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堡的那座“中国城”

文 / 麻辣tongue

“我开始在这儿工作之前，也压根儿不知道汉堡曾经还有过这么多中国人。”这间灯光昏黄、香烟熏绕的酒吧是香港旅馆（Hotel Hongkong）的大堂。夜幕已飘落在汉堡城著名的红灯区——圣保利街区（St.Pauli）的绳街（Reeperbahn）上。酒吧里还没上客人，吧台后并不光鲜照人的女服务员吸了一口叼在嘴里的烟，不紧不慢地对我说。

这条绳街以北的侧街名为“汉堡山”（Hamburger Berg），如今是汉堡当地人夜生活不可或缺的去处之一。香港旅馆就位于这条街上。旅馆前厅对着吧台的墙上挂着两幅人像。画中人身着长衫，长着一副亚洲的脸孔——他是店主玛丽塔·索尔提（Marietta Solty）女士的父亲，张添林。上世纪初，三十出头的张添林将妻子留在了广东家中，随着货船来到汉堡，接管了他叔叔开的这家香港旅馆。自此，张添林的余生都与汉堡的这座如今已不复存在的“中国城”绑在了一起。

在法国人Claude Fran?ois Jouffroy d’Abbans于1783年建造出第一艘真正能够下水航行的蒸汽船之后，航运界又经过了近一个世纪，才迎来了远洋、蒸汽轮船的诞生。19世纪末，航行于广阔大洋之上的船已不再配备船帆，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日夜不停地需要吃煤的蒸汽锅炉。货轮上于是出现了新的工种：锅炉工和运煤工。其高温下的工作条件之恶劣，强度之高不难想象。当船进入热带海域时，锅炉工人高温中暑的情况发生频繁。自1890年左右起，许多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船运公司如德国不来梅的北德意志·劳埃德、汉堡的汉堡－美洲公司，多以各国当时的殖民地为基础，开始雇佣“有色”海员。这些来自亚洲或非洲的船员们大多都是锅炉工或运煤工。他们干的是船上最脏最重的活，索取的佣金却比一般欧洲海员低得多，常常只在三分之一左右，实为海上苦力。船运公司官方称这些“有色”海员比一般欧洲海员更耐高温，因而更适合负责锅炉工作，但实际不过只是为了节约海上人事开销而已。德国船运公司雇佣的中国人主要都被安排在欧洲－东亚航线，1902年所有德国货运轮船上共计约5万海员中约有3000人来自中国现广东及浙江地区。其中，广州周边、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宁波籍居多。张添林的故乡就在广东。当时的华人海员在欧洲人眼中一方面是“百依百顺”、“无怨无求”的廉价苦力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散布开几分不安的气氛。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Yellow Peril）的概念在西方国家流传开来。商人们惶恐亚洲的经济、军事崛起会击溃欧洲的生意市场，一般工人们则害怕“没有任何要求”、佣金要求低得多的华人苦力会抢走他们的饭碗。

华人海员也随着船来到了德国的港口城市汉堡。与今日的海运不同，当时的蒸汽货船抵达海港后，装船、卸货都是依靠人力，船在港口的停靠时间也比现在的货轮长得多，一般都在一周左右。船上的海员有大把的时间进城宣泄寂寞，直到在霓虹下掏光口袋里所有的佣金为止。船到汉堡，毗邻港口的圣保利街区自然就是最好的去处。对于那些来自中国南方的海员们来说，也不例外。19世纪90年代，在荷兰鹿特丹、英国伦敦等欧洲港口城市已陆续有华人海员驻扎下来，城中渐有了华人聚集紧密的街道。德国汉堡的情况却有不同。1892年，汉堡爆发了德国境内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霍乱，死亡人数估计近9600人。汉堡作为国际港口的声誉因此大受影响。为重塑汉堡港的形象，当局不仅加强了对港口区域的卫生管理，而且对外籍移民也严加控制。在当时西方人的意识中，华人的聚集会给城市卫生造成严重威胁。这一偏见不仅在欧洲广泛存在，在19世纪50年代已有成形的中国城的美国也同样流行。因此，汉堡警方尤其注意控制华人海员在汉堡城内的逗留时间，尽量排除中国人常驻下来的可能性。

尽管官方竭力阻挠，汉堡城里依然寥寥住下了一些黄皮肤的人。汉堡官方登记在册的中国人1890年共计43人，1900年22人，1910年207人。他们随着货船来到汉堡，在港口售卖一些他们在航行途中收获的各种海里的珍品，赚点外快。因为这些中国南方人一般肤色较深，汉堡人也称他们为“褐色水手”（Braune Matrosen）。为展示汉堡港口的国际化，当时汉堡城市的明信片设计中已有黄皮肤、黑皮肤的水手出现。

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将近800名“有色”海员困在了汉堡港，其中有近300名中国人。

1917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向德奥宣战。自此而起，中国人被划分为“来自敌对势力的外国人”。除此以外，当地人还常常将他们与日本人混为一谈。而此时的日本人因籍为战争敌对国，早已深受德国人憎恨。

街上的平民们看见中国人，便会跟在他们身后喊“Tschin Tschan Tschun”。当时的欧洲人听不懂中文，便用这三个音来普遍代指，类似中文里的“叽里呱啦/鸟语”，带有歧视性语气。在当时德国人的偏见中，所有中国人都长着“眯缝眼”（Schlitzaugen）。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会冲着中国人将眼睛拉成一条缝做怪相，嘲讽之意毕露。当时的一名中国人在给一所德国学校的信件中写道：“自从来到汉堡以来，我没有度过一天不受辱骂嘲弄的日子。”战争结束后，大多数尚在汉堡及全德国范围内的中国人返回了中国。1919年1月中，近230名海员从不莱梅和汉堡出发，在哥本哈根登上了归家之船。1914年以前在汉堡常见的华人面孔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也消失近尽了。

上世纪20年代初，中德两国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战”的战败使德国失去了在中国的租界和殖民地，而中国也因胶东半岛将被转交到日本人手中而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这为改善中德关系排除了一大障碍。1921年7月，中德签署了《中德协约》，同意双方的经济往来。自此，在汉堡定居下来的华人数目有了新一轮的攀升。20年代中期的多份汉堡警方报告显示，这些华人多为从英国利物浦（Liverpool）和伦敦随船而来的海员。当时的德国正面临着一场在1923年达到“顶峰”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致使从英国过来的海员因持有的是英镑而成了富有人群。这一消息很快在华人海员中传开，人们纷纷来到汉堡购置店铺，摆脱了锅炉工和运煤工的工作，自己当老板做起了生意。因为拥有邻近港口的地理优势，汉堡圣保罗街区里与绳街平行相邻的首饰街（Schmuckstra?e）成为中国人的集中地，亦被称为“中国人区”（Chinesenviertel）。这里还出现了一家专门招聘中国海员的办事处。餐馆、旅店、烟草铺、洗衣店，中国人经营的生意大多与海员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张添林的香港旅馆也是海员们常常光顾之地。当时的海员一般一年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海上，剩下的三个月可以上陆休假。他们带着姑娘来到香港旅馆，房间一租便是一两个月。不仅吃住玩乐的日常开销都是水手付账，因为这些姑娘在此期间无法上工，他们还得付给老鸨“补偿金”。“对姑娘们来说，这两三个月的生活可不赖，收到价格不菲的首饰作礼物也不是罕见之事。”玛丽塔笑着说，“水手们挥霍完了领来的薪金，交不起房钱的时候就会先告诉我父亲一声，再自己跑到航运公司去预提下次航行的工钱出来继续玩儿。”就如杜拉斯在《直布罗陀水手》里所写的一样：“每一个中国水手在汉堡都有一个情人。”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在汉堡长居下来的中国人几乎全是男人。他们中的不少人，尤其是经营打理出了一番生意的店老板们，身边一般都有一个德国女人。她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与中国男人联姻是出于感情，但也不乏贪图钱财之例。德国女人们帮忙打理生意，撰写信稿，负责跟各官方机构的交涉。汉堡记者摩根斯特尔恩在与几位交谈后记载道：“她们说，中国男人比德国男人更符合女人择夫的标准。”张添林身边的女子却非德籍。她来自波兰，玛丽塔的母亲。生下玛丽塔后不久，她便随他人去了美国。香港旅馆里的生意大多是张添林自己打理。涉及各类官方文件时，他的一名德籍律师朋友和他的税务咨询师便会帮忙。

常驻下来的黄皮肤中国人并不容易被汉堡市民接受，这些人的生活对于大多数汉堡人来说有些让人不安地深不可测。居住邻近中国人区的一些汉堡人禁止自家孩子去“中国人那儿”玩耍。又由于当时的中国海员私运鸦片，虽然大多供自己使用，但已广有谣言称这些首饰街上的房子为“鸦片窑子”（Opiumh?hlen）。警察进行例行检查时，往往要等很久才有人来开门。怀疑这些中国人在自己的地下室里吸鸦片、赌博似乎并非空穴来风，但每一次警察的突击检查都无果而终。上世纪20年代，一起两个中国人被谋杀的案件又为这片中国区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更有甚者谣称中国人在首饰街上挖掘出了一整套地道系统，虽然实际上确实只有几间地下室被打通，方便海员居住而已。说到这个话题时，玛丽塔说：“我父亲一直说，赌和毒，他的生意都不沾。”有意思的是，有关中国城里地道的谣传不仅在德国汉堡，也在20世纪初的许多美国城市出现过，当时的许多中国劳工移民在美国居住的也是地下室租屋。

1933年初，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其纳粹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虽然首先针对的是犹太人，但德国航运业界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在政治压力下，德国各船运公司及船东纷纷解雇了此前聘用的“有色海员”。同年底，汉堡美洲公司（Hapag）解除了与近300名华人锅炉工的雇佣关系，仅保留了75名华人洗衣工。其他船运公司的情况也类似，黄皮肤船员在船上几乎只能当洗衣工，因为没有德籍海员愿意接受这份在当时被认为是“该女人做”的工作。

自1936年起，纳粹政府开始扩充军备，筹划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军工业所需的原料如铁矿石等只能从其他国家用外汇购买。这使得纳粹政府高度加强了对民间外汇的控制，规定无论额度高低，一切外汇必须立即交予银行兑换。汉堡海关开始规律地在圣保罗街区展开检查，搜查的目标物即为中国城区里私藏的外汇以及其他违禁物品。1938年10月13日，16名盖世太保与海关人员一起搜查了首饰街，并逮捕了69名中国人。虽然每次搜查的结果不外乎是一些零碎的外汇和过期的居留许可，但汉堡海关机构依然认为圣保罗的中国城区是一大犯罪窝点，甚至会危及整个德国。1938年，位于柏林的帝国刑事警察部成立了专门负责华人事务的“华人部”。除此之外，有关部门还宣布，拥有德国伴侣或与德国女人有非婚生子女的中国男人在被收回拘留许可后，必须离开德国。1938年9月，盖世太保在关于首饰街18号的中国店主的报告中写道：“因其与一名德国血统的女人非法同居，我们责令张在两个月之内离开帝国国境。”自1938年起，希特勒的纳粹政府对亚洲战场表示出支持日本的态度，导致国民党政府于1941年终止了与纳粹德国的外交关系，并于同年12月9日向其宣战。由此，在德国居住的华人与在“一战”中一样，再次成为“敌对势力的外国人”。

1944年5月13日，盖世太保在圣保罗街区发动了“中国人行动”（Chinesenaktion）。近200名秘密警察搜查了街区内每条街道，逮捕了所有中国人。总共129名中国男子被关进了汉堡北部的福尔斯布特尔警察监狱，罪名为“被疑助敌”（Feindbegünstigung），因据说其中几名海员试图返回英国货轮上工作。张添林也在其列。这些中国店主的德籍伴侣也难免牵连。盖世太保称她们“危及德国人民安全”，对她们进行所谓的“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遭到逮捕的中国男人一些不久后便被释放，另一些则被转送至威汉姆斯堡劳动改造营，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被强制进行繁重的劳动。“二战”结束后，一项英国调查显示，共有17名中国人死在营中。幸存者大多在战争结束后返回了中国，只有近30人在汉堡留了下来。

“我父亲很少跟人说起他这段时间的经历。他被释放的时候一无所有，身上的衣服都是从红十字会领的。这店以及里面的一切东西都在他被捕的时候被没收了，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申请要了回来。”玛丽塔对我说，“他出来以后就开始拒绝说德语，除了非说不可的时候。跟其他留下来的中国人他也断绝了来往，因为他一直相信自己是被其他中国人揭发才被关押了那么长时间。在被捕之前，他曾帮助过几名海员返回英国货轮。”

“二战”结束后，德国政府开始对遭受纳粹政府迫害的人们进行补偿。留在汉堡的华人，包括张添林在内，也提出了补偿申请。但根据德国法律规定，补偿条例仅对出于政治、宗教或种族主义原因进行的迫害有效。而德国当局不认为“中国人行动”是纳粹政府基于种族主义发起的：“因当事人有犯罪及助敌行为的嫌疑而将其逮捕，是所有文明国家都有权采取的措施，并非纳粹政府的迫害。”华人提交的迫害补偿申请因此均被拒绝。许多华人纷纷声明并坚持自己在德国居住期间并无任何违法行为，“中国人行动”分明就是出于种族主义原因的迫害。“我父亲申请补偿没有成功，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对我来说，这抗争也没有任何意义了。他才是需要被补偿的那个人。我一直努力争取，希望他们也在香港旅馆门前的地上嵌一颗星，结果没通过。因为他们说我父亲没有被纳粹迫害致死，五角星只能给遇难的人。我说那就以这颗星纪念那些在集中营里遇难的所有中国人吧。结果也不行，因为这些中国人不是在我这店门口遇的难。”说到这里，玛丽塔的语调低了下来，尽透着无奈。

张添林二十几岁来到这座德国港口城市之后，余生都被拴在了这里。今天，圣保罗首饰街街口的一块牌子还记得这里曾有过的中国餐馆和黄皮肤水手。那些有关中国水手和他们汉堡情人的故事也随着现代航运的发达一去不复返了。德国汉堡失去了它的“中国城”。还能引发人们几分遐想的，只剩下了绳街附近香港旅馆的霓虹灯。

2010年，四名德国康斯坦茨高校的大学生拍摄了一部关于香港旅馆的纪录短片《陌生的家乡》（Fremde Heimat），获得了2009/2010德中科学教育年的最佳影片奖并在上海世博会汉堡厅播放。香港旅馆的历史由此又受到了更多德国媒体的关注。 中国城盖世太保玛丽塔德国交融中国人汉堡民族融合海员文化中国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