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制造背后的商业王国

2013年4月13日，Bigbang在“鸟叔”朴载相于首尔世界杯体育场举行的“Happening”演唱会上表演，图为队长权志龙

实习记者 / 刘彭媛 驳静

“粉丝”的账单

“少女时代”是韩国老牌娱乐公司SM在2007年打造的歌唱组合，人气在2009年前后登顶，当年几乎囊括了韩国的各种歌谣大赏。韩国有线频道KBSjoy还专门为她们打造过一档真人秀节目“少女时代的Hello Baby”，每期让这9个女孩在观众面前照顾一名婴儿，收视率居然也遥遥领先。9个成员各有自己的“粉丝”人群，金泰妍中文站——“Following妍爱今生”就是在组合最火那两年成立的“站子”。

如果去搜索关于韩国流行歌星制造和娱乐产业的信息，会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一领域的新闻基本由三大公司垄断：SM、JYP、YG，亦有“韩国娱乐三巨头”的说法。三家都上了市，以造星、经纪和宣传机构的多重角色全方位控制旗下艺人，形成唱片销售、演唱会、发行、转会和媒体曝光这样一条完整的明星生产线。在各种中国“粉丝”“站子”转发的消息里，也不难找到韩国金融监督院电子公告系统发布的这条消息：SM、JYP、YG以及正有后来居上姿态的另一家上市娱乐公司FNC，2014年全部创下销售额历史最高纪录。四家公司的总销售额加起来5518多亿韩元，约相当于人民币30多亿元。

作为韩国娱乐产业的基础细胞，一众如“妍爱今生”这类的“韩流粉”组织便是以上巨额数字的直接买单者。

所谓“站子”，是连接“粉丝”和偶像的一种自发组织，规模有大有小。站子里有几个核心管理者，日常工作是运营微博和论坛：微博主要负责更新偶像的日常生活状态，论坛内部管理则要不断发布独家消息、中文视频以及即时翻译从韩站找来的资源（视频和图片）。他们也有自己的组织结构，分成管理组、字幕组、资源组、微博组，通常各有2～3个人，视频组稍多约5～9个人，且都有固定的负责人。站子在韩国派有“前线”，主要是留学生，课余会自费去帮站里拍摄偶像资料，他们圈内称为“饭拍”，一般来说很能吸引“粉丝”。“卖周边”则是向“粉丝”出售与偶像相关的衍生品，从中得到的利润投入到对偶像的生日应援和回归、打榜的应援中。

韩国人气组合Bigbang

网名“水手”的站长告诉本刊，2014年，他们联合韩国站为金泰妍做了一个全球生日应援，由韩站负责联系在韩国地铁、公交车和报纸上刊登偶像的照片和生日祝福，他们负责在中国进行宣传和集资。这个应援活动在“水手”他们看来是“全球性质的”，因为日本、泰国、中国台湾和欧美等地五个站都参与了。至于中国站总共集资了多少钱，她表示不方便向外透露，但告知，具体做法就是在地铁、报纸和公交车身上持续一个月投放广告。以这类广告平均价格计，数额肯定不低。

“少女时代”组合成员金泰妍

具体到每个“粉丝”在偶像身上的消费，“水手”提供了一张她个人的大致单据：“少女时代”2014年巡回FM（“粉丝”见面会，Fan Meeting），票价大概1000元，往返路费（国内的）1200元，住酒店费用不超过600元（和朋友同住平摊）。吃饭200～300元就够了，因为追星顾不上吃正餐，有时候都是麦当劳。这样算下来，她三天约花费3000元左右。这个站共有2.4088万个会员，如果保守估计每次有小半追随，以每人2000～3000元计算，一场FM带动的消费金额会接近千万元，这还只是对一位韩国艺人的一个中国站的估算。我们通过采访了解到，“粉丝”组织名目不尽相同，但大体上类似，除了“站子”，通常还有资源博、个人资源博、贴吧，比如“站子”基本都是设有网站并且拥有域名的，每个明星名下可能不止一个，而资源博没有固定网站，纯粹在微博上分享资源。2014年，少女时代组合先后在中国大陆举办过6场FM，包括金泰妍在内的9个成员其各类“粉丝”组织奉献的账单总数粗略估计该在8位数以上。

“少女时代”组合成员林允儿

林允儿是少女时代组合中另一位人气极旺的成员。2014年，林允儿贴吧对她的生日应援活动从2月持续到5月，甚而细分为慈善应援、户外应援和礼物应援三部分。为了能够将礼物送到偶像手中，礼物应援部分有80%的购买是在韩国完成的。除了零食和玩偶，礼物中还包括大量奢侈品，百度出来的礼物购买单上可以看到Chanel香水、Dior眼镜、Prada钱包、Burberry外套、Balenciaga的经典机车包以及价格逾万元的品牌咖啡机，等等。

和少女时代相比，YG公司打造的Bigbang属于这两年正在飙红的男生人气组合，风靡亚洲流行歌坛。因为Bigbang的最新回归演唱会将和SM旗下组合EXO回归活动撞期，两家“粉丝”这些天正在水深火热打擂台中，各自努力为偶像投票及“刷油管”（指在YouTube上刷MV点击率）。“狂热粉”会把所谓“刷油管”的教程贴出来，鼓动大家都去刷，自己也彻夜不休。

WithGD就是Bigbang成员之一权志龙（G-Dragon，简称GD）的个人站，站长目前人在美国，2011年他和另外一个女生共同建了这个站子。“我们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能像Number G或者其他韩国大站一样，成为连志龙都知道的站子。”受访人通过微信接受采访时说。在并不为偶像所知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站子从不停歇，一年投入运营成本1万元左右，据他说主要来自之前在国内打工攒下的钱，那个合作的女生有时也出一部分。在行为上，这位受访人自我界定是“理智饭”（饭谐音Fan，指“粉丝”），他认为那种一次买很多专辑的，如果家庭条件允许也无可厚非，但那种不允许还硬是要买的、生日应援坚持要送奢侈品的“粉”就非常不理智。“除了集资应援，其他应援都是自掏腰包，买专辑、看演唱会，能去的我都会去，每年花多少没算过。比如说前两天，我去抢10月份洛杉矶场演唱会的票就选了摇滚区。摇滚区的票价比较贵，600刀（美元）吧，不过里面还包括送偶像礼物、看彩排等等，貌似还包括停车。我有个在加拿大多伦多留学的朋友，昨天买到的票和我一样，600加币，加了税700多。朋友开玩笑说，好不容易工作赚钱了，就掏给权志龙了。”

他告诉本刊，身边花费比较高的“粉丝”通常是拍摄“前线”。“做前线都是自费的，他们看演唱会真的很拼，因为国内好一点的票炒到好高，大概要几千块吧。”韩国一流团大陆演唱会的看台票，官方定价最高为1280元，但即便“粉丝”跟贴吧团票，要拿到一到五层前排的价格也在2500～3000元。七八年前，东方神起组合很火的时候，他们在上海演唱会的内场第一排价格曾被“黄牛”炒到了1.5万元以上。

“水手”个人觉得比较骄傲的是她从未因为追星落下过功课，考大学、读研都顺利，所以没为这些事和家长冲突过。WithGD受访站长也表示，因为怕影响“粉丝”上学，他的核心工作组从来不招收高中学生。不过，即便自认“理智饭”，追星费用也是可观的。“水手”和她同期“粉丝”都是1987、1988年生人，现在已经工作，仍表示每年坚持参加70%以上的金泰妍FM活动，按照这个比例，2014年她如果参加6场FM中的4场，这项开销便在万元以上，还不包括她平时买专辑、买周边以及生日应援集资。

EXO是SM在2012年打造出来的另一家大团体组合，最初12个成员，后来因为中国成员吴亦凡、鹿晗和黄子韬相继退出，现在以9人的形式进行活动。其一成员朴灿烈，他的一位“粉丝”在采访中告诉本刊，狂热“灿骑”（指朴灿烈的“粉丝”）可以到这种程度：只要官网推出他的周边产品，每更新必买整套，品类或有卡片、文件夹、扇子、眼镜、戒指、耳钉、香水、衣服等，一套几百到上千元人民币不等。EXO代言的品牌包，4000多元一个，据他说站子里每个“灿骑”都买了。“我有个朋友，基本灿烈代言的东西放在货架上她全会扫空，比如架上有10个文件夹她就买10个。她说自己就想看到灿烈的东西售罄，挂个sold out的牌子。”据公开报道，周边衍生品在SM娱乐的营收中占大约20%。公司在前期制定艺人包装形象与方向时，相应的生产往往就已经开始了，保证艺人一出道，“粉丝”就能买到相关产品。如果是已经成名的艺人，公司营销部门则保证与其相关的周边衍生品保持更新频率。对于SM这些公司来说，“内容制作”已经从艺人、专辑、演唱会等延展到生活方式。2015年，SM研发的最新商业模式是位于首尔江南区三成洞的SM Town娱乐公园，1月份开馆的时候又成新闻。这个六层建筑实际就是个“粉丝”经济体，里面放映偶像电影，举行实况演唱会，复制“练习室”和“工作室”，偶像艺人们经历过的一切制造程序，如发型、化妆、舞蹈培训、录音棚、拍摄棚等都在其中，“粉丝”们都可以付费选择体验，虚拟全套明星人生。作为SM的最大竞争对手，YG公司在官网公布，自2011年后平均每年可从周边产品销售中获得70亿韩元收入，约合3900万元人民币。为了打开亚洲甚至世界市场，YG全面开启电子商务模式，以官方身份入驻eBay开设网店售卖周边产品。在日本和中国设立的独立网上商城里，YG则鼓励“粉丝”用本国货币或支付宝来结算货品，这种方法令“粉丝”购买热情加倍。

受访“灿骑”说，EXO海外演唱会密集的时候，几乎每周一次应援。2015年5月31日他刚跑到上海看过一场，第一排的票都在6000元左右。“我是‘理智粉’，买买代言的东西，看看演唱会，买点专辑，一年大概2至3万元。如果要追行程，随便刷一张跟他们的商务舱机票就要好几千。”至于买专辑要多少花费，受访人说：EXO出第二张专辑时，他们站子里的正规下单共1.219万张，后续下单目前是1.127万张，合计3.6亿多万韩元，换算成人民币是204万元左右，加上演唱会团票和电影团票的100万元，“灿骑”3个月内砸钱300万元。电影团票是为了捧场朴灿烈参演的首部电影《长寿商会》，他们偶像其实只有5分钟左右的戏份，影片也只在韩国上映，但即使根本不能去韩国看，这些“灿骑”也通过韩国代购买了2000张左右的票。所有这些消费支持，据他说，都是想让经纪公司知道他们的偶像有价值，从而能在9个成员里面对偶像好一点。这种由“粉丝”心理学带来的营销收益，或许就是娱乐公司笃定要打造大团队组合的原因之一。

造星成本和艺人价值最大化

2015年因为参加湖南卫视版“我是歌手”节目而走红大陆的韩国歌手郑淳元，从个体角度来看，是韩国歌手不以年轻偶像身份开拓中国市场的一个意外范本。有意思的是，郑淳元曾在SM担任练习室歌唱老师，东方神起和少女时代等明星组合都曾是他教授过的学生。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是韩国娱乐制造线上一个超越了歌手身份的局中人。

2002年录制第一张专辑《The Last Gift，The One》，算是郑淳元作为歌手正式出道的标志，当时他已经28岁，而韩国艺人平均出道年龄在12～18岁。但实际上，之前他已经以监制的身份进入娱乐行业，在SM公司负责教习新人流行唱法，圈内也有了一定名气。郑淳元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他入行的2002年，SM已经是一家很优秀的经纪公司，旗下拥有了当时很红的艺人，例如：H.O.T、SES。他本人则参与培训了东方神起、少女时代等组合。

韩国歌手郑淳元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三季一战成名

韩国的艺人经纪体系成型其实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近年在中国发展的韩国女星秋瓷炫（主演过《回家的诱惑》、《木府风云》等电视剧）透露的一个细节对此有所补证。她说，自己在1996年通过SBS一部电视剧出道之前并没有接受过经纪公司的培训，因为在她开始演戏的时候，韩国经纪公司还没有系统化。实力最大、历史最长的SM娱乐公司，成立时间为1996年。同年YG成立。在韩国SM是第一家正式确立艺人经纪体系的娱乐公司，很快打造出演唱组合H.O.T并在两三年后将他们成功推送到日本和中国市场，SM因此被媒体视为韩流中的偶像歌手发源地。而现在，5000来万人口的韩国已有几百个经纪公司，歌手、演员制造各成体系又时有交叉。一家经纪公司如果拥有两名以上明星艺人并能进入韩国证券交易系统“科斯达克”（KOSDAQ）发行股票，便可视为进入主流公司行列。韩国娱乐经纪的现行架构仍大体沿袭自SM当年所创的四个部分：选拔－培训－制作－营销。SM设有选拔练习生的选秀部，训练新人的练习室“Starlight Academy”，把握市场走向、进行录音和后期制作的唱片生产部、制作部。在后端，则是负责市场销售、推广和广告企划的营销部、宣传部、代理部。SM号称每年在全球范围内报名的30万人中选拔练习生，入选者要经过至少两三年的练习生涯，长则五六年，其间接受严格的声乐、舞蹈、台词、形体等训练，直到最后通过苛刻考核才有机会出道。为了补偿培训成本，公司自然会在出道的练习生身上把艺人价值用到最大化，例如到2005年后打造Super Junior和EXO，SM公司已经将早期H.O.T、东方神起的5人团队放大为12人、13人的大组合，根据每个成员的特质标配“粉丝”群体，就像工业线上的衍生品一样不断进行拆解、组合和包装，挖掘艺人潜在的商业价值。

郑淳元就曾经是这条工业线上的音乐监制。他告诉本刊，公司对音乐导师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每个娱乐公司在培养新人的时候都需要音乐导师对他们进行培训，所以我只是用心把我所拥有的东西传递给他们。当然，当时的东方神起、少女时代也并不是现在的他们，所以没有说一定要对资质有要求”。至于上课的强度，郑淳元说，音乐训练基本都是技巧上的领悟，公司每天只要练习生领悟或者掌握一种技巧，为此花再多的时间都认为值得。至于新人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被推到前台演出并录制专辑，“每件事物都有优胜劣汰的法则，所以并不是每个练习生都会成长得很快，也许时间是最好的评判”。

在新人培训阶段不吝惜时间成本，确实是韩国娱乐造星成功的重要原因，新人出道之前至少作为练习生培训两到三年，多的五六年。对于郑淳元本人而言，从出道到成名也等待了十几年。2002、2004、2008年，作为歌手的郑淳元先后推出三张专辑：《The Last Gift，The One》、《The one》和《The Last》。郑淳元说，韩国的音乐文化受西方欧美国家影响颇多，所以韩国市场还是很能接受英语歌曲，但这个跟他的英文专辑名称关系并不是很大，主要是因为第一张的原因，后两张专辑的名字才都拆分成了英语。那个时期，他大约每两年录制一张专辑，这个频率在韩国歌手中不算高也不算低。“在韩国，歌手的经济来源很多元化，版权等相关音乐产权都是经济收入的一部分。”郑淳元说。

在2002～2004年他刚成为歌手期间，Rain、金钟国和李孝利都是风头非常强劲的偶像新人。郑淳元选择专心做好自己的音乐，并没有刻意去定位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算是成功的歌手。2012年，他参加了韩国三大电视台之一MBC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第二季并获得冠军。2013年，媒体报道他签约Keyeast公司，当时一线明星裴勇俊和金秀贤都是这个公司的签约艺人。最后也是这个公司将他带入中国市场，作为补位歌手在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三季中一战成名。据2015年最新报道，郑淳元目前已经正式签约进入中国发展，所有中国的经纪项目由Keyeast、Diamond One和香港东方风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三方共同打理。这也是韩国艺人在海外市场的基本经纪模式。有人透露，Diamond One是郑淳元自己名下公司，对此他并没有否认，他告诉本刊：这家公司也有不同的合伙人，他希望能够使他身边的家人朋友都能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努力。在韩国，知名艺人自己创办娱乐公司属于常见业态，“三大娱乐巨头之一”的YG，其创办人是90年代韩国当红团体“徐太志与孩子们”团员之一的梁铉锡，JPY创办人朴振荣也是90年代中期出道的歌手和演员，2013年仍在发行新专辑。

在韩国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的中国版热播之际，韩方总制片人、SBS电视台制作本部综艺局部长金容载刚推出一本“揭秘韩国娱乐圈”的《韩国艺人养成记》。对于主流经纪公司和艺人的收益分配比例，他在书中是这样解读的：“在‘标准合同’出现之前，经纪公司与新人的利益分配比例是9∶1或者8∶2。对新人有利的最佳分配比例是7∶3，但随着合约期限的市场和利益分配问题日益严重，国家介入并实施了‘标准合同’，经纪公司与新人的分配比例普遍变为6∶4，广告收入分配比例为5∶5。当新人成长为明星之后，经纪公司与其利益分配比例会变为2∶8或者1∶9。”

他提到的“标准合同”，实际是2011年以后才由韩国公正委出台的一种经纪合同样本，起因则是当年韩国演艺界比较轰动的一件官司：明星组合东方神起（JYJ）的三名成员诉其经纪公司SM签订不合理合同。2011年2月15日，首尔中央法院判决东方神起胜诉，要求公司（债务人）不能违反艺人（债权人）的意愿，在电影出演、参加演出、制作专辑和参加各种演艺活动等事项方面与第三方签署合同，经纪公司也不能在没有与电视台、专辑制作公司、演出策划公司等第三方有交涉的情况下，对艺人的演艺活动提出任何异议，不能提出与艺人中断合同关系，并妨碍艺人的演艺活动。如金容载在他书中所说，“东方神起事件对韩国演艺产业产生了很大影响”。2011年以后，在某种程度上，韩国演艺产业的结构因此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韩国艺人养成记》的中方作者郭瑛霞和吴闻博，对韩国娱乐工业在亚洲的输出也有相对完整的观察。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外电视比较的郭瑛霞说，韩国艺人的课程培养体系很完善，是公司，但很像一所学校。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独家秘籍，有的是音乐，有的是舞蹈或表演。公司不但教技能，还有对道德和品质的教授，就像书里讲到的金钱与名誉的关系，享乐欲望控制等等。但这种方式也有问题。为了尽可能补偿对练习生的培训成本，公司与艺人一签就是七八年，不太符合国际惯例。

中国传媒大学凤凰学院研发中心总监、中韩节目研发中心中方负责人吴闻博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韩国娱乐产业是韩国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从早期的电影、电视剧到现在的韩国综艺，都属于韩国精心打造的文化产品。很早以前，韩国就制定以文化产品出口海外，赢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大力推广韩国意识形态的相关政策。如今的韩国娱乐明星在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粉丝’，同时也吸收许多中国人在韩国接受培训，以带动所属国的关注度。当然不只限于中国，在JYP、YJ等韩国著名的艺人经纪公司，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与国家的艺人。这都属于文化输出的一种战略。”为什么近几年中国电视台或制作公司纷纷舍弃欧美娱乐模式转而蜂拥引进韩国综艺节目？吴闻博的观点是，欧美节目模式的特点在于规则清晰、结构完整和逻辑合理，是靠严格的流程彰显人性，尤其是竞争、对抗、贪婪甚至邪恶的一面，所以欧美节目多以金钱为刺激和节目出口，以普通人为主角。韩国真人秀缺少规则，尤其是户外真人秀，基本就是一个体验过程的展示。但是韩国真人秀在人物关系以及任务设计上非常有特点。他们非常注重情感关系的设计，比如老牌综艺“情书”，属于男女爱情的游戏化呈现，“爸爸去哪儿”、“拜托了女儿”以父子（女）的情感关系为载体，“花样姐姐”是以姐弟情感为看点，就算“三时三餐”这样看似缺少人物互动的节目，创作背景也是想通过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对比，为观众提供情感宣泄的渠道。这种基于社会观念、情感关系形成的节目创意，能够和中国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要比欧美节目强调规则的那种人性刺激缓和些。在任务设计上，韩国综艺节目基本是以游戏的方式进行，而且游戏往往比较小，基本不需要大的道具，简单易操作，但是很有特点。比如“Running Man”中的撕名牌，“丛林法则”中的挖坑，“三时三餐”中的煮饭，这些游戏的对抗性并不强，但是往往能够爆发出诸多笑点，观众看起来非常轻松。不过，这种真人秀节目由于缺乏规则设定，情感的体验必须有起伏才能吸引观众，所以韩国真人秀基本都是以明星为主，同时强调编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国真人秀就是一个剧情片：编剧根据导演的需要大概设定一个情节，并考虑到不同场合下人物可能产生的行为与情感冲突，经过和明星的事先沟通，演绎出剧情起伏，再辅以后期剪辑和字幕，整个真人秀就看起来比较精致、有趣、生动。“情感共鸣、剧情设计、明星演绎，是韩国真人秀的特点，也是赢得中国观众收视的相互联系的三大关键词。”吴闻博说。

国家行为下的海外市场营销

经手引进韩国最早一批电视剧进入大陆的中央电视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子扬曾提到，1993年央视国际部引进过一部名叫《沙漏》的反映韩国当代生活的电视剧，后来没有播出，但这其实是大陆最早购买的韩剧。接下来，《看了又看》、《爱情是什么》、《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等剧才在央视八套相继播出并走红。到2005年湖南卫视播出《大长今》，以电视剧为主体的“韩流”影响力逐渐登顶，成为一种文化话题。

韩剧《大长今》剧照

日本市场的韩流热其实早于中国，2002年裴勇俊和崔智友主演的电视剧《冬季恋歌》在日本受到追捧后，韩剧的日本市场曾有10年时间保持热度，少女时代成员林允儿主演的《爱情雨》一度卖出单集超过相当于百万元人民币的价格，直到日本政府调整引进政策而下落。

“2003年，韩国文化产业内容的规模从1999年的171亿美元增加到了310亿美元，其中影视、音乐、手机和电子游戏四个产业都有两位数的增长，出口额超过钢铁。”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韩国首尔大学舆论情报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赵晖告诉本刊。2010至2011年，她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前往首尔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其间以“中韩两国电视剧产业战略与策略”为题进行了大量案例式分析并著述成书。她说，由于韩国本土市场规模有限，海外市场是韩剧产生大头利润的重要途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海外市场，制作公司通常仅能收回成本而无法盈利。

“韩国的电视台投资电视剧的额度很大，基本上可以把制作费用全部付给合作公司。但是国内的播出版权是完全属于电视台的，只有在海外发行当中，电视台才会和制作公司谈分成，这就是制作公司为什么极力把剧推向海外的原因，只有这样才有钱赚。”海外销售中，韩剧通常先以层分的低价策略抢占市场，再实现市场全面营销。赵晖提供了几个数据：韩剧在日本大约可以卖到8万～9万美元/集的价格，远低于日本本土电视剧37万美元/集的价格；在台湾地区大约是2万～3万美元/集，也略低于3万～4万美元/集的本土制作费用；而在中国大陆，进口韩剧的平均单价是7000美元。2004年在中国热播的《大长今》，其总投资为120亿韩元，国内外收入为300亿韩元，但其带动的衍生产品价值超过4.5万亿韩元。而在日本走红的《冬季恋歌》，2004年为韩国创造了15亿美元的经济效益，使韩国国内生产总值上升0.18%。

韩剧《冬日恋歌》剧照

KBS、SBS、MBC是韩国的三大电视台，之间竞争非常激烈。赵晖在2011年12月参加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举办的一次韩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国高层领导人培训计划，其间被发放了一份韩剧市场调查问卷，里面涉及的内容极其细化，涵盖制作内容、收视习惯和收视期待等各种问题。韩剧是边写边拍边播，一旦收视率低于某个数字，该剧就可能被拦腰截断。“三大台在电视剧市场各有侧重。SBS是民营商业公司，没有国家股份，运营一开始举步维艰，所以它开辟的市场以制作青春偶像剧为主，《来自星星的你》、《我的女友是九尾狐》、《对我说谎试试》都是这家出品。MBC是民营和国家资本混合，偏重历史题材，很多大剧出在MBC，比如我们熟悉的《大长今》、《善德女王》。KBS就是国家台，类似我们的中央电视台，被视为国家形象输出的渠道。KBS生产比较多的是正剧，像《冬日恋歌》、《蓝色生死恋》，韩流最早就是从这两部剧开始的。KBS没有SBS讨巧，但在韩国电视剧界绝对是老大，这是不容置疑的。”

韩流目前影响的亚洲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如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和越南等国。赵晖说，韩国政府对将电视剧产品推向海外也有很多保护措施，比如为台词提供翻译，通过国家行为来做展览宣传，这些都是国家免费为电视台和制作公司提供的，不需要交任何费用。“我记得去年的时候，韩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占财政预算的1.4%左右。但是朴槿惠总统说，到2017年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投资预算要超过2%。”

娱乐韩流热也带动了韩国其他产业。赵晖在研究中发现最受益的是电子产品。“韩国的电子产品和电视剧关联最紧密。电视剧如果获利了100美元，可以拉动周边产业获利419美元，大致是这样的比例。而在这400多美元中，近50%是电子产品，35%～40%是服装，5%是食品日用和化妆品之类。”赵晖说。

赵晖在她书中提到的一个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种角度来观察韩国娱乐制造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工业化产品的快速上升：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韩国比较流行，这使得学界和制作界对大众文化的总体看法是贬大于褒。到80年代以后，一批在美国留学的学者先后回国，开始逐渐抛弃法兰克福学派，因为他们认为它只能用于批判而非建设，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在韩国失去了主导地位。到了90年代，从事文化研究的韩国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如何用娱乐化的眼光来做电视和看电视了，对大众文化的总体看法已经是褒大于贬。赵晖说，在她所接触的韩国学者中，针对娱乐产业对社会带来的舆论价值并非没有批评的声音，“但是在韩国，学者对自己的研究范围界定很清楚，比如传播学领域就有定量分析教授和定性分析教授。定性分析比较具有文化批判性，但定量分析就全部用数据说话了。现在韩国政府采信较多的声音是定量分析”。 YG明星少女时代SMsm公司郑淳元综艺经典韩剧歌手大长今sm中国古装剧韩娱饭圈文化偶像韩流娱乐八卦专辑发行演唱会娱乐圈韩国sm练习生韩剧粉丝经纪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