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门区域改造：一座城市的“心脏搭桥术”

( 经过两年多的提升改造，作为迎宾之门的南门区域以崭新面貌示人 )

“迎宾之门”与城市中心

夜色降临西安城，环城南路上变得流光溢彩起来。7点半钟，随着三声钟响，放置在南门外广场的遮挡徐徐拉开，展现在游客面前的是一条笔直的御道和远方巍峨耸立的闸楼与箭楼。从御道南端向北前行，尽头由扇、幡、麾、幢、节等构成的华丽卤簿，簇拥着鸿胪寺卿和唐朝礼宾官员从两侧鱼贯而出。迎宾唱诵刚落，鸿胪寺卿随即向闸楼上方的驻军禀报。“落桥！”“开城！”两位金甲将士相继高喊。高大的吊桥缓缓放落，游客穿过护城河后，抵达幽暗的城门洞内，可听得月城里马蹄声以及铿锵的步伐声。

月城中将士们的阵列穿梭与花式旗舞给人以朴素庄严的感觉，它是高潮前的一处铺垫。真正的华彩篇章要等进入瓮城后的表演，落座观看的游客就好似唐朝宫廷夜宴的上宾：开场的“铸造城池”以一张隋代建筑家宇文恺绘制的城墙图纸为背景，演员们用肢体语言讲述筑城、城毁、再筑城的西安城墙史。“七德之舞”源自唐太宗李世民根据军歌《破阵乐》亲自编排的舞蹈，表现的是他征讨四方的显赫战功；“盛世长安”是唐代软舞与胡旋舞的结合，展现的是盛唐时四方来贺、八方来朝的景象；“丝路起点”中一声羌笛穿云裂帛，16名“飞天”造型的舞女带出32道七彩丝绸连接天地，最终在一曲《天下长安》的音乐声中众演员构成了为西域使团送行的盛大场面。

这版名叫《醉长安》的入城式策划和排练已有一年。随着南门工程全面竣工，入城式在9月重新亮相。“比起以前的版本，新版入城式更加纯粹了，定位于皇家礼仪欢迎远方贵客。”导演董学海介绍说。陕西民俗方面的展示考虑再三还是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月城中的军中仪仗。“这是尊重历史的结果。因为由闸楼、箭楼和城楼构成的演出空间正是古代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

“在南门举行入城仪式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西安市文物局前总工程师韩保全告诉本刊，“中国的建筑传统是坐北朝南，具体到城门制度中，南门就是正门。隋唐长安城太极宫宫城南门叫承天门，是朝廷举行朝贺活动的重要场所。《唐六典》中记载，‘若元正、冬至大陈设，宴会，赦过宥罪，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在唐代前期，皇室的朝贺活动主要在承天门举行，到唐高宗后，由于政治中心逐渐从太极宫转到都城东北隅大明宫，朝贺活动转向了大明宫南面的丹凤门前。”隋唐长安城从内到外是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的三重格局，在皇城南边的朱雀门与外郭城南边的明德门都曾有一些仪式活动。“朱雀门对着的朱雀大街是隋唐长安城的中轴线。玄奘西天取经归来，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在朱雀大街主持了欢迎仪式，玄奘将他带回来的佛经和佛像在朱雀大街进行展览。而隋唐长安城的面积非常大，达到84平方公里，明德门外虽然已经是郊野，每年冬至皇帝要去祭天，还是要经明德门通过。”

 2013年底，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城墙景区管委会主任姚立军（右一）和南门工程建设现场总指挥刘伟健（右二）在工地现场办公 

如今的南门叫永宁门，是明代城墙的正南门。明代城墙在隋唐皇城的基础上扩建，中轴线东移，今天的西安城墙也大部分为明代城墙的遗存。“明清两代，西安是府城而不是都城，因此永宁门外就不再举行代表朝廷的仪式。但根据城门制度的传统，让它来承载一场现代的迎宾礼非常恰当。”韩保全说。

永宁门的位置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好处于西安市区的中心地带。在1953年西安的第一版城市规划中，城南是文教科研区。“因为南边出现这一大片新城区，所以城市中心就由钟鼓楼的位置南移到永宁门区域。”西安市规划委员会前副主任、前总规划师韩骥这样说，“又根据苏联专家的提议，借鉴苏联和欧洲的规划手法，在城市的各个节点设置广场，作为市民活动的重要场所。永宁门区域就规划为一个市中心广场。”由于规划上的限制，永宁门外很长时间都是一片开敞空地，东西向的环城南路和南北向的南关正街汇聚在这里形成一个“丁”字路口。“真正空地拓宽修整成广场是在1995年。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希望广场能配合同期正在排演的入城式，为它提供表演空间。”

( 改造后的西安南门历史文化街区鸟瞰 )

对于南门这个敏感而复杂的“心脏”地带，它在风貌与功能上能有如今这般彻底改观并非易事。2009年，整个城墙景区划归曲江新区管理，涉及南门改造的方案不断被提出来讨论。三年后，终于有机会将其付诸实践。

历史遗憾与改善契机

作为“迎宾国门”，南门主体建筑之一的箭楼一直缺失。根据韩保全考证，南门箭楼毁于1926年的“西安围城”事件中。时值北伐战争期间，陕西靖国军响应北伐，遭到北洋政府派遣的河南刘震华10万镇嵩军的围攻，陕西10万多军民困守西安城。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率领的三部分军队，总共不过万人，却凭借坚固的西安城垣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坚守。“面对如此坚实的砖壁，按照当时炮火的破坏强度，不可能造成箭楼的毁没。应该是1926年10月19日夜晚，由箭楼驻军李虎臣某部机枪连的锅炉引发大火，燃烧数日而把箭楼焚毁。”

能够重新恢复箭楼，就成为历任“城墙守护者”的心愿。史凡在环建委工作期间，曾经主持拆除了南门瓮城内的违章建筑，也在一家日本企业的资助下重新修建了闸楼和月城——20世纪初，为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四面城门的闸楼和月城就已经全部拆除。当她想复建箭楼时，却遇到了困难，“涉及下面的人防工事，在报批手续上非常繁琐”。这处箭楼遗址终归是她在退休前的遗憾。“闸楼和城楼都有了，就差一处箭楼，‘迎宾大门’才算完美。”

受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的委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从2007年开始着手南门箭楼展示性修复方案的设计和申报。“旧城东、西、北三面的箭楼都存在，20世纪初德国建筑学家恩斯特伯石曼等一些摄影师还为箭楼留下过珍贵的影像，这都为我们设计的形制尺寸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方案，并补充以研究古代城市防御体系和西安明代建筑的需求，强调了在举办外事活动和发展旅游业时完整城墙体系的必要性。”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周萍院长告诉本刊。经过几次申报，国家文物局都没有同意箭楼复建的方案。“原因就是《国家文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时，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遗址上重建。’”随着文物法在执行力度上的加强，无论复建箭楼能做到如何准确，都没有任何余地。

但“经过仔细检查，我们发现了一个疏漏之处，就是没有对遗址来做考古发掘。于是我们请了陕西省文物保护考古所一起参与”。周萍说。考古人员清理出一批珍贵的遗迹：比如后檐墙的墙基柱孔、平台上的夯土和柱础、西南角与东南角残存的菱角沿等等。考古所得出结论：西安城墙永宁门箭楼遗址保存较为完好，形制清晰，是西安地区明清时期建筑和历史文化研究方面难得的实物资料。

文化遗产研究院于是重新来做方案，“复建箭楼”调整为“对箭楼遗址的保护性展示”。“这种方法在文保工作中经常使用，相当于用外壳将遗址罩住，达到保护和展示的双重目的。只不过在外观上，我们选择了和原来箭楼一样的建筑。”周萍说。按照这种思路建造的箭楼具有“钢铁的心脏，木质的皮肤”：20根钢柱打入25米深的地下，它们避开了柱础墙基等遗址，成为支撑外罩的骨架；在外立面上则依旧采用传统古建的砖木材料来做装饰。整个建筑都是可逆的，并且轻型钢结构相比纯粹的砖瓦木结构，使城墙减少三分之一的荷载。建成后，它是一个用来展示永宁门建筑技法的博物馆，观众透过脚下的玻璃地面就可以看到箭楼遗址，从而获得直观生动的感受。2012年，这版箭楼方案终于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认可和批准。

南门区域另一个缺憾之处是门外护城河流淌的经常是浑浊的臭水。“由于护城河的进水和排水系统不够理想，之前护城河每一次治污，结果都是‘治标不治本’。”陕西省水利电力勘测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农晓英告诉本刊。2005年，农晓英带领团队做了从东门到建国门一段的水系改造。“选择它来做试验段，是考虑到这一段城河边市政管网已经改线，不再有生活污水排放，所以水质容易控制和保持”。根据这一段的治理经验，2007年关于整个护城河治理的施工方案制定出来。“水系改造一定是一个整体思路，城河有它的来水和去水，所谓‘流水不腐’。”2012年，市政上即将进行环城南路交通综合整治工程，这意味着有大量生活污水排放管线要随着工程重新迁改，也就为水系改造继续从建国门向西南方向的永宁门、朱雀门推进，提供了便利。

环城南路交通整治工程由三处分离式隧道组成：含光门—朱雀门隧道、南门隧道和文昌门—和平门隧道。几处南边的城门，要属南门永宁门的交通问题最为突出——城楼和南门外广场形成一个巨大的环岛，东西方向的车都要经过两侧小门进城绕过环岛，才能继续行驶，人与车之间则是平交关系。隧道建成后，地上道路主要承担环城南路与周边南北方向道路的交通转换；地下隧道部分是东西方向快速通道，一路没有红绿灯。

2012年10月，几乎与环城南路整治工程同时，南门区域综合提升改造工程也时机成熟，正式启动。由城墙管委会投资建立西安城墙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担了工程市场化融资的工作。城墙文投总经理李铁军告诉本刊，该公司是在曲江文商集团的管理之下，他本人也是曲江文商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文商集团在经营大唐不夜城等一系列资本运作上非常成功，因此在金融市场有良好的信用，在招商上也有一批稳定的客户群。这些优势都为工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证。”

除了箭楼展示工程和建国门到朱雀门的水系改造外，南门工程又包括了南门外广场地下停车场的建造、南门广场以及两侧松园和榴园的重新设计，还有行人地下通道的建设。在西安市民印象中，南门工程似乎启动得更早。贯穿永宁门及中轴线的西安地铁2号线2006年开始设计，2011年投入运营。“南门外修地铁的彩钢板没有拆，就继续修东西向的下穿隧道了。西安市民对这两项民生工程充满了期待。他们比喻南门，就像个迟迟不掀‘红盖头’的姑娘。”西安城墙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南门改造工程现场总指挥刘伟健说。

“心脏搭桥术”

为什么南门改造要包含这几个子项目？在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南门改造工程总设计师赵元超看来，表面上它们是为了解决若干具体而迫切的问题，实质上则渗透了对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思考。“如果古代遗址能够积极介入现代生活，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保护。”赵元超是西安人，生于斯长于斯，城墙和城河是他从小生活的一部分。让他感到惋惜的是北京二环路的德胜门一带，“仅存的箭楼被机动车道包围着，就好像一具僵硬的标本”。他也记得葡萄牙艾佛拉老城，“保存得非常完整，却是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下午5点之后游客都不敢进去”。含有连接和融合之意的南门工程，被赵元超形象地称为一场“心脏搭桥手术”——“缝合了历史空间与现代空间，古代遗址将永远保持活力。”

建造地下停车场、下穿隧道和地下过街通道，都是缝合空间最显著的手法。“西安在2005年提出了‘唐皇城复兴计划’，其中一个设想是未来在老城区实现步行或者半步行化，辅以电瓶车、自行车及特色马车这样的绿色交通工具，还有地铁这样的公共交通来配合。这几项工程就尝试在南门节点上将私家车拦在门外，并为人们提供进城的交通便利。”赵元超说，“将来城墙之内是一个人的城市，而不是汽车的城市，真正恢复古城的味道。你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去认识一座城市，一定要用脚来走，如果乘坐汽车，脑海里留下的一定是浮光掠影的片段，印象不会深刻。”

这几个项目在南门改造工程里面施工难度最大。中铁隧道设计院项目经理张达栋告诉本刊，难就难在要处理好这些地下构造与地铁隧道之间的关系，保障地铁运营安全。“当年修地铁2号线的时候，我们主要考虑的是怎样将地铁对城墙的影响降到最小，并且避开箭楼的钢柱桩基。最后我们采取的是‘分绕法’，即地铁轨道从两侧门洞下面穿过，再汇总到南大街上。在其他站段，轨道深度是15米左右，这里达到了20米，这样就将地上建筑的沉降控制在要求许可的几毫米之内。”原来是“地铁保护古建，现在是其他建筑保护地铁”。东西向的下穿隧道在地铁之上，它和地铁顶板之间的距离不到1米。“对市政设计院的隧道建设方案经过评估后，我们对局部地铁区间隧道进行了加固设计，对中间相隔的土壤通过注浆来改变性能，提高密实度和抗裂性。在隧道施工的过程中，我们一直保持对地铁线路的监测。”地下停车场分布在南门广场两侧，一共近800个车位，是一片非常大的面积。“土壤就好像弹簧一样，如果随便开挖，你在这边取土，另一边就要隆起，随之而来的地铁轨道就会向上浮动，变形超限。通过前期精密的计算分析，我们确定一个合理的开挖工序：大体按照‘先中间后两边’的顺序，大的区域分成若干的小的方格，每个区域同时来挖对角的方格，从而限制土方的位移和变形。”

南门外复杂的地下管线对施工构成了另一重挑战。“新城区的管线布置会有清楚的资料登记，但南门区域是一个老城和新城的交汇地带，地下颠来倒去弄过许多次，市政单位都不清楚下面的管线排布。主要是有热力、电力、通信和自来水、污水、雨水这些管线，还有特殊的军缆。”张达栋说，“我们做了一些通往地下的探槽，和它们垂直的缆线都能看到。大的管线，比如直径1米的污水管和雨水管我们选择规避，细一些的路灯电线我们就帮它更改方向。”张达栋所在的隧道设计院会为管线的变化提出建议，实施过程中相关单位都要到场。“因此工程的协调量很大，电信局、环保局、园林局、渣土办等等都要打交道，我们还要与交警部门联系，根据施工进程来做交通导改，防止交通瘫痪。地铁运行则一天都没有中断过。”刘伟健说。

护城河进行治理，也是为了这个古代的城防工事能够亲近现代人的生活。生活污水的管线虽然改道，雨水还是要排进城河。农晓英团队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在河底铺设箱涵，也就是两条具有矩形断面的管道，既可以用来蓄洪滞洪，又可以分离雨水。箱涵的大小是根据雨水排放量来制定的，随着河道来变化，最窄处有2米，宽处有3米多。箱涵之外的河道里引入经过污水厂处理过的中水，常年保持清澈。

因为护城河东南角高，西南角低，河底的落差有十几米，为了有效治理，护城河被分为7个阶梯形的库区。南门工程里涉及两段，从建国门到文昌门，和文昌门到朱雀门。库区的设置，将每段水面的高度提高了4～6米。“古代的城墙与护城河是一种‘高墙深壕’的概念，现在的设计则强调人与水面的互动。”农晓英说，“我们沿护城河修建了4处下河踏步以及亲水平台，还有8个用于停泊游览船只的码头。由于水面升高，河道水下两侧都装有隐形的保护网，保证市民和游客的安全。”库区之间存在水位的高差，游船如何做到在整条河道里自由游弋？农晓英从长江三峡的船闸设计中获得了灵感，专门定制了小型推拉式的船闸。游船开进船闸，船闸里的水位上升或下降到和下一河段平行，再开闸放行。船闸也做了精细化的处理，其中一个船闸被做成下穿的廊道，沟通了外岸的榴园商区和内岸的环城公园，另外一处装饰有波浪状的纹样。“船闸都是在大江大河里使用，放在护城河里是我们的首创。”

事实上，和曲江新区其他文化项目，比如大唐不夜城、大唐华清池等相比，南门工程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涉及跨部门的合作和跨专业知识的运用。刘伟健曾经也是大唐不夜城文化商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谈起南门工程，她的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学习到了以前没接触过的专业知识。就拿安装船闸来说，虽然早就有了这个点子，可是大型水利枢纽上的船闸都是平开式的，推拉式船闸全国没有哪个厂家以前能生产，只听说过国外有一个军港使用过推拉式闸门，又不让人参观。最后我们其实是靠自己研究，解决了这个难题。”

在做护城河改造的同时，农晓英团队还负责河内岸环城公园的环境提升。80年代护城河清淤的时候，建筑材料堆积在内岸破坏了植被，再加上河底清出的淤泥可以加以利用，修饰成具有野趣的景观，当时的环建委就顺势围绕城河修建了环城公园。“基本就开辟了一条主路，两侧绿量也很小。”农晓英说。在做提升方案前，她带着同事去采访那些在公园活动的市民，了解他们的需求。“整体上说，我们增添了分叉的小径，丰富了园内的路。还补充了健身器械和座椅，重新栽种了灌木和乔木，移走了树龄老化的树木。像文昌门附近，因为紧靠文化单位扎堆儿的文艺路，往南的柏树林街又分布着将近20家秦腔茶社，那里一直都是秦腔爱好者聚集练习的场所。对于这样的地带，我们就加入了小型广场。改造后的环城公园容纳的市民更多了，早晚时间呈现出一片动静交织的景象。”

松园和榴园，以及南门广场的改造，在施工上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让人颇费思量的是它们在风貌上如何与古老的城楼体系相融合。80年代，南门广场西侧建立起西安市的老年活动中心，称之为“松园”。后来园子逐渐管理混乱，大部分房子被租出去做酒吧；榴园原名苗园，是和松园相对的儿童游乐场，里面慢慢分裂成几个单独收票的“园中之园”。一直以来，它们与城墙景观都很不协调。“改造中，我们先在功能上将它们统一，将两园定位在为城墙景区提供服务的商业配套，这样人们不仅能从南门进入，还能在这里停留。”赵元超说。

至于“南门广场上应该有什么”的讨论则一直持续到“红盖头”掀开前的一刻。“一个170米长度的广场，两分钟就可以从南走到北，我们研究了整整3年。”最终南门广场以“素面朝天”的样子亮相：正中间的御道将大片开阔的绿地分成两半，御道两侧装有13根中式路灯，寓意古城西安历经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御道尽头是长方形的庆典空间，耸立着6根铜雀为顶的雕花灯柱。“我们希望不论松园、榴园还是广场，所有的新建筑对于南门来说，都是‘绿叶’一样的背景，处于一种‘无’的状态。就好比中国水墨画中‘以白寄黑’的手法，我们是‘以无衬有’。”赵元超说，“通过改造，箭楼和两园形成了一个半围合的空间，它让广场上的人能够肃穆沉静下来，回望时间，回忆过去的人与事。”

这种感觉在参加一场入城式时格外强烈——那三声钟响后，伴随着徐徐拉开的遮挡，身后的车水马龙和喧嚣扰攘仿佛一瞬间都不存在了。御道两侧的宫灯渐次打亮。这条时光隧道引领着人们走向历史深处，接近古都那颗仍在勃勃跳动的心脏。

（感谢实习记者黄思莹的录音整理工作） 区域搭桥术西安南门南门改造北京城墙广场设计城市西安城墙一座西安建设建筑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