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原来在“大一”

文 / 河北保定  王雪峰

如今的大学，对于教师来说，教育的黄金时间恐怕只有一年级了。

我承认，那天上午我对学生发脾气了。上午第一节课，授课刚开始，就看到最后一排有个学生在睡觉。我善意地提醒了他，没想到继续开讲后，他又趴在桌上了。我说：“你回去睡吧。”教学过程中断了，课堂一片死寂。我静静地等着他离开，可是他并不离开，我只能继续讲，不过思路和心情都乱了。说实话，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内心仍有隐隐的挫败感。这不是第一次，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一名教英语的女老师曾经对我讲过，她在课堂上被学生气哭了，原因是学生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不听课。联想到2008年发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门”事件，可以推想，这类问题也非我们学校所独有。扪心自问，是老师不够认真和卖力么？我觉得不是，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有人说，大学四年，现在只剩下三年了。因为到了四年级，大家都忙着实习找工作，上课的事情只能退而求其次。正如一个段子调侃的——“大一”：你怎么迟到了？“大二”：你今天怎么没上课？“大三”：你上课吗？“大四”：你怎么上课去了？我曾经有过给毕业班上课的经历，班里始终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上座率，其他学生都在流动中——不是在考公务员，就是在去考公务员的路上。四年级的课，已成“鸡肋”，这在今天的中国大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上学期，一个新生班还在和我商量是否要在班级设立手机安全岛，以更好地保障课堂教学秩序。刚入大学，就好像朱自清笔下的春天，“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学生们还想好好读读书，还愿意听老师的“碎碎念”。二年级的时候就不同了，觉悟早的开始准备司法考试，没有觉悟的也不再喜欢老师课堂上的那些废话。反正现在学校是收费的，如果毕业率过低，那就没有学生来念书，作为“服务者”的教师就要迁就学生“雇主”，有必要向“雇主”低头。到了三年级，各类现实问题一齐涌来，学校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个时候再强求学生认真听课，老师本人也会觉得无理而残忍。谁能许给学生一个美好的前程？仅靠课上教给他们的东西能有未来吗？事实上，即使他门门功课100分，也不能保证他因此找到一个足以糊口的饭碗。所以，作为一名教师，我的内心经常很纠结。学生不来上课，或者在课上“搞副业”，感性告诉我这是不对的，但是理性又告诉我这是明智的。

事情总是利弊参半。遥想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虽然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有机会读大学的人不多，但只要上了大学，每个人都能安心学习，不再担心就业问题。国家花钱培养自己，为社会做贡献也就理所当然。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上大学的机会是增加了，但大学已经不再是免费的午餐，大学毕业证也不再是就业的保证书。每年六七百万毕业生涌向社会，“蚁族”大军已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学致贫”，“寒门不再出贵子”，“知识不再改变命运”——此类说法不绝于耳，大学的神圣光环逐渐暗淡了。大学不再是“象牙塔”，这里充斥着喧哗和骚动，更像是“十字街头”。

更为严重的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了，但是这些人对培养他们的大学是否有认同感呢？对社会是否怀有感激之情呢？他们是有担当的“天之骄子”还是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 大学教学教育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