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遗产：继承者的荣耀与苦涩

毕加索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奥尔嘉（摄于1919年）

如果把以上这些，再算上其时常令人惊喜的拍卖纪录，以及显然不可估量的艺术和历史价值，认作毕加索身后遗产当中荣耀与闪光的部分——例如由法国政府凭借“以作品代替现金支付遗产税”的法律条文，从而获得令人欢欣鼓舞的价值五分之一的作品，而且还拥有优先挑选权；最终，借助这部分作品，法国在始建于17世纪的萨里宅邸（Hôtel Salé）里建起了毕加索博物馆，成为令每一位毕加索爱好者的兴奋之地。那么遗产当中剩余的苦涩部分，似乎只能由大师的后代继承。

即将于6月25日在伦敦“抛售”毕加索作品的玛丽娜（Marina Picasso），就是其中之一。这场由苏富比举办的毕加索专场拍卖，将包含画家生前创作的136件陶器、总估价45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为4260万元）的藏品。

即便是在玛丽娜继承的约1000件作品当中，136件也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些全部由毕加索本人亲手绘制的陶制品，有些还处在粗糙的原始阶段，按照现代艺术专家詹姆斯·麦基（James Mackie）的说法，这些作品当中的“创造性和实验性是非常特别的，而且，能够看得出来他在创作它们时乐在其中。

与毕加索创作时“乐在其中”相比，玛丽娜的出售却显得“痛苦不堪”。

玛丽娜的父亲保罗（Paulo Picasso）是毕加索与他的第一任妻子、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奥尔嘉（Olga Khokhlova）所生。但正如玛丽娜所宣称的那样，这场拍卖是为了“摆脱与这位著名艺术家的关系，从而走出童年时代的阴影”。这样一个听上去十分弗洛伊德的理由，被所有报导该事件的媒体一再提及，并毫不客气地放在标题或编者按中，动词“卸载”、“减负”被频繁使用，而这一点，似乎正合玛丽娜心意。她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明确表示，她想要借此次拍卖“抚慰自己此前所受的心理折磨”。

毕加索画作《姑娘们和一条玩具船》（1937）

这份心理折磨，显然没那么简单。成年后的玛丽娜，一度接受长达14年的心理治疗，试图克服来自家庭的阴影。毕加索，显然是所有折磨的起源。

1935年，奥尔嘉在得知毕加索情人玛丽－泰瑞丝·瓦特（Marie-Thérèse Walter）的存在及后者怀孕的消息后，当即带着时年14岁的保罗动身搬到法国南部，并提出了离婚。毕加索无意于均分自己的财产，因此直到20年后死于癌症，奥尔嘉一直是毕加索的夫人。

毕加索孙女玛丽娜在“La californie”别墅为她收养的三个越南孤儿讲故事。这座别墅是玛丽娜继承的遗产之一，卧室墙上挂着毕加索1935年画作《家庭》（摄于1992年）

在玛丽娜所写的《毕加索：我的祖父》中，她用惨淡的口吻，描述她和她哥哥如何从未得到过爱，如何在痛苦中成长，以及他们一家挣扎的生活状况。特别是他们的父亲保罗，为了见毕加索一面，有时甚至在他家门口一等就是四五个钟头。成年后的保罗有严重的酗酒问题。“我父亲被他的暴行所支配，”玛丽娜写道，“他因此而死——背叛、失望、卑微，被毁灭。”就在毕加索去世后不到两年，保罗也离开了人世，而玛丽娜的哥哥帕利多（Pablito Picasso），参加毕加索葬礼被拒后，吞食漂白剂自杀。“我从小就没有对祖父的爱抱有太多期望，而我哥哥不同，若非如此，他还不至于自杀。”玛丽娜这样解释。

因此，玛丽娜下定决心，要与“毫无爱可言”的冰冷遗产划清界限，这其中，可能还包括位于戛纳的La Californie。对于是否出售这幢别墅，玛丽娜语焉不详，同样令收藏家们猜测的是，届时，玛丽娜还将出售在她手里的哪几幅画。准确消息目前还无人知晓，但首当其冲的，必定是《家庭》（La Famille），这幅画正是作于1935年，彼时，毕加索刚刚拒绝奥尔嘉的离婚要求，而他的情人瓦特，肚里正怀着玛雅。

显然，苦涩的继承者们，不只玛丽娜一个。

同样在葬礼上被拒之门外的，还有与弗朗索瓦兹·吉洛（ Françoise Gilot）所生的一儿一女——克劳德（Claude Picasso）和帕洛玛（Paloma Picasso），尽管毕加索当时的遗孀杰奎琳·洛克（Jacqueline Roque）似乎把所有人都拒之门外，从毕加索生前对他们的态度，很难说这不是毕加索想要的结果。

1965年，《巨匠与情人——和毕加索在一起的日子》（Vivre avec Picasso）一书在画家千方百计的阻挠中问世，书中有诸多令毕加索难堪的细节与观点，例如“在成为一个母亲前，女人很难成为真正的女人”，对此，毕加索的反抗方式则是拒绝再见克劳德和帕洛玛。

一方面，毕加索十分热爱父亲这个角色，这一点可以从他作品当中孩子们的肖像画数量中得到佐证，例如以《玛雅和玩偶》（Maya à la Poupée）为代表的玛雅系列。有趣的是，玛雅在担任肖像主角时，毕加索既没有与她们住在一起，自然也没有与奥尔嘉住在一起，而是与1936年相识的多拉·玛尔（Dora Maar）一起住在塞纳河畔的大奥古斯汀7号。玛雅还是婴儿的时候，她的父亲就已经移情别恋了，只不过周末会去探望。而玛雅的母亲，在毕加索去世4年后，也用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他在父亲角色上所下的工夫，却并不持久，“就像他对女人的爱一样，他对孩子的爱似乎也是心血来潮的”。女权主义者这样描述毕加索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前者在毕加索的诸多画作中寻找线索。1937年创作的一幅素描中，年轻的半人半牛怪将一位柔弱的裸体女子抱上他的小船，海里，还有几个仙女正围着小船转。接着，又有一幅超现实的《姑娘们和一条玩具船》，“在这幅画上，情妇们被描绘成一堆浮游生物，没有面容的洗浴人，她们玩弄小船的神情近乎崇拜，这些女人都那么没头脑地偏执地爱着他”。

毕加索的情史所提供的谈资，向来不亚于他的艺术创作。而毕加索自己，则用波西米亚式的态度，将艺术创作以外的一切排在次要位置。然而正是这样的艺术家，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身旁的女人、朋友，甚至自己的孩子都臣服于他。

越被排斥，就越发想获得他的认同和喜爱。玛丽娜认为这是“毕加索病毒”，而她祖父就像一个吸血鬼，用他家人的血作画。

他对孩子们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对情人态度的一个缩影，而这种爱恨交织的反向作用力，也十分惊人。

最先开始写书的，是毕加索年轻时代的情人费尔南德·奥利维尔（Fernande Olivier），除了玛丽娜外，还有玛雅之子奥利维尔（Olivier Widmaier Picasso）所写的《毕加索，亲密的肖像》（Picasso，Portrait Intime），以及上文提到过的吉洛在毕加索去世前几年出版的《巨匠与情人——和毕加索在一起的日子》。

另一个造成困扰的事实是，毕加索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这对三个非婚生子女而言，无疑是另一场战争，彼时，法国刚刚通过非婚生子女继承法，一年后，他们的继承权才通过司法途径获得了认可。由于数量众多而且没有完整清单，执法机构花去将近4年时间去厘清现状。然而对毕加索的后代而言，这种现状恐怕很难有厘清的一天。

比如玛丽娜，即便是对其祖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恨”，却仍然有保护他的欲望。

1998年，克劳德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儿子，以 “毕加索艺术资产执行人”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事实上，他几乎将他的一生都用于维护毕加索作品的版权。而当他与法国标致汽车公司签署同意书，将“毕加索”用于一款汽车时，许多相关人员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称他这样“背叛了伟大的艺术家”。玛丽娜就是那个将她叔叔告上法庭的人，她认为：“怎么能将毕加索的名字用于汽车这种平平无奇的商品。”

著有《马蒂斯与毕加索：画坛双擘的对抗与友谊》（Matisse and Picasso: The Story of Their Rivalry and Friendship）的美国学者杰克·弗莱姆（Jack Flam）在对比毕加索与马蒂斯这两位夙敌时，写道：“毕加索沉醉于自身的黑暗之中，为谜一般的深渊所着迷；马蒂斯尽管也饱受自身焦虑的煎熬，却极端恐惧深渊，视光明为黑暗的解毒剂。”两种工作方式，也在暗示二人不同的生活体验。

不同于他艺术创作上的死敌——同时又无法不相互欣赏——马蒂斯的绘画主题通常是平和的，并坚称“自己的作品与生活中的事件毫无关联”；而毕加索的作品，总是更直接地公开自己的生活隐私，这种明显的自传性质，也是若干学者所称的“双重态度”，他用如此激烈的方式反对其他人公开他们的生活细节，是一种十分矛盾的行为。

似乎出于某种一脉相承式的美学道路，马蒂斯连在后代一事上也处理得十分简洁，画家年轻时生下的女儿玛格丽特，早在第二个儿子皮埃尔出生前就已过世，而这个独子之后又以某种单代相传的方式，将马蒂斯的名字传到了第四代——既没有遗产继承纷争，也没有肥皂剧般的纠葛。皮埃尔·马蒂斯（Pierre Matisse）是一个典型的二代，既不出格，也不出彩，上世纪30年代初到纽约时，只带去了“马蒂斯”这个吓人的姓，并以他父亲的画为基础，经营画廊近60余年。

人们深爱马蒂斯，却永远认为他逊毕加索一筹。后者的“毒药能力”和“冷暴力”，显然无法阻止人们对他的疯狂热爱，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他的行为找寻合理借口，好比著名的《亚威农少女》中，“他试图驱逐深埋心中的恶魔，即那些女人和性爱给他带来的恐惧。他害怕为爱痴狂，对性病、性无能和死亡充满了焦虑”。无论如何，在毕加索令人惊叹的7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画笔展现了他的私人关系和对周遭世界的不安，同时在暴力与温柔之间游走，好比他与以他为核心的世界的关系。这种游走也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他后人的命运。 毕加索博物馆继承者荣耀父亲艺术天才美术遗产保罗毕加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