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诺贝尔经济学奖：垄断“驯服”术

( 10月13日，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在法国图卢兹大学经济学院出席记者招待会 )

天资高人

“当美国著名的博弈论学者梅拉斯（Mailath）介绍他在‘声誉模型’的最新研究成果时，梯若尔教授指出了其中一个致命的漏洞，并告诉他自己在10年前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后来发现此路不通。本来神采飞扬的梅拉斯教授立即变得满脸通红，站在台上好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时隔多年，陈志俊仍然对当年亲历的这场论文报告会印象深刻。

“梯若尔就像一个艺术大师，能抓住一幅画里最主要的几个元素，把它凸显出来，解释透，然后用这几个基本元素涵盖整体。”执教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陈志俊，目前正在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做访问教授，这使得他经常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晋得主。“听他讲课是非常享受的，他能把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用简单的模型描述出来，抓住一两个关键变量来解释。”陈志俊告诉本刊。

现年61岁的梯若尔仿佛专为经济学而生，被誉为当代“天才经济学家”。

1953年出生于法国中东部城市特鲁瓦的梯若尔在23岁时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大学（Ecole Polytechnique），这所拿破仑亲手创办的学校以培养法国理工界精英著称。两年后，梯若尔又获得了巴黎第九大学决策数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开始转向经济学研究。1981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他的导师正是著名的机制设计理论大师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

( 10月13日，梯若尔身穿印有图卢兹大学经济学院字样的T恤和学生们合影 )

在过去的30多年学术生涯中，梯若尔展露出惊人的天赋，取得了足以令任何经济学家瞠目结舌的成果：300多篇高水准论文，十余部专著，研究内容横跨经济学的各大重要领域，从宏观经济学到产业组织理论，从博弈论到激励理论，从公司金融到经济心理学。

“就像打通了经济学的全身经脉，这样的天才在当今世界很难找到第二个。”陈志俊说，“他的学术研究质量从开创性和原创性上一直非常高，并且数量惊人。几乎每年他都能在全世界最好的五本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一两篇文章，这个记录前无古人，我觉得今后也很难有人打破。”

( 梯若尔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时期的导师埃里克·马斯金 )

以至于陈志俊在图卢兹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新规制经济学的权威人物帕特里克雷伊（Patrick Rey）曾与友人开玩笑称：其实梯若尔不是一个人，是图卢兹秘密培养的一个二十人团队，每个人都是顶级的经济学家，共用梯若尔这个笔名……虽是玩笑，却也从侧面印证了经济学界对梯若尔那异乎寻常的高产高质的惊叹。

在陈志俊看来，梯若尔和其他获诺奖的经济学家有很大区别。“获诺奖的经济学家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拥有一两部具有巨大开创意义的著作或一两篇经典论文，但获奖后很难再有极具影响性的成果出来；另一类就是像梯若尔这样，除了在某一领域有巨大开创性贡献外，还仍然坚持在该领域或其他领域不懈研究，至今都很高产。”

“梯若尔的研究风格常常是在某一个领域深入做上几年，做到一定程度，他会以综述性论文或专著的形式完成该领域的理论框架建构，并指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然后转向另一个领域。”在陈志俊眼中，“他的贡献不仅仅是靠获得诺贝尔奖来衡量。”普林斯顿大学的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教授曾这样形容梯若尔：他的经济学直觉是经济学理论价值的最完美的体现，他把智慧光芒的热量撒向他所触及的每一个领域。

而梯若尔则曾经这样自白：“专攻一个方向当然很好，但是一旦把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搞清楚，我总是想把它们应用于各个领域。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产业组织，但我喜欢研究不同的领域，因为学无止境，你必须不断学习。每个学者都认为或者第一或者最后一个贡献是最重要的，这是错误的，因为各个贡献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作用、不断提高的，可能最后一个最重要，但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

理论奠基人

“梯若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意味着产业组织理论和规制经济学终于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梯若尔代表作之一《电信竞争》中文版译者、东南大学集团经济与产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胡汉辉教授向本刊如此评价。而陈志俊更是直言：“产业组织理论和规制经济学本身是微观经济学里面最大的一个分支。但这样一个大的领域却一直没有人获诺贝尔奖，其实是个很遗憾的事情。”

“一度以来，学界曾有这样的疑问：产业经济学（亦称产业组织理论）作为一门学科是否已经滑向了没落的深渊？”对于这个疑问，胡汉辉有自己的切身体会。

“几年前，我的一名学生欲赴美国从事产业经济学的合作研究，然而费尽周折却没能找到一位专门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老师愿意接收他，更令他奇怪的是，国外几乎没有大学设立产业经济系。”最后，这位学生只在某大学管理学院的信息系统系找到了从事经济与信息交叉学科研究的合作导师。

“我的另一位学生虽然在美国一所常春藤名校找到了专门从事产业组织研究的合作导师，这所大学每周坚持举办产业组织（IO）的研讨会，开设有IO的课程，但参与者寥寥，全然无法与金融方面的研讨会的热闹相比。”

在胡汉辉看来，恰恰是梯若尔造成了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今日的“困境”。1988年，梯若尔独著发表了《产业组织理论》一书，书中以博弈论重构了产业组织理论几乎所有的重要议题，包括从寡头竞争、纵向关系到市场进入与研发创新等等。他将精妙的数学模型与基于直觉的经济学原理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的集大成者。

“这本书虽然已经发表了20多年，但至今仍然为学习、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圣经。”胡汉辉说，“目前，这本书在Google scholar中的引用率已经超过了1.25万次，令所有有关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论文或书籍难以望其项背，甚至让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学者悲哀，感叹为什么要和梯若尔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梯若尔的贡献使得后来者大多在这个领域只能做些补锅匠的工作，多年来产业组织理论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创新，唯一的亮点就是双边市场理论。”胡汉辉说，没有理论创新就意味着很难发表文章，很多学者就会选择离开这个领域。“但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日渐式微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本身的式微。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恰恰反映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大厦在梯若尔的贡献下已经巍峨耸立。”

驯服大师

梯若尔并未止步于此。他和学术研究伙伴拉丰将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具体的产业分析，以经典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1993）和《电信竞争》（2000）完成了新规制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前者被称为“规制经济学的圣经”，后者则被称为电信改革的“蓝宝书”，而其中蕴含的“对市场力量和政府监管”的分析，使其得以加冕诺贝尔奖。

20世纪80年代，私有化浪潮席卷西欧，进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公用事业和垄断行业竞争与规制的大论战。当时欧洲国家的政府正在从国有垄断企业中撤资，电信、电力、铁路、煤气、自来水等自然垄断产业中掀起了放松管制和引入竞争的改革浪潮。梯若尔对新的规制规则的探索与研究恰逢其时。

“在梯若尔之前，人们曾经尝试寻找放诸四海皆准的规制原则。上世纪80年代初，传统的规制方法主要有两种：基于服务成本定价的服务成本规制方法和基于兰姆西（Ramsey）定价规则的兰姆西－布瓦德（Ramsey-Boiteux）规制方法。但这两种规制方法都忽略了规制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它们无法提供正当的激励。”陈志俊解释道，“一般说，被规制的垄断企业拥有有关运营成本的私人信息，并且总是有积极性来隐瞒这种信息，因而规制方很难获得精确的成本信息。举个政府采购的例子，国防部要采购一批飞机，却不清楚飞机的制造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签订一个既能节约成本，又能实现最优产品设计的采购合同，就涉及激励问题。”

“梯若尔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的工具用于规制问题的分析，通过一系列通用规则的巧妙设立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并设计出一个最佳的制度，提供有效激励。他同时指出，对于寡头垄断，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监管方式，而应将一系列通用的原则应用到各个行业的实际情况中，提出适当的政策建议。”

“除了打开理论之门，梯若尔还非常重视理论的应用和检验。”陈志俊说，“受电信领域和法国政府部门委托，梯若尔和拉丰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法国电信改革的实证研究，并担任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电信改革顾问。1999年起，梯若尔和拉丰应邀担任微软公司的经济学顾问，他们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为微软公司赢得反垄断案诉讼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权威的支持。应该说，2000年的《电信竞争》是他们将《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中的规制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电信及网络产业的竞争与规制的总结。”

当今世界，市场权力不断受到一些科技巨头的控制，谷歌现任执行董事长施密特拥有的权力甚至可以和当年的石油巨头洛克菲勒匹敌。“针对大企业市场势力的反垄断正发生新的变化，选择何种理论基点，是政策主体面临的棘手问题。”在胡汉辉看来，梯若尔研究的重要性正变得越来越大。“欧盟竞争委员会专员华金阿尔穆尼亚是令谷歌、微软、三星等跨国公司闻之色变的人物，他主导的竞争委员会已经对这些高科技公司施加了几十亿美元的罚款。阿尔穆尼亚认为，梯若尔的工作在欧盟竞争政策所运用工具的经济分析中扮演了中心角色。”

伟大友谊

获奖后的梯若尔曾多次提及他已去世的研究伙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在很多经济学者看来，这个奖也更像是共同授予梯若尔和拉丰的。

“如果拉丰在世，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应当是拉丰和梯若尔共享。至少，《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和《电信竞争》的作者署名顺序是拉丰在前，梯若尔在后，而新规制经济学研究领域更是二者共同开创。”胡汉辉仍然记得，“2001年在《电信竞争》中文版首发式休息期间，我曾向拉丰先生预祝他早日获得诺贝尔奖，他笑着说还要看自己能否再活15年。当时大家都没想到拉丰会在3年后因癌症去世。”

这位与梯若尔有着长达20多年亲密合作的学者是梯若尔学术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人物。1947年出生在法国东南部城市图卢兹的拉丰属于法国战后一代，在戴高乐的影响下成长，属于典型的法国式精英：在海外接受教育，但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哈佛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拉丰放弃了在美国任教的机会回到家乡图卢兹，创办了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

“没过几年，拉丰劝说当时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当了7年教授的梯若尔回国。”在陈志俊眼里，要放弃MIT的职位，这在众人看来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而梯若尔曾向媒体这样回忆当初的决定：“有了三个孩子后，妻子和我认为或许可以回到法国。在一年的学术休假期间我们回到了法国，与拉丰教授一起完成了一本教科书。我们决定留在图卢兹，不是因为法国比美国好，而是因为法国是我们的祖国。”

在拉丰和梯若尔传教士般的执著和努力下，不过短短10余年时间，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已经成为欧洲的经济学学术研究中心和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重镇之一。而梯若尔与拉丰长达20多年的合作与友谊更为学者们树立了团队精神的典范。

在IDEI访问研究期间，陈志俊说他深刻感受到了这种团队精神。“学者们所发表的大部分学术论文都是合作研究的成果，这种合作往往开始于一次喝咖啡时轻松的交谈，不同研究领域和学术背景的学者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探讨同一个问题，甚至提供不同的分析方法，由此找到共同的兴趣触发合作研究。在休息室和咖啡室，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开场白：‘最近在做什么研究？有没有可以合作的？’或者是：‘我最近对金融学的一个问题很感兴趣，你的博弈论功底很好，看看我们能不能合作？’”

而IDEI每周一次的论文报告会也给陈志俊留下了极其深刻印象：“许多时候，报告会往往成为个性彰显的学术批判会，学者们以不同方式发表自己真实的看法。比较温和的金融学家比安思（Biais）教授往往首先发问：‘也许我很愚钝，但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而年轻气盛的马蒂莫特（Martimort）教授的批评来得更直接：‘不对，根据我的直觉，你这个结论肯定是错误的！’而报告者最怕的则是通常坐在第二排的梯若尔教授和坐在最后一排的拉丰教授的问题，因为他们的评论往往直指论文的本质性错误。”

陈志俊说，如果一篇学术论文能在IDEI获得通过，尤其是得到拉丰和梯若尔的赞许，就很有可能发表在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上。“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有学者从其他国家甚至美国来到IDEI做论文报告的原因。”

虽然已经获得经济学界的公认，拉丰却在距离诺贝尔奖仅几步之遥的地方倒下了。陈志俊曾向拉丰问起过对获诺贝尔奖的看法，拉丰的回答让陈志俊颇为动容。“他说其实当年放弃在美国的职位回到图卢兹，根本就没考虑过要去得诺贝尔奖。他的目标是振兴法国乃至欧洲的经济学。但是如今，诺贝尔奖却对他很重要，因为有了它，他才可以要求政府对研究所给予经费上的支持，研究所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拉丰逝世后，梯若尔接过重担，担任图卢兹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让－雅克拉丰基金会主席和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今年是拉丰逝世10周年，在此时梯若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许让他的心里涌起更多对故友的怀念。正如梯若尔所说：“我比较幸运的是与很多聪明的人合作，他们贡献很大，而我的贡献很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经济垄断竞争经济学垄断理论经济学拉丰诺贝尔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