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战场四大战役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1937年11月26日）

主战将领

中方

第三战区司令冯玉祥

（后由蒋介石兼任）

第九集团军司令张治中

（后由朱绍良兼任）

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

左翼作战军总司令陈诚

右翼作战军总司令张发奎

日方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陆军中将柳川平助

海军大将长谷川清

兵力

中方

约60万名士兵

（78个师）

180架战机

17辆战车

日方

约30万名士兵

（2个军9个师团）

500架战机

300辆坦克

130艘军舰

1937年7月7日，日军对中国实施全面入侵，北平及天津不到一个月落入日军手中，整个华北平原暴露在日军面前，华北战事一再告急。蒋介石为了分散日军兵力，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战役，开辟淞沪战场。谈到战略意图，蒋介石说：“我欲打破其安占华北之战略，一则逼其军队不得不用于江南，二则欲其军队分略黄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驻华北。”

上海是中国当时首都南京的门户，又是中国经济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上海为中国第一大商港，每年对外贸易额占全国二分之一以上。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之后，根据《淞沪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域，不驻中国军队。

时任京沪分区警备司令官张治中认为，主力军远在苏常以西，输送需要时间，而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应依靠主动地位，主动进攻驻上海日军。因此，1937年《国防作战计划》规定：“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首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登陆。”由于以上原因，蒋介石决定沿沪宁铁路调动军队，迎接即将来临的战争。

与此同时，日本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将重点放到华东。日军参谋本部于“卢沟桥事变”后拟订《处理华北时局要领》：“如抗日行为波及华中华南时，亦以不出动陆军兵力为原则。”日本参谋本部以“防苏”为战略重点，认为中国华北地方割据，中国将无力发起全面战争，日军总动员兵力是30个师团，但对华使用兵力只能有7个师团，因此没有向华北增兵的余裕。

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主张对华军事不扩大方针。但没想到斯大林于1937年6月11日进行肃反运动，众多苏联高级将领遭到杀害。6月30日，日本舰艇在黑龙江干岔子岛击沉苏联炮艇，日本驻苏大使与苏联交涉时发现对方态度软弱，日本军部因此认为苏联内部不安，于是就有了扩大对华战事的想法。但日本海军方面则一直希望控制长江流域。

1937年8月9日下午17时半，几名日海军陆战队员由法租界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中日双方发生冲突，是为“虹桥机场事件”。8月10日，日本海相米内光政要求陆军出兵，但遭到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与参谋本部石原莞尔的反对，经过争辩后决定派遣最小限度的兵力进行压制。英、法、美、意代表调停未果，8月13日驻上海日军与中国军队在八字桥一带发生枪战，“淞沪会战”爆发。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20日下令总动员，沪杭为第三战区，作战方针为“战区以巩固首都及保有经济策源地之目的，迅速围歼上海附近之敌，并打破其沿海沿江登陆之企图”。淞沪之战国军由陈诚率大军增援，日本下令总动员，编组“上海派遣军”，日本天皇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任务为“协同海军击灭上海附近之中国军，并占领上海及其北方地区要线”。

淞沪会战空前惨烈，冯玉祥后来回忆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在国军担任作战指导的德军将领法肯豪森则认为双方海空火力差距太大，他回忆：“国军仅能用夜暗期间，日军海空兵力无法发挥优势时，对白昼日军所占据之村落进行反攻。”日军因正面进攻损失惨重，于是派兵在杭州湾北岸的全公亭、金山卫两地登陆，直攻中国军队后路，国军只得撤退。11月12日夜，上海市区全部陷落，淞沪会战结束。

淞沪会战后期的“死守”被学者形容成“为政略殉”，非出于战略因素，而是为了在“九国公约”会议上影响国际舆论而战。淞沪会战失败后，国军在华中一泻千里，门户被打开，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也就不再拥有稳固防线，短短一个月后南京陷落。

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以何应钦统计：国军死伤约18.7万人，日军6万多人。经过3个月奋战，中国军队挫败日军中央突破、速战速胜之战略意图，使他们未能3个月灭亡中国。它是中国局部抗战转向全面抗战之历史转折点。由于速战速决目标失败，导致更多兵力加码投入战场与具有军舰支援且补给源源不绝的日军进行绞肉战，蒋介石在淞沪会战几乎投入所有的精锐部队，在战斗中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使蒋介石实力大为削弱。

以军事面来说，国民政府不但战败还让其军事实力大幅受创，使得多年建军付诸流水，但在政治面上却是成功的，淞沪会战将中日冲突成功地台面化宣传到国际媒体，也让世界清楚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的立场。而战争导致的外国资产损失与日军的战争暴行有效降低了外国舆论对于日本的好感，也间接影响日后英、美对中国战场的支持。

徐州会战（1937年12月～1938年5月19日）

主战将领

中方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第40军军长庞炳勋

第59军军长张自忠

第51军军长于学忠

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

日方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

兵力

中方

约60万名士兵（64个师）

日方

约24万名士兵（8个师）

日军1937年12月13日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之后，继续北上，第13师北渡长江，侵略华北的日军第二集团军南渡黄河，意图打通津浦线，串联华东和华中地区。

日本参谋本部的原本想法仍希望1938年先巩固战线，等1939年发动大规模作战，不过日军前线的方针与日本国内相左，因此很快日军指挥官就纵容部队发动攻势。日本大本营为打通津浦铁路，使南北战场连成一片，先后调集8个师另3个旅约24万人，分别由华中方面军改编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实行南北对进，计划首先攻占华东战略要地徐州。

中国军队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先后调集64个师另3个旅约60万人，以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地区，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

12月26日，日军第10师团沿津浦路南下，追击韩复榘主力，第5师团向胶济铁路东进，急攻烟台、青岛，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在青岛登陆夹击。李宗仁下达军令，蒋介石同时也急电，要求韩复榘务必在津浦路沿线要地防御，但韩置之不理，不战而退，放弃在山东部署已久的黄河防线，12月27日，济南不战而沦陷。这次抗命撤退致使津浦线大门洞开，日军由矶谷廉介率领的第10师团乘势南下，使得山东省北部遭到日军占领。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紧急战区军事首长会议，决定军法审判韩复榘，随后执行枪决。

在徐州南部，日军强渡淮河，向北岸发起进攻。中国军队中原东北军改编的第51军在军长于学忠率领下，与日军展开激战，淮河两岸敌我阵地反复易手，第五战区以第59军军长张自忠率部驰援，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至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双方隔河对峙，国军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

在徐州以北的日军同样分路南犯，给予徐州更大压力。庞炳勋第3军团第40军部节节抵抗，张自忠的第59军继而从淮河驰援，坐火车一天一夜赶到临沂，激战5昼夜，重创日军第5师团，迫其撤退。

另一股日军坂垣征四郎所领导的第5师团则趁虚从胶东半岛登陆。占领青岛后，又沿胶济线攻打鲁南军事重镇临沂。中国守军庞炳勋所部第40军与日军展开激战，后张自忠一部等增援，与庞炳勋所部前后夹攻，暂时打退进攻临沂的日本军。

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3月20日孤军深入，向台儿庄突进。台儿庄为徐州水陆运输大动脉的关键地，如遭占领，徐州的防御将更为艰难。李宗仁决定扼守京杭大运河河北要塞台儿庄，采取积极防御战法，在当地与日军展开大规模决战。

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率部让开津浦铁路正面，转入兰陵及其西北云谷山区，诱敌深入，拊敌侧背，与李宗仁的第二集团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并令第三集团军进至临城、枣庄以北，断敌后路，呈开口袋阵。3月27日，蒋介石率领军委会高参白崇禧亲自前往徐州督战。3月29日，华北方面军越级令坂本支队朝台儿庄进攻，汤恩伯移动52军，令坂本支队陷入口袋。由于张自忠第59军、庞炳勋第40军的通力合作化解日军冲力，让汤恩伯完成包抄，成功包围了攻击台儿庄的濑谷支队。4月7日，第五战区发起全线反攻，李宗仁下令所有参战国军，全力扫荡，日军死亡人数超过1.6万人，史称“台儿庄大捷”。

4月，日本大本营下令所有在中国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发动徐州会战，一定要在徐州捕捉到国军主力，予以围歼。日本以八十号大陆令，发出徐州会战的作战命令，动员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的主力投入这场战斗。同时还下令关东军派军支援，紧急派遣大本营的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率领参谋本部的参谋军官，在济南成立大本营派遣班，进行作战协调工作。

此时国军忽略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调集大军在徐州附近，企图与日军决战。日军改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对方，5月5日，日军主力开始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西侧迂回包围，企图从侧后包围徐州，歼灭第五战区主力。

由于日军东南两路赶到，外加日军陆战队登陆连云港，已形成对徐州的四面合围态势，5月15日，日军包围徐州，蒋介石为保存有生力量，决定放弃徐州。中国军队于1938年5月19日撤出徐州，日军第13师团攻入徐州空城，徐州陷落。尽管如此，徐州会战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

武汉保卫战（1938年6月11日～1938年10月25日）

主战将领

中方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至9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薛岳

日方

华中方面军总司令畑俊六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王

兵力

中方

约100万名士兵（120个师）

200架战机

40艘战舰

日方

约25万名士兵（9个师团）

500架战机

120艘战舰

在上海、南京沦陷后，中国政府及民营部门、大批难民，以及各种战略物资大举西迁至西南重庆，其中大部分因运输不及仍滞留于武汉，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留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此外在粤汉铁路建成后，武汉成为中国内陆的重要交通中心，同时也是将南方港口运来的对外援助运往内陆的枢纽。

日本方面，由于1937年开始的诸次军事行动让日本感到兵源匮乏开始逐步增兵，增兵加上前线开销使得日本平时经济体系无法负荷。军费的开销迫使近卫文麿于1938年改组内阁，并于同年5月5日发布国家总动员法，日本自此正式进入战时经济体制。

战时经济体制的推行虽然减缓了日本财政破产的速度，但是长久下去并非办法，加上对苏联军事实力的顾虑，日方急欲在短期内迅速逼垮国民政府，以便聚集更多资源实施北进及南进政策。因此日本对于武汉会战倾举国之力，孤注一掷，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准备增援武汉。

另一方，在徐州失守后，国军即调整保卫武汉作战计划部署，先后调集约50个军130个师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40余艘，共100万余人，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23个军负责江北防务，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27个军负责江南防务。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然后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由武胜关攻取武汉。国军在河南地区设置了前缘防线滞迟徐州当地日军的进攻，但由于中日实力悬殊使得河南防线迅速崩溃。为了争取到更多时间以加固武汉之防卫，国民政府在6月9日于郑州花园口自行炸开黄河堤坝，称为“花园口决堤事件”。虽阻延了日军对武汉的进攻，但亦导致50万至90万平民死亡。

因黄河决口，日军被迫中止沿淮河主攻武汉的计划，改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进攻。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畑俊六指挥第2军、第11军共约140个大队25万兵力负责对武汉的作战。以冈村宁次指挥第11军5个半师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第2军4个半师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

6月11日，日军在海军支援下登陆攻占安庆市，这被视为武汉会战的开端。接近9月底，日军第106师团以4个团的兵力迂回至德安县以西的万家岭地区，薛岳命令第4军、第66军及第77军侧击日军，日军第27师团试图增援，但被埋伏在万家岭以西百岁街的中国第32军（军长商震）阻击。10月7日，中国军队实施最后总攻击以包围日军，激战持续了三天。10月10日，由于遭到孤立及缺乏补给，日军第106师团以及前来援救的第101师团、第27师团、第9师团遭受国军重创，仅仅约略1500名残部兵力突围逃出，中国史称“万家岭大捷”。

由于武汉地区的战事仍然僵持，中国自国外的战争物资仍持续自南方港口输入，日军在此时决定抽调3个师的后线部队对中国的海上生命线施加压力，故决定以两栖登陆的方式占领广东沿海港口。由于广东地区的粤军主力多抽调支援武汉会战，故占领的速度出乎各方意料地快，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广州地区沦陷。

此时的武汉，畑俊六所率南北两路日军艰难地突破中国50个军拦截，突入武汉外围，完成包围武汉的行动。鉴于武汉外围已无险可守，且广东的失守让武汉的战略地位不再重要，固守已失去实质意义，为了保全有生实力，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退至重庆。日军完成攻占武汉三镇的行动。

武汉保卫战进行了4个半月，是抗日战争初期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的战役。国府空军耗损极大，海军基本被消灭，但陆军大部分主力仍在，日军被削弱。此外战役争取到时间，让转移至华中的设备以及人员成功迁移至西南地区，为以后能长期坚持抗战奠定基础。而日本已经用尽全力，国内只剩一个师团。人口数大幅度降低，无法支应战事。战局不可避免地走向日本最感痛苦的长期消耗战。

日本战前目的是在武汉作最后决战、以消灭国军主力及结束战争，未能达到。日军在华中发起数次战役皆无重大斩获，中国战场陷入僵持。裕仁决定不再作战略进攻，以维持现状为目的。直至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前，日军再没有大型作战与武汉会战规格相同。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3日～1939年10月8日）

主战将领

中方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

日方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兵力

中方

约24万名士兵（30个师）

日方

约10余万名士兵

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同时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日本改变侵华方针，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在其他城市相继沦丧后，长沙乃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西南唯一屏障，一旦长沙被攻陷，中国在战争中将处于被动局面。

日军战术目标是“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九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日本为达到对国民政府诱降和军事打击的目的，集中10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对长沙发起了进攻。

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为保卫长沙，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调动了30多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此次战役。薛岳以所谓“天炉战法”，依湖南的地势，左倚洞庭湖，右凭幕阜山，以其间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这四条河作为迟滞日军的依据，并彻底实施“化路为田，运粮上山”的做法，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机动力消除。“后退决战，争取外围”成为国军总体方针。

国军以且战且退的做法在四河与幕阜山间游移，攻击然后后撤躲藏，将日军拖入四河之中，最后再以长沙城中主力与外围藏在山林中的部队合围深入四河中的日军。9月29日，日军到达长沙外围，但是他们因补给线被切断而未能攻占该城。10月6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宣称在达到作战目的后撤军。关麟征察觉日军意图，率第15集团军尾随其后，薛岳随即命令各部主力部队实行“超越追击”。国军各部却担心日军佯退，并没有全力执行薛岳的命令，使日军后撤十分顺利。10月8日，双方各自回到长沙会战前的阵地。日军伤亡1.3万人，国军伤亡2.6万人。

1938至1944年，中日双方共进行了4次腥风血雨的长沙会战，是8年抗战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大会战，日军共计出兵66万人次，中国军队100余万人次。前两次长沙会战，双方都自称获得了胜利。从战术上看，双方并未分出胜败，中国军队的损失更大。但从战略上阻止了日军的战略目的，可以认为是抗战中的胜利，此外国军将长沙视为第一个没有失陷的中国主要城市。

日军在两次攻占长沙均未得逞的情况下，于1941年12月23日，又以第40师团主力发动了第三次对长沙的进攻，薛岳再次沉着应战，最终取得大捷，日军伤亡5.6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2.8万余人。这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1944年5月，日军发动第四次长沙会战，以优势兵力发动猛攻，中国军队被迫撤退，长沙最终沦陷。 世界大战历史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日军师团国民政府中国战区正面战场太平洋战争蒋介石淞沪会战日本军事日本中国近卫师团四大战区李宗仁四大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