽然并不倡导退出中国以免卷入中日战争之中的言论，但是他更关心的是日本的威胁，而不是中国的完整。鉴于日本的狂热的称霸决心，美国人认为，重要的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使任何国家都不敢贸然向我们进攻”。

因为家族与中国商人长期做生意，所以罗斯福总统一直说他对中国有感情，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对中国进行帮助，他在内心感情上是完全站在中国一边而警惕日本的。他的外交顾问威尔斯说：在“满洲国”成立后，总统对日本的作为更加恼怒，甚至超过了警惕德国的威胁，“七七事变”之后，他要了太平洋地图在办公室悬挂，讨论对日本禁运的可能性。但是当时美国国内的公共舆论完全站在孤立主义一边，即使是总统也很难改变这一情况。

事实上，这个时候美国人对中国最大的帮助，是空军。当时中国空军处于初创期，早期由意大利派遣教练进行训练，可是中国的空军飞行员基本对内燃机了解很慢，当意大利人因为和日本关系紧密而撤退，并且带着航空地图一起离开的时候，这让中国的空军部队非常惶恐。正好这时候，著名的美国飞行员陈纳德被雇用了。他因为气管炎、耳聋和脾气不好已经从美国退役，到1938年的时候，陈纳德已经在中国晋升为上校，他决定告别过去的一切，在日记里他写道：我到中国了，希望能为这个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自由的国家效劳。他开始大规模的机场建设计划，组建了有效的电台预警系统，在1937年的战斗中，因为中国的飞行员严重不足，他还聘请了几名退役的外国飞行员和他一起组织了国际中队，成功地袭击了几个敌占区的目标。

1938年4月29日，陈纳德和几名苏联飞行员因为这日是日本天皇生日，知道敌军会松懈，特意组织了一场会战，击落了36架日军的战斗机，算是武汉会战中最鼓舞士气的一场战斗。陈纳德的作用是逐渐发挥的，1938年，他应宋美龄的邀请去昆明办航空学校，训练了不少中国飞行员，他要求严格，淘汰了不少人，后来，又从美国招募了200名志愿兵，因为当时美日尚未开战，这里面好多人是以音乐家、银行家、学生等五花八门的名目来中国的。

1940年苏联空军彻底撤离，当时中国飞行员和日本相比是1∶53，中国完全丧失了制空权。陈纳德奉蒋介石之命去美国宣传中国抗战，大批退役人员继续以志愿者的名义进入中国，艰苦的训练最终成就了“二战”时中国上空最著名的“飞虎队”。

事实上，在美日正式宣战后，自1940年11月开始实行的租借法案，就使美国成为中国、英国等国家的军火库。

在与苏联和中共的关系上，蒋介石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策略。他在1938年数次和共产党谈判，要求毛、周出国，他提出，如果他们二人确定出国，他可以将两党合并，中共不需要解散，国民党也可以加入共产国际。毛的回答是，共产党可以按照20年前的情况，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双方无法做出妥协。在这些问题的判断上，蒋介石更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儒家，只要共产国际不干涉他如何治理国家，他也可以接受反对帝国主义的共产国际。

一场胜利，外加若干场失败

1938年初，对于山东、江苏两省交接处的台儿庄来说，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台儿庄位于第五战区，由昔日的广西军阀李宗仁指挥，地理位置重要，如果日本人在这里胜利，他们就可以从北边和东边两个方向包围武汉。这就使台儿庄战役重要起来，当敌人开始包围台儿庄的时候，蒋也坐着飞机降落到了这里，守卫的中国军队以为是敌机对这架飞机予以了攻击，蒋大怒，准备惩罚这些向他飞机开火的军人，白崇禧解了围，他告诉蒋介石，这是一种特别的致敬方式。

在李宗仁的回忆录里，他说蒋很尊重他，双方协议不从总部给他电话，确实，蒋只打了两个电话，但是李都因为口音问题而无法弄清他的讲话。双方都清楚，此时中国只能有一个领袖，蒋和李在小庙里共宿了一夜，却被夜里的昆虫弄得无法入睡，两人都没有休息好，李宗仁的战术是把日军引进台儿庄堡垒一样的石头巷道之中，而外围部队则切断他们的退路，这样一来，日本人如同池中之鱼。确实，这个庄子随后成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数百名日军进入城内，随即被中国士兵用格斗的方式赶出去，双方展开了逐间房屋的争战，尽管国军损失惨重，但日本人在这里留下了8000具尸体，这是一次抗战以来的最大胜利。蒋介石在关键时刻对部队指挥官予以了任命，并且同意了全部计划，中国人能够在固定战线上持续数周，当时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要求乘胜前进，但是李宗仁没有再进攻，而是开始了精心部署的撤退。法肯豪森要求委员长前去，去扩大战果，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做。

在中国人放弃徐州的那天，两架中国飞机飞越了日本列岛，可是没有扔炸弹，反倒是撒下了传单，要求日本放弃军国主义的想法。蒋介石认为这是一种示威，可是似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日本人占领了徐州后开始扑向郑州。这次蒋介石自己去了平汉铁路上的要塞布置战斗，陈果夫提出军方可以炸掉黄河古道，水淹平原可以阻止日本人的进军，也可以保住武汉，早先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也建议采取这一措施。黄河古道因为淤积严重，现在河床很高，如果溃堤，会对百姓生命和环境都造成巨大灾难，但是这个建议还是被批准了。6月5日，炸堤实行，黄河水开始往西南流入河南、安徽和江苏几个省份。以洪灾著称的黄河这次是人为的打开，成为战乱时期中国的一场巨大的悲剧。

在现场的记者看到，可怕的黄河咆哮着淹没了低处，并且向大海奔腾而去，“另一种怨恨在积攒，政府不再那么可靠，可是确实让日军陷入泥泞之中”。

河水淹没了几千公里的农田，甚至漫到淮河和长江，黄河入海口也改变了，数以千计的村被淹，200万人口流离失所，战后估计淹死了80万人，但实际估计可能更高。之后，南北战场被隔离开来，若干年内日军都无法跨越黄泛区，直到1944年，郑州才沦陷。关于花园口决堤的意义，也因此有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蒋介石当然觉得自己正确。在中华文明即将灭绝的情况下，做这一选择是不得已，他一点都不愧疚，日记里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已经把自己看成国家体现的蒋介石，通过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安排，把自己提高到了最高领导的地步，这也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为党国奋斗三十余年，时至今日方得全党之认可。

大武汉：中国的临时首都

武汉三镇已经成为中国统一战线的象征。在这里，各地的军事强人们讨论中国往何处去，包括在莫斯科受训回国的王明。他提出的口号就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1938年7月，人民政治会议在武汉进行，在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蒋介石把战争和国家的恢复联系起来，他越变越强硬，拒绝接受任何批判和妥协。这大概和斯大林让中国大使杨杰传递给他的话有关：“如果在战争中，不希望人民背叛他，那么应该杀掉很多人，否则，我想他不会使抗日战争赢得胜利。”斯大林让杨杰告诉蒋介石，在苏联任何嫌疑分子都会被逮捕，送去内政部。蒋介石显然听取了斯大林的建议，山东军阀韩复榘因为将山东拱手让给日本，并将自己的私人财产放在火车里逃跑，结果他接到了一个参加会议的通知，并且在途中被诱捕，引向一个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在1938年，蒋介石处理了9名不受信任的将军，另外还有30多人被解职。

经过1927年的革命，武汉的出版自由繁荣，许多外国记者觉得武汉此时像是一个空前民主自由的城市，罗伯特·卡帕也被吸引过来，记录这里的保卫战。但是武汉保卫战并不让人激动，也不如马德里保卫战那样让人热血沸腾。

陈诚负责这里的守卫，但是此时的战术已经彻底成为防御型的。重返中国的苏联顾问谢列帕列夫记录了一次军事会议，很多巨大的箭头被画在地图上，但是这些箭头后面并没有官方统计的那么多军队，长江上设计了阻碍日军的障碍物，但是事后日军很轻易地越过了这些拦在江面上的障碍，其实只是依靠支流河水上涨从北面打过来而已。

7月底，九江守军放弃了城市逃跑，8月，政府部门开始撤离武汉，离开这个城市从长江逆流而上前往重庆，谁都知道那里才是战时真正的首都。

日本人的空袭越来越猖狂，击中了各种防空设施，一个用于避难的剧院也被击溃，死亡1000多人。因为中国空军的薄弱，日本飞机飞得非常低，人们甚至可以看到驾驶员的样子。

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威望持续高涨，他对外宣布，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国家。而衣着优雅有教养的宋美龄则引起了西方记者普遍的好感，他们对她救助伤病员的计划和募捐冬衣的计划都全部予以支持，韩素音说她是集所有中国女性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人。她从香港定制了特殊的纸张，用于出版她的演讲集，里面都是她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演说，发行到国外去，这也是她在战争中所做的中心工作之一。

在南方，日军占领了福州和汕头，广州的抵抗也难以维持。这就意味着继续守在武汉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南方的补给不再能通过海路运输到广州然后北上了，作为临时首都的武汉已经没有保卫价值，尤其是敌人占领了离武汉只有90公里的一个峡谷上的堡垒的时候，城里的人开始了大流亡。1938年“双十节”的时候，是蒋在武汉的最后公开露面，24日上午，他要求所有高级将领离开，他们说他不走，他们就不会走。当晚，他和宋美龄在武汉机场会合，炮弹不时落下，这时候，两架准备运送他们走的飞机都因为各种问题而起飞不了，后来是中国全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赶来接走了他们。在满城大火和满机场逃难的人群中，蒋夫妇飞到古城长沙，这个兵荒马乱的城市在几天后遭遇了焚城，但是蒋介石声明并不是他的命令，宋美龄随后也出面解释，并不是他们的要求，蒋介石这时候在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他宣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敌人只是以烧焦的一座座城市来炫耀武力，可是日本人已经深深陷入泥潭，他们将踏上更加危险的土地。

重要城市的相继陷落，并没有导致中国政府的垮台，长期抗战开始进入僵持局面，四分之三的农村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始终还在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11月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宣布，第一阶段的战略任务已经完成了，中国军队已经拖垮了敌人，第二阶段重点在改进部队的作战能力，希望能够转守为攻，一年之后希望发起总的进攻。中国现在的任务是，以坚韧、忍耐、延缓、持久之道，致其死命也。

接下来的7年里，蒋一直是大体遵循这一战术，他同时对任何反攻定下了严格的标准，不能战胜敌军的时候，一定要采取守势。

大迁移到1938年底达到了高潮。一种缓慢进行的变动，正把中国的力量往西集聚，人们源源不断地把物品、设备历经艰辛地从占领区转移到独立区，交通工具什么都包括，既有火车和轮船，也有马和苦力，各种类型的运输能力把半个中国的物质基础搬迁到中国的西部去，峡江里的纤夫艰难地拉绳前进，一座纺织厂放在300个舢板上，一半沉没，又被打捞出来，再次前进，有的工厂在路上走了一年才复工。山路之上，既走着工人，也走着教师和学生，更走着一些不甘当亡国奴的百姓，这似乎就是中国不可征服的地方。

1938年12月28日，史迪威在重庆见到了蒋介石，他和宋美龄住在重庆郊外一处只有十余间房子的官邸，四面是高墙。他们非常热情而坦率地和史迪威谈论了未来的抗战。定都重庆是蒋介石在红军长征时围追堵截中产生的想法，四川，这个中国最大的省份再加上邻近的两省，将会成为国家重建的脊柱，以及长期抵抗日本人的中心，他认定，即使失去别的省份，只要西南几省能保住，那么就能打败敌人、恢复国家，以及完成最后的革命。

一个更为复杂的抗战时代开始了。尽管有这种乐观信心，但是此时的中国，失去了自己九成的工业基础，军火工业需要重建，他的城市税收体系已经崩溃，尽管从北边的蒙古直到南边的海上都有抵抗部队，但却是一片混乱，必须重新在防区征兵。征兵制度越来越扰民，各个村镇开始怨声载道，1938到1945年，有1400万壮丁被征兵，其实并不算高，尤其是与日本和苏联相比，但是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普通民众百般逃避征兵，造成军队素质低下，而贪污和滥权，也在毁灭中国军队。

1939年，捷克被德国占领，蒋介石所预期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届时中日战争所面临的国际格局即将变化，全球的绥靖浪潮即将退去。他分析英国应该早与苏联签订条约，可是，这个重要的建议，并没有被丘吉尔、罗斯福和多数观察家所重视。 世界大战历史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陈纳德宋美龄德国城市蒋介石中国武汉战斗开始1938日本中国美国军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