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科·维多多：从家具商、市长到总统

2014年10月20日，印尼新任总统佐科在雅加达国家博物馆公园发表就职演说

因国事外访的佐科乘坐的是总统专机，且配有保镖。但这并非他的日常出行配备。2014年11月的某天，在雅加达国际机场，等待安检的旅客们惊奇地在队伍中发现了刚上任不久的总统与其夫人。这在人群中引发了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大家争相与佐科握手，并拿出手机不停拍照。

佐科的目的地是新加坡。他就读于新加坡英华国际学校的小儿子即将毕业，他与夫人要飞去参加毕业典礼——乘坐经济舱。“这是家庭事件、私人议程，不是国事访问——我为什么要坐专机？”佐科说。

作为政治人物，佐科的行事风格十分低调。去年备战总统大选时，在大多数场合，他都身着衬衫示人，面料上要么是一片素净的纯白，要么是红、蓝相间的格子图案。他的妻子埃利亚也从未佩戴过名贵的珠宝。据说，她的衣服大部分购买于印尼最大的纺织品广场“丹那阿邦”。当被问及为儿子的毕业典礼准备了什么服装时，她回答说：“没特别准备什么，随大流就好。”这位印尼第一夫人现年52岁，毕业于一所经济学校，在自己妹妹的介绍下认识了佐科，两人于1986年结婚。“我还是要做自己。”丈夫胜选后，她对媒体这样说。

佐科比妻子大两岁，二人育有二子一女。大儿子纪布伦今年28岁。虽然父亲曾任雅加达特区首长，但他却留在了家乡梭罗市，从事餐饮和婚庆策划行业。因为忙于接洽客户，父亲就任总统时，他在就职典礼前日傍晚才赶到雅加达。“我有自己的公司要管理，”他说，“只有把工作做完了，我才能干其他事。”24岁的女儿卡西扬大学刚毕业，会在生病时选择普通的社区医疗诊所排队看病。小儿子卡桑也表示，父亲当上总统后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学校里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希望能继续这样。”他说，“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也很少乘坐地铁，因为这要比公共汽车贵。”

那次在机场，为了能与尽量多的在场民众合影，佐科干脆站到了人群中，将手机调到自拍模式，高高地举起来，与身后的大伙儿一起昂首微笑。与大部分印尼政治人物不同，佐科并非出身统治精英阶级。1961年6月，他在中爪哇省梭罗市一个贫困的木匠家庭呱呱坠地，是家中最年幼的孩子。小时候，他们一家住在一个租来的棚户里。棚子搭建在一个极易受水淹的河岸上，棚体破烂不堪，风吹即倒。而虽然生活艰辛，父亲却十分支持佐科读书。于是，他从小就过起了“半工半读”的生活。早上，他自己骑着叔叔的绿色雅马哈摩托车去上学，放学后，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子，还要与父亲一起做木工活。2013年，一部关于佐科童年和青少年往事的电影在印尼上映。但佐科表达了对此片的反对，他认为自己的经历简单，不值得放上大银幕。

2014年6月2日，佐科作为总统候选人在印尼日惹特区和他的支持者见面

他最初的理想与政治并无关联。1986年，在拿到了印尼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加札马达大学的林学院工程学士学位后，佐科进入了一家国有企业从事林业工作。1989年，他回到梭罗市学习家具设计，并成为一名家具经销商。从设计到运送，他一点一点地积累起了家具业的相关知识。之后，借助父亲的一小笔存款和政府商业赞助计划，他开办了自己的家具厂，以出口家具为主，生意十分兴隆。1990年，因一个来自雅加达的客人拒绝为一笔大订单付款，佐科几乎破产。但是，在大幅削减生意额后，他凭借坚定的意志力很快便渡过了这个难关。

逐渐地，他的海外生意越做越大。他手下的雇员一度多达1000名，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为他工作。而他的企业家天分也受到了印尼商业协会的认可。2002年，他被任命为印尼“手工艺品与家具协会”的主席。由于工作业绩出色，他的同事又将他推举为梭罗市长候选人。2005年，佐科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作为斗争民主党的成员参加了市长选举。自此，他正式进入政界，并一路扶摇直上，不仅于2010年以高票实现了连任，还在2012年成功晋级雅加达特区首长。

2013年冬天，《雅加达环球报》想对佐科的一天行程做一篇报道，但令跟访他的记者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居然需要在凌晨3点开工。“我一般早上5点起床。但是昨天，我在到访雅加达各地的路上多睡了几觉。所以今天起得有点早。”佐科说。

那天的佐科和平常一样，在阅读了网络新闻、收看了电视后，早上7点30分，他走出家门去工作，这次是视察“国家纪念塔”的维修工作进程。当他在该塔所在的雅加达独立广场下车之后，许多在场的孩子都向他飞奔而来，父母们尾随其后，希望能与他握一握手。而回到办公室后，他也需要面对潮水一般涌向市政大厅的民众，倾听他们生活中的难心事。

佐科的施政风格与其他政治领导人实在不太一样。他不爱坐办公室。自任梭罗市长时开始，他就经常在大街小巷、贫民窟四处转悠，搬张板凳与民众唠家常。他还不时到访当地政府和税收部门办公室，让官员们知道，他在密切注视他们的工作。若有民众新开了餐厅或旅馆请他剪彩，他都会答应。任市长期间，他每月将政府薪水交给市长秘书，用于及时救助灾民或苦难贫民。

在他的努力下，曾经默默无闻的梭罗市得到了长足发展，从一座鲜为人知的历史古城变成了享誉全国的艺术文化中心。2006年，该市成为世界遗产城市组织的一员，2008年又承办了世界遗产城市组织的会议。佐科则因此获得了“2012年全球市长计划”中“表现第三佳市长”的荣誉。入围评语是：“正直、拒绝贪腐，关注改善穷人生活。”而在梭罗市创下的政绩，也让他在没有筹措竞选资金的情况下，在当年的雅加达特区首长选举中一举击败了五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来到首都后的佐科延续了他“深入民间”的风格，依然时常出人不意地出现在雅加达的各个角落，与民众谈论与他们相关的事情。人们注意到，佐科对于细节非常感兴趣，比如：车停在哪里、垃圾如何收集在一起、哪里的下水道堵了，他都愿意倾听。“我们必须每天拜访他们，不能只在自己有兴趣的时候过来，要将自己的目光与他们的连接在一起，才能从他们的角度看待事情。如果他们遇到了问题，我们也可以直接提供解决方案。”佐科说。而饱受交通堵塞和洪水困扰的雅加达市民也很快体会到了向佐科倾诉的好处：大型快速交通网络迅速投入建设，河道拓宽了，水库建成了，关于复苏雅加达的历史旧城区的计划也出台了。

而这其中，对于雅加达臭名昭著的混乱地带“丹那阿邦”的整治，是佐科最为成功的一举。为了将当地密集的小摊从路旁移开以疏通行车路线，他邀请摊主们一起喝咖啡、吃饭，然后在餐桌旁提出他关于整修市容的建议，并为他们另外安排了摆放摊位的地点。事实证明，与强行驱赶相比，这种动之以情的方式更加奏效，许多小贩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动迁安排。“丹那阿邦是这座城市最不易打理的地方，”居住在雅加达的著名印尼作家古纳万·苏萨蒂约·穆罕默德说，“那里一团糟，而佐科打破了这种乱局。雅加达是个试验场所，如果你能在这里取得成功，那么你就可以在全印尼成功。”

果然，佐科很快便因此而在国内名声大振。在印尼，总统候选人通常拥有自己的传媒公司，只有佐科是例外，但他却“红透了”全国各大媒体。他在雅加达任职期间，来自24小时国家新闻电视台“美都”以及“第一电视台”的内部数据均显示，当佐科在新闻中出现时，收视率会瞬间飙升。而当其他政治新闻，尤其是腐败事件播出时，人们会立刻换台。

有一次，印尼最大的全国性日报《罗盘报》，在其网站上统计出的“一周内点击量最大”的八条报道中，七条的标题上都有“佐科”二字，而第八条则是关于佐科的竞选搭档、前雅加达特区副首长钟万学的。《罗盘报》网站的读者多为城市中产阶级和白领，这证明了佐科的高支持率也并非只局限于中下层阶级。网站编辑们将此形容为“佐科现象”，表示还从没有哪个印尼政治人物在网络上得到过如此之高的关注度。“他是民众的宠儿，不是媒体的。”《罗盘报》的总编辑里卡巴贡说，“媒体只是详述了人们的观点而已。”

2013年初，当民意调查家在为次年的大选整理“潜力总统候选人名单”时，他们发现佐科居然已经在以微弱的优势领跑了。而斗争民主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该党派总主席梅加瓦蒂原本决定自己出战大选，并将自己的女儿作为接班人培养，但2014年3月，她却主动放弃了参选资格，宣布推举佐科为总统候选人。因为在与同党成员进行调研后，她发现，如果佐科出马，总统宝座几乎十拿九稳。

佐科的确“征服”了整个印尼。在这个岛屿众多的国家，当其他岛上的居民都在抱怨“政治雅加达中心化”现象，并且要求各地分权管理的时候，佐科的支持率却是均匀分布的。在雅加达2700公里以外的马鲁古省，当地人会告诉媒体，佐科很棒，因为他“相信民众，从不带保镖出门”；而生活在东部的巴布亚省的许多选民也表示，他们一定会为佐科投票。

最终，佐科打败了自己的竞争劲敌——政治背景深厚的大印尼运动党创始人普拉博沃。普拉博沃十分符合传统的印尼政治家形象：曾任特种部队司令，当过前总统苏哈托的女婿，且本人和其兄弟都是大富豪。“这是叛逆的一代（印尼人）。人们看够了风格相似的政治人物，已经觉得无聊了，现在他们想要点不一样的。”钟万学这样解读佐科的胜利。

这种解读得到了印尼国内外的广泛呼应。唯一的质疑声则指向了他的外交资历——长期担任地方官员的佐科，欠缺国际事务的经验。

而在上任的头几个月中，佐科便通过两起事件向人们展现了自己的外交风格。2014年11月，印尼海军在廖内省海域扣押了3艘非法捕鱼的越南渔船。在佐科的命令下，海军特种部队移走了船员，并炸沉了空船。这与前一届印尼政府“多朋友，零敌人”的外交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当坐满寻求庇护者的澳大利亚海军舰艇驶入印尼海域时，佐科政府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这是不可接受的行为……我们有国际法，你必须尊重国际法。”在就职演说中，他誓言要把印尼重新打造为“海洋强国”。“我们希望能在各民族中受到尊重，成为一个有尊严、有自信的民族。” 印尼维多多市长佐科政要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