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统筹解决雾霾

北京的金秋10月本来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但今年10月，蓝天白云的日子用手指头都能数过来。京津冀全年大范围的空气质量恶化已经3年多，到今天依然没有拿出让人信服的数据去量化、去分解出雾霾的致因，虽然致因就那么简单——化石能源的污染。一个是汽车尾气，一个是燃煤排放，当然还有一些农村的无序季节性排放。汽车尾气污染的解决有众多发达国家的先例，不在这里赘述，况且我主观地认为，各种燃煤动力排放的污染无论在相对排放量还是绝对排放量上都是绝对致因。

北方地区的电厂基本上都是燃煤发电，每个电厂的建设起始都是带着可行性研究报告去发改委申请一个立项批文，有了批文就可以去贷款。“可研”中确实包括了“环境影响评价”，电厂的环评中是有关于运行后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指标的。也就是说，如果地方或者国家的环保主管部门有那么一点责任心，是可以在一个区域内对这些燃煤动力机构的排放进行一个量级预算控制的，当然也许他们做了，但是效果不佳。立了项贷到款就可以上马项目建设，发改委没义务去监管一个电厂的污染物排放，银行只关心贷款的偿付能力和预期现金流，只要并网发电，现金流就是很靠谱的了，何况如果电力企业不赚钱，他们还可以游说发改委涨价。再者，所有的电力企业的负债率都是80%以上，就是靠他们的营运现金流去偿还贷款，并给地方政府纳税，如果由于排放问题让他们限产、停产，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银行和地方政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政府去解决这个污染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闭环，而环保局根本没有权限让一个电厂停产，也没有可能对电厂排放物的总量和浓度进行实时监控。

说到对策，先从消耗说起。改革开放30多年让每个人的能源消费都有了几十倍上百倍的增长，当人们感叹今天的污染的时候，却从没有想过自己的消耗是不是应该控制一下。80年代，北京家庭的户均电耗不到500千瓦时/年，现在3000也属非常正常。而增速最快的是农村，80年代的家庭电力消费是50～100千瓦时/年，现在和城市的消费水平差不多。所以，让我解决雾霾问题首先要号召大家节约能源，接着运用市场化手段，强化多消耗多付费。多付费的部分不会给发电企业，因为让他们自己监管自己的污染是不可能的，而是成立“治霾”基金和组织。1千瓦装机容量，按年5000小时运行，可发电5000千瓦时，上网到使用终端，实际卖给用户约1200千瓦时（电网传输损失约75%）。每千瓦时收0.1元“治霾”基金，一年120元，一个装机容量120万千瓦的火力电厂一年就有近1.44亿元的治霾经费。

以北京2000万常住人口计，以每人实际消耗1500千瓦时/年（含所有生产生活用电），北京就可以用掉3×1010千瓦时/年，京津冀地区至少有8000万常住人口。按照终端消费0.1元/千瓦时的“治霾基金”，北京的“治霾基金”量级预算一年就可以有30亿元。京津冀地区以10年为界，上千亿元的资金治理不好这个“雾霾”么？当然这个钱不能给发电企业，最好也不交给政府，因为政府的运行效率实在不高。

有了钱，另一个必须有的就是“权力资源”。既然地方政府原有的行政体系比较难推动，那么能否在“人大”体系下设立一个特别的临时机构去管理协调这个事情呢？在一定层级的“人大”机构成立专门机构，能够在行政体系上与相关机关和执法部门形成平等沟通，必要时需要一级行政执法者予以法规上的支撑与支持。但是这个也许是最难推动的步骤，确实是我们个人不敢也没法想象的。

然后就是操作层面，首先重中之重就是数据。有了数据信息我们才能确定污染源和污染的程度，所有的燃煤动力单元其实都有环评，每一个燃煤动力企业，根据其发电量、耗煤量和燃煤的参数种类，基本可以评估出企业的污染排放量。用这些编制预算，纵横向地统计所有燃煤动力企业，标定位置和排放量及影响范围，设定这些理论值。动用一小部分“治霾基金”对每一个燃煤电厂进行外围的排放检测，对数据采集、集中、验证理论值进行修正。据此数据，再根据实时污染情况，气象信息等数据资料是可以总结出一套污染排放和雾霾天气和气候关联的相关性。再有就是选择独立的科研机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大量的科研机构都是这些发电大企业的二级甚至三级单位，如果让他们自己检测自己也是非常不靠谱的。由独立的科研机构制定减排的技术方案，逐步制定减排预算，再在执行中验证可行的量化减排进程，不断修订技术方案，使其更加有效。只要这个程序系统在相对独立的程序和系统中运行，实际的减排效果和雾霾天气的转变定在5年、10年内有所质变。

（文 / 北京  高先生） 解决空气污染统筹雾霾治理环境污染环境保护如果