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互联网创业新地标

( 咕咚CEO申波 )

分享团队生产力

想找到沈学良很难，作为成都彩程设计的CEO，他平时不在办公室，也可能不在成都——自从做了团队协作软件Tower（塔台）之后，彩程的十几名员工干脆都在家中办公，靠软件来协调工作内容。老沈的家现在已经随着妻小安顿在了苏州，有时候他回到成都，想坐镇办公室部署一下工作，结果发现员工们还是不来上班：“哎，这群人，对老板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

如果不出来创业，沈学良可能已经是电子科技大学的一名处长了。2001年本科毕业后，沈学良留校做科技类行政工作，这是一个既安稳又清贫的活儿计，拿了两年600块钱月薪后，青年教师沈学良实在受不了这种平静，决定自己出来单干了。

当时的成都创业氛围不如今天浓厚，电子科技大学绝大多数的毕业生还是要离开成都，流向各大一线城市。这所1956年中央政府为了培养高级通信工程师而设立的大学，一直在向全国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沈学良少数留下来的同学几乎都是四川籍，他们要么去了本地各种研究所，要么就在少有的几家外企里任管理岗位，去向都是正统的工作单位。很长一段时间内，创业并不是一个常见的选择。

沈学良加入了一个做IP网络电话的团队，分别在深圳和北京打拼了几年，这段经历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创业的学习班，最火的时候老沈经历过日进斗金的营业额，但最后也见证了因为管理层决策失误，同时产品撞到了政策红线，整个公司惨淡收场的结局。2008年，沈学良决定从北京回到成都，自己干点什么。

( 成都的交通体系逐渐完善，让市民的出行更加顺畅。图为市民体验新建成的二环路高架 )

他很快就聚拢了7个同校的兄弟，公司最开始的经营内容是做用户体验设计。“起步并不顺利，市面上像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极少，有的客户直接指着‘用户体验设计’几个字问是什么意思。当时全国做这个业务的公司一只手数得过来，基本在北京、上海，成都就我们一家。”

老沈在经营业务的过程中，也侧面见证了国内不同城市的创业文化：“深圳的硬件厂商多，没有能做设计的人才；南京、苏州的IT依托第二产业，为纺织、食品产商做工业控制软件的多一些；杭州的电商更发达，比较适合卖货；大连有东软对日外包，做医疗系统集成。”沈学良不喜欢北京的氛围，他说：“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项目说得很大，不提个百万用户，对投资人、对自己都张不开嘴，成天都在说我认识谁，我打算什么时候上市。”相比之下，成都要踏实得多，作为一个公司创始人，在成都不会受太多影响，“没有那么多纷扰左右你”。

( Camera 360 CEO徐灏 )

此前沈学良的客户主要集中在北京、深圳，四川的团队很少能负担得起单独做设计优化的费用。2010年，沈学良主动去找过“当时成都最有钱”的创业团队咕咚运动。咕咚当时专注做硬件，软件做得并不好，老沈找到CEO申波，提出帮他修改UI和业务逻辑，从产品定位开始，制定流程设计，最后一直到布置用户触碰的按钮位置。

那时申波的咕咚运动刚融到了第一笔投资。为了能申请进入天府软件园，咕咚参加了评审会，做了20分钟的产品阐述。智能硬件的概念在2012年才为人所知，申波本来只是想要一间免费的办公室，没想到现场盛大18基金的评委对智能硬件非常感兴趣，咕咚很快就经过时任盛大网络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天桥的拍板，拿到了2200万元的天使投资。这也成了成都互联网圈的第一个创富神话。

( 2014年11月，中国第五届马术节在成都举行 )

沈学良自己也在找突围的方向，传统的外包工作是个体力活儿，如果做不到国内知名，就一直要受接单量的限制，员工们永远喘不过来气。新兴的移动互联网是个明显的风口，老沈跟团队想了一圈点子，结果最后发现，金矿就在自己的工作之中。

因为外包服务按工作量计算费用，2011年彩程开发了一款TeamCola软件，来统计员工每小时的工作内容以便跟客户交代；2012年，团队又设计出DesignBoard，方便做设计图的讨论，两个内部使用的统筹软件放到网上后反响异常好；等到2012年11月，因为自己团队协作的需要，彩程又推出了Tower，这是一款在线团队协作工具，团队成员可以在线分配任务，相互协作。在Tower上，用户能在线共同编辑文档，讨论任务中的工作细节，发布对个体的动态通知，每日工作会有总结，并能建立团队日历。这个简洁明快的小软件，能把团队内部从日程安排到项目推进的所有动态都流畅地体现出来。

Tower上线后，用户数量立刻达到了前两款的10倍以上，Tower的主要用户是互联网公司，给产品经理、项目经理、设计师使用。“这个软件赶上了一个新趋势，从2010年开始，iPhone上出现了很多暴富的故事，吸引了大批小公司创立起来，常常五六个人就拉出来一个公司。我们的软件就是把过去在QQ群、白板、邮件中统筹的内容变成了一个简单可行的软件，特别适合20人以下的小团队使用，一下子就火起来了。”

而彩程公司自己也彻底Tower化了，团队现在一共16个人，12个在成都，其他的在南京、苏州、北京、广州，此前还有一个在伦敦的实习生。大家全部用Tower在家工作，随时互相开视频会议。彩程的办公室很小，只有一个行政人员在那上班，其他人基本不过去。

Tower上线一周后，沈学良就见到了红杉资本。2013年，彩程拿到了红杉的200万美元投资。2010年之前，大型的投资公司都不把成都当作布局点，现在国内知名的投资人，一年肯定要来几次成都。一些新锐公司自己成立了本土的投资公司，为长远发展做战略布局。本地的传统投资者也开始转向互联网领域，主要集中在天使轮。“在成都本土想拿100元万的投资还是很容易的，本地的市场已经有这个承接力了。”

现在，Tower的用户在国内不断扩展，聚美优品、小米、新东方、果壳、丁香医生等团队都是彩程的客户，完全不受地域的限制。在拓展方面，沈学良有一种成都本地人的乐观风格，他并不着急火速扩展用户量，觉得现在的日活跃量还需要再涨涨。在成都养一个团队，生活压力也不大，老沈说自己不需要信口开河跟员工吹嘘上市、下一轮投资，只是希望Tower未来像桌子、椅子一样，成为创业团队的必需品。“如果不是在成都，我们早就死了，员工会着急跳走，跳到一个会画大饼的老板那里。而成都可以先经营，再继续找投资。”

年底之前，沈学良到成都做完了今年的最后一次布置，第二天一早就坐高铁回苏州，在火车上还可以用自家的软件做工作。他乘坐的列车一路横穿中国腹地，早上8点从成都出发，晚上23点就能到家了，过去的大山屏障已经被动车隧道打通，从成都到东部沿海的距离，从没有像今天这么近过。

从影楼到APP

Camera 360的办公室带着鲜明的装修风格，在软件园C区最高的一栋大楼里，整个16层都是它的办公室。前台旁的白墙上，印着硕大的“ART in YOUR HAND”（你手中的艺术），CEO徐灏很乐意为来客展示公司的工作空间，穿过咖啡馆、会客室，眼前冒出的大片工位五颜六色，整个1500平方米的办公室看起来色彩明亮，与这个做照片处理的软件公司非常相配。

而2010年，刚搬到软件园时，徐灏所拥有的就是一间100平方米的办公室，员工就是他和哥哥徐滢两个人。办公室在对面大楼的负一层，那里被软件园的孵化器创业场拿来做孵化。

这不是徐灏的第一次创业了。最早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徐灏就跟高中同学顾锐在成都开了一家专业级别的录音室，无知无畏的年轻人们买了全套专业的录音设备给人灌唱片。当时很多成都的小歌手来这里录制小样，但在1996年，60块钱一张的价格还是高出了市场承受能力，录音室开了不到一年，徐灏就把父亲卖专利拿到的30万元创业基金赔得底儿掉，只好关掉录音室去继续上学。

在读书期间，徐灏也没有停止折腾，他和哥哥从1989年就开始接触电脑，从小又被父亲逼着学习摄影，这两个爱好成了兄弟俩个人发展的主要路径。在大学期间，徐灏帮《电脑商情报》做付费电子报，成为国内第一批网络媒体编辑，自己又做软件开发设计照片处理软件。“就是过去在地下通道总见到的，一个人拍张照，然后把头嫁接到婚纱大片里的那种，都是瞎折腾。”到了最后，他干脆毕业证也不要了，全职开了一家爱琴国际婚纱影楼，率先成为成都第一个做数码婚纱摄影的生意人。

在这个影楼里，徐灏发现自己人生的目标并非是为了赚钱，他和哥哥的兴趣还是在软件研发上。徐灏的影楼里最大的卖点，是他们自己研发的一款修图软件。“头发丝儿都能自动抠下来，你在成都拍的照片，按一下鼠标，背景立刻就换成了大海。”这款软件在《人像摄影》、《人民摄影报》等媒体上被誉为中国的PhotoShop，徐灏还常做讲座，把它当作一个工业级的软件做培训。

但当年这款软件并没有赚到钱，跟5块钱一张的盗版PhotoShop光盘比，徐灏6万块钱的转让费没法跟人家竞争。他后来又和哥哥转作彩色二维码，用色彩增添二维码的信息量，但他们的想法太超前了，在2007年这个前移动互联网时代，满街的手机还是塞班系统和低像素摄像头，这个项目根本没有普及的土壤。

多次的创业最后都无疾而终，徐灏还是想做点好玩的东西，他一直在零敲碎打地改进那款修图软件，调整类似调色阶、图层处理的部分算法，偶尔把其中的技术外卖出去。除此之外，兄弟俩也没有想好下一个项目到底做什么，只是徐灏心里一直有个念头惦记着：“我做计算机这么早，上网也这么早，看过这么多公司起起落落，我们总得去做个大事，至少也要做一个知名的企业吧。”

2010年，徐灏发现，此前一直惦念的3G和移动互联网浪潮终于卷起来了，他和哥哥马上投入到手机软件的开发中，过去做图层处理的经验立刻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因为有过去成熟的软件经验，Camera360在安卓市场上线的第二周，就冲到了娱乐类软件第一名。随后在2011年6月份反向移植到iOS平台，立刻登陆北美区和中国区App Store的拍照类应用榜首位置，在当年9月的4天限免活动中，Camera 360甚至超过了著名的instagram，成为美国摄影类下载榜的第一名，获得了45万用户。到了2011年，Camera 360的用户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

这一次，手机软件全新的下载方式，直接解决了过去的推广难题，过去难以破解的转让成本，也被爆发式兴起的资本市场彻底解决。兄弟俩成立的品果科技在次年拿到了戈壁投资领投的A轮投资，很快又吸引了经纬创投的B轮投资。

更戏剧化的经历，是他们被天府软件园发现的故事。2010年，当时的天府软件园创业场负责人周江逛Google Play榜单的时候，发现一个叫Camera 360的APP排名很高，他好奇地点开官方网站，当时Camera 360还是个“.us”的廉价域名，鼠标拖到最后，网站备案号赫然写着一个“蜀”，发现居然是个成都的公司，周江立刻发了封邮件过去，邀请对方来软件园。

从这时开始，徐灏和徐滢终于不再是两个人在奋斗了，他们搬出了家门，成为创业场孵化的第一批企业，录音室时期的合作伙伴顾锐也再次加入到团队，成为了第三个创始人。品果刚在北京开设了一间分办公室，现在有近20个人在中关村办公。“北上广的节奏相对还是更快一些，我希望两边能同时发展。”

但公司主要的阵地还是在成都，三个创始人都是四川人，他们乐于给员工开出超过BAT的薪水，让大家享受成本更低的舒适生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软件的推广已经完全不受地域限制，目前Camera 360的用户已经达到了3.5亿，活跃用户有2000万，其中有六成都是在美国、日韩和东南亚的海外用户。

Camera 360的一个研发重点是做新滤镜。徐灏解释，滤镜简单来说就是对图层RGB三个颜色的调整，深度在于技术的复杂度，还有里面体现的艺术性。最近他们在与一家成都本土企业V2合作，对方是一个国际摄影机构，在全球有二三十个分公司，Camera 360通过与顶级摄影师合作，来提供滤镜的新灵感。成都这个全国知名的摄影城市，她所能提供的资源，是其他城市远远不可替代的。

产业集群

成都很多创业团队都认识周江，作为前天府软件园创业场负责人，周江几乎见证了整个天府软件园的发展过程。2008年周江刚到软件园工作时，从中心城区开车一路向南，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少，等到软件园附近，几乎是一片无人地带。

那时的软件园只有A区和B区，刚刚进驻了SAP、阿尔卡特、NEC、新蛋、华为等大公司，成都政府很早就确定了要发展IT产业，政策倾斜营造的价格洼地，吸引了大批知名企业进驻。

但因为当年的成都信息产业并不成气候，企业在这里经营的都是边缘化的业务，比如客户服务、运营支撑、账单处理，或者其他外包业务等。周江对当时的软件园“软件及服务外包中心”的定位并不看好：“整个产业链都过于低端。”

在这个阶段，成都的中小创业团队也还是一盘散沙，2010年之前，在互联网创业方面成都并没有多大的名气。沈学良回忆：“一个没有钱的小公司，在一个基础不深厚的城市，很难从零开始做起来。”周江试图培养一下创业的土壤，他把所在的天府软件园改成了一个叫“创业场”的孵化器，自己把成都地皮上有名的站长全找了过来：系统优化软件“鲁大师”、2366游戏平台，还有做音乐下载、小说阅读等各种各样的网站。“什么人都有，还有个域名大王叫朱江，现在手里还有两三万个双拼域名，除了腾讯，几乎所有大的互联网公司都在他手上买过域名。每年光续费都要一两百万元，这也是个非常有魄力的人。”

周江的想法很简单：这群人聚在一起一定会有化学反应。而他能提供的资源，就是大把的办公空间——天府软件园一直在建设，有大量的房间一时间很难租售出去，有些地下室、边边角角的小办公室，都被周江申请过来，只要能摆下一张桌子的地方，免费提供给创业者们，就替起步阶段的小团队解决了最头疼的资金压力。

其实在成都，多年来并不缺少做IT的人才，成都本身就聚集了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36所，每年有数十万的大学生走出校园，其中有大批互联网人才。多年以来，出川的很多毕业生都能在各个大公司里担任研发主力，留在本土的，和不断从北上广回流的人才加起来起码有二三十万，组成了密集的创业基础。当苹果iOS系统刚出来的时候，成都就涌现出了最早的自由开发者，随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大潮涌来，成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那些聚集在创业场的各式项目，由于集群效应，渐渐引发了国内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关注，很多小网站被收购，迅速有了名气。同时，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软件变成了全新的风口，成都顺势在2012年9月出台了《成都高新区加快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成都的交通体系逐渐完善，让市民的出行更加顺畅。图为市民体验新建成的二环路高速）

《政策》规定，总部从异地整体迁入成都高新区的，可按最高4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给予3年房租补贴；原有技术和管理人员一次性随迁的，按每人2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对增长快速的本地企业也给予重点产业项目扶持资金支持；对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给予50万至200万元企业经营管理奖励。不仅如此，《政策》还规定，在移动互联网相关领域知名企业工作3年以上、担任中高级以上职务的管理人员或核心人员到成都高新区创业，除办公用房、房租补贴之外，还可按企业规模和性质获得100万～500万元的创业资金支持（该项资金支持经复审合格后可给予连续支持）。针对其他创业者，项目经评估后，可获得的支持包括：办公用房、房租补贴，以及10万～100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这个补贴政策成为大批创业者回到成都最大的吸引力，一家叫博耐尔的手游公司当初就是因为成本，坚定了回成都的决心。两个创始人此前分别在北京、上海创过业，创始人之一曾贤儒算了一笔账：现在公司有312平方米的办公场地，软件园第一年免去了200平方米的房租，按每平方米每月40元计算，博耐尔加上物业，每年场地上的支出是7万多块钱。而北京房租的起步价是每平方米每天6块钱，同样的面积一年需要68万元。同样的启动资金，在成都起码可以多坚持几倍的时间。

而移动互联网最大的进步，在于破除了地域的限制。咕咚运动的手环，可以通过阿里巴巴在深圳的厂家制造，通过淘宝、京东，走线上渠道销售。Camera 360所跨越的地域更广泛，现在已经有韩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等多国语言版本，六成都是海外用户，国内用户也以北上广沿海城市为主，“在现在的互联网环境下，你的公司是否跟用户在同一个地方，根本不重要”。

现在成都高新区聚集了800余家软件企业，15万软件从业人才。并形成了600多家以游戏为主的企业团队和近5万人规模的游戏开发团队，预计到2017年将形成2000亿移动互联网产业集群。相应的上下游产业也正在不断聚集，以如今比重最大的手游产业为例，美术、配音团队正在不断增加，中国手游、乐逗游戏等分发商业开始进驻。更重要的是投资公司，周江过去还需要求人家来看项目，而在最近两三年，国内知名的投资公司接踵而至。“我最开始还每周都接待投资人，后来基本所有有名的基金都来过，频率越来越高，我就干脆不忙活这个了。”周江认为，恰恰是成都远离喧嚣，对投资公司来说是“便宜有好货”。王华东是经纬创投的副总裁，他已经在成都投资了六七家企业。“投资人是跟着项目走的，并不会制定每年主要去哪个城市这样的计划，只要你有好的想法，在哪里都不成问题。”

而对于小团队来讲，周江认为，成都是低成本起步最好的地方，同样的事情，在北京的成本起码是成都的3倍。周江目前也离开了创业场，开始做自己的投资项目。他希望更多见识过北上广、留过学、在大公司待过的人回成都创业，尽快打开成都本地的格局。“创业企业的数量增加，必然会出现质量变化，有能力的人会把整个圈子带动起来。”

“成都已经把创业的静摩擦都解决了，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周江解释，“一个物体想运动，静摩擦花的力气比其他大很多，从0到1的启动最难，等到1到10、1到100，只需要顺势而为就可以了。”

（感谢实习生郭木容、王宇、王紫祎对本文的贡献） 地标移动互联网投资成都发展互联网成都创业软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